孟晖作品:万里远来的衣衩
说起中国女性的旗袍,最吸引人眼球的应该就是侧边上的那两道开衩。这两道长长的开衩随着穿衣人的动作忽开忽掩,让一双玉腿半遮半露,非常性感,当然也就很诱惑。女性想出来展示自己身体的手段很多,这一种应该算是比较巧妙、别具一格的,我们民族惯爱于含蓄中达格外彻底之境界,这一文化性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可这开衩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什么年代开始才有的呢?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在衣服上做开衩,并不是中原本土的发明。
从各种各样的出土艺术品,以及少量传世绘画上看,在先秦时代,中原服饰上是没有开衩的,秦汉、魏晋南朝的服装上也没有——秦兵马俑上没有,马王堆出土的西汉衣袍实物上没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上也没有。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原地区的艺术表现中出现衣衩,是在北朝晚期。比如最明显的一例,是在北齐娄叡墓壁画中,有一位倚马站立的武士,在他所穿圆领袍的身侧,明显表现有开衩。另外,在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第四窟北周时代的《出行图》壁画中,有一位骑者穿着与娄叡墓壁画中武士相同的圆领袍,袍侧同样出现了开衩。
衣衩何以忽然出现在了中原服饰中?要知道,不仅汉晋服饰中没有衣衩,就是孝文帝改革前的鲜卑传统服饰,也不带衣衩。
从固原出土北魏漆棺等资料上可以看出,鲜卑的传统服装是一种对襟式短袍,这种袍子上是没有开衩的。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北朝时期,史料文献中出现了关于衣服开衩的专门记载,不过,说的却是外国的事情,北齐魏收所著《魏书》列传九十记“波斯”:“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
”“两厢近下开之”,当然应该是说,波斯男人所穿的“贯头衫”在两侧接近下边的部位有开缝,这,显然就是衣衩了。唐人所著的《周书》和《北史》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
似乎,中原的人们,包括那些刚刚进入中原不久的新来民族,都是在北朝这个时代才了解到衣衩这种形式的,对他们来说,衣衩还是个蛮新鲜的东西,以致要在文献中特意记下一笔。
而这一带而过的简单一笔,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条线索。 1995年在新疆尼雅发现的墓地中,M8和M3墓中都出土了珍贵的衣服实物,其中,有若干是不开襟的“套头”式的长袍、长裙,这些袍、裙或作为随葬品放在棺内,或者直接穿在死者身上。
它们都在衣两侧有开衩,因此,这些衣服正符合“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的记载,说明《魏书》所记载的这一种独特衣式,是确有其实的。这两座墓的年代,有人定为魏晋前凉时期,有人定为汉末建安至魏晋时期。
也就是说,《魏书》等文献所记载下来的那一很独特的波斯服装形式,至晚在魏晋或十六国时代,就已经流行到西域地区了。最有意思的是,M8墓中,还出有一顶白锦帽,帽缘上镶有皮革,帽面则为有四色花纹的白锦,正符合《魏书》中所记载的波斯男子“戴白皮帽”的风俗,北朝史料中所记载的波斯男子的整套穿戴,在这里全都发现了。
需要说明的是,带开衩的“贯头衫”的实物,在新疆地区其他同时期的墓葬中也有出土,可见,这种衣服样式在那一时代那一地区是被普遍穿用的一种日常衣式。
实际上,带开衩的贯头衫,在西域地区流行了很久,在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号窟的“回鹘高昌王供养像”中,三位回鹘国王正是穿着这一种样式的长袍,同窟的“三都统供养像”上,三位僧人则是在袈裟内穿了贯头衫。
不开襟、套头穿的“贯头衫”,显然不是出于中原地区的服饰传统,然而,正如文献和出土实物指明的,恰恰是这一外来的服装样式上带有“两厢近下开之”的衣衩,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出,衣衩乃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发明,如果史书记载无误,它竟是远从波斯传来的,真所谓“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其传播的路径,是早在汉末、魏晋时期先传入了西域,然后,大致在北朝晚期,中原地区的人们注意到了衣衩的存在,并把它引进到北朝服饰上。
顺便说一句,尼雅古墓中出土的衣物,显示出几种不同传统交混并存的特点,实在值得注意。如M8墓的男墓主身上,在最外面穿一条对襟短袍,下穿长裤,这种衣式在北朝时代的中原北方地区也曾经十分流行,如鲜卑人的民族服装就采用这一样式。
可是,在这件短袍里,他又穿了一件“波斯式”的套头开衩长衫。同墓女墓主所穿最外一层长袍上,却出现了在下摆边上镶缝一道百褶式宽边的做法,而这本是中原贵族服饰上特有的时髦装饰。
此外,在M3墓中,有一种掩襟式宽摆上衣,明显受到了汉式服装的影响,这一种形式的上衣在北朝时代的北方地区也流行甚广,在那一时代的艺术品中常可看到。
这种种不同传统、不同样式的服装竟能如此集中地出现在相邻两座墓中,本身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类似的不同服饰传统混合并存的现象,也呈现在新疆同时期其他墓葬的出土衣物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M3墓出土的这种带有汉地风格的掩襟宽摆式上衣,已经带有开衩,似乎显示了衣衩从西域传统服装开始向中土式服装上转移的一丝线索。
衣衩一旦在北朝晚期被引入中原服饰之中,很快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我们可以从墓室壁画中清楚地看到,到了初唐,它已经悄悄现形在了众多唐代男子的圆领袍的两侧,并且就此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再也不打算离开了。
中原人从外来的胡服——波斯服装、西域服装那里受到了启发,把胡服上的衣衩“拿来”到了自己的袍子上,至于为什么胡服上会有衣衩?为什么中原服装要把衣衩“拿来”?文献记载没有给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
比较合理的推论是,在衣服两侧开一道衣衩,可以方便骑马,人骑在马上,或者上下马的时候,都会较少受到衣服的束缚。
至少,唐人采用衣衩,最初是出于在马上行动方便的目的。如《新唐书?车服志》中记,唐初,军将们“有从戎缺骻之服”,而“不在军者服长袍”。所谓“缺骻之服”,在马周上议中说:“开骻者名曰缺骻衫。”开骻、缺骻,显然都是指衣服在两胯上有所开缺,亦即使衣襟开裂为前后两片的衣衩。
由此,我们知道,唐人把开有衣衩的上衣、袍称为缺骻衫、缺骻之服,而这种带衣衩的服装,最初主要带有“从戎”即作为军服的意义,这当然是因为有开衩的衣服让人行动起来更方便,特别是跨在马背上时不会受到衣摆的困扰。
在当时一般守礼的人看来,这种服装样式是很不雅观的,马周就给唐太宗上书,以“礼无服衫之文”为理由,希望把“缺骻衫”限制为“庶人服之”,让需要劳作的平头老百姓才去穿它,对此,皇帝也批准了。
在传世绘画《步辇图》中,立在禄东赞之前的唐代官员,所穿长袍上就没有衣衩,也许,这正反映了当时的穿衣制度:在正式场合,有身份的人所穿的正式服装上,是不可以有开衩的。
不过,马周把穿“缺骻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其实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衣衩在当时社会上下各阶层普遍受欢迎的程度。想必是上层社会成员的服装上纷纷出现了开衩,才激起了马周的责任感,要引经据典,力挽狂澜。
可是,从唐代艺术中可以看到,这种努力根本不可能成功。在唐代,开衩绝不仅限于庶民的服装和军人的战服上,显贵、文人也一样采用这样的服式,这可以从敦煌壁画等处的唐代男性供养人形象上看到,另外,如佚名唐人作品《游骑图》中的贵公子们与其仆从,相传为韩滉作品的《文苑图》中的几位文人,都一样穿着有开衩的圆领袍。
相传为五代周文矩作品的《重屏会棋图》,据认为是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他的几位兄弟一起下棋为乐的情景,画中,两位尊贵的皇室成员所穿圆领袍上一样带有开衩。
显然,人们发现,即使不骑马,就是在平常生活中,有衣衩的服装也给人行动更方便更自如的感觉,于是,衣衩从此就在中原服装中扎下根了。 可是,在唐代的前中期,衣衩也还是和中原女子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大约是到了晚唐时代,女子们时兴穿一种对襟的长上衣——披衫了,这时,这种所谓“披衫”上竟赫然出现了开衩,这在《簪花仕女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原女性为什么也要在衣服上开衣衩呢?也是为了方便吗?还是仅仅为了装饰性?这恐怕很难回答。
不过,在中外服装史上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女性不断地模仿男性服装样式,把另一性的服装形式或直接或砌头换面地,改装到自己的服饰上。中原女子之采用衣衩,或许也是这样的一次“拿来”吧。
于是,男服模仿胡服,女服又模仿男服,结果是到了宋代,无论男女贵贱,长袍和上衣都一律带有开衩了,到了这个时候,只怕没有开衩的上衣,在人们的眼中才反而会显得奇怪。
当然,开衩不仅仅传入了中原地区。从历代艺术表现中可以看到,从唐代开始,在中国的整个北部地区,从西北到东北,各少数民族的男女服装也都采用了开衩。比如,敦煌壁画中的回鹘贵族就穿着这一衣式,传世绘画和墓室壁画则表明,契丹人与蒙古人的服装,都是无论男女,皆有开衩。
对这些马上民族来说,开衩当然是一种很便利的设置,所以很容易地就被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所接受。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导致了满族妇女所穿的旗袍的出现,这应该也算是一种“胡服”吧,不过,此“胡服”与《魏书》中所记载的彼“胡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隔着遥远的距离,在二者之间,有着一部复杂丰富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历史曾经发生。
由满族妇女的旗袍经过改良,最终演化出了现代旗袍的独特形式。
当然,与传统大不同的是,以往,无论衣服怎样开衩,女性在其下总要穿裙或裤的,而今女性却是直接把一双秀腿显露在外,于是,至少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开衩,才忽然有了另外的一种妙用。当我们欣赏着旗袍的下摆飘飘合合的时候,又怎会想到,衣衩这一精彩的发明,乃是昔日从西域一带传来的外来样式,并且很可能是为了骑马方便而发明出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