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罗家伦 10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 傅斯年
“五四”运动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热情的投身到争取国家主权、抵御外族入侵的斗 争当中去,为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开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这其中不仅有胡适、蔡元培、鲁迅等这些大人物,还有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绗、段锡朋等一大批学生代表。
一 人物介绍
罗家伦(1897—1969年),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
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
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
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
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傅斯年 (1896~1950),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
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秋升入本科国文学(后改称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1917年秋天,傅斯年等人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萌生了组织学生学术团体的想法。经过酝酿和准备,1918年10月,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决定组建新潮社,创办学术刊物《新潮》杂志,自任主任编辑。1919年1月,《新潮》杂志创刊号面世。
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强调《新潮》杂志的宗旨是本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鼓动学术之兴趣”,“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引导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裕于世界文化之流”。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上共发表44篇文章,数量最多,其内容涉及政治、学术和教育,其文风颇有锋芒、大气磅礴,议论激切深刻,积极提倡伦理革命以及文学革命等新思潮。
二、罗家伦起草宣言
五四运动前一阵,不断传来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学生们已经是按捺不住了,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大批学生跃跃欲试,一致决定5月7日“国耻日”那天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不料5月3日那天,蔡元培得到北洋军阀政府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条款的消息,立即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几位学生。
当天深夜,北京各高校学生开会,一致决定把示威游行活动提前到5月4日。罗家伦的任务是联络各校学生和购买写标语的白布。
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一把推开门,对罗家伦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仅有一百多字,这
是五四那天唯一的一份印刷品。宣言虽慷慨激昂,但不论是文字上,还是字里行间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意思,只是呼吁全国民众关注青岛、山东问题,而“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的召开。不过,宣言中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八个字倒是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主要证据。
三、罗加入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半左右,北京十
三所学校学生三千多人齐集天安门广场,在进行了简短的演说之后,学生们就排队由天安门南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游行队伍由傅斯年任总指挥,按预定路线出发开始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在这一过程中,罗家伦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当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受阻,于是推选四位代表前往美国公使馆交涉,并递送了一份说贴,要求美国公使瑞恩施转达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中予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这四位学生代表有三位是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
离开东交民巷后,游行队伍受到军警阻挠,愤怒的学生们高呼“我们去除国贼吧!”这与示威游行组织者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是决定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外国驻华使馆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与态度。
示威游行总指挥傅斯年表示一定要使示威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所以,这时急忙阻拦游行队伍,劝同学们不要去,但根本劝阻不了,也控制不了当时那种在高昂情绪下形成的局面。
四、傅斯年指挥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傅斯年只好举着大旗带领大家向东单曹汝霖住所赵家楼前进,而上百名巡警则跟随着队伍行进。到了赵家楼,曹府大门紧闭,内外已有二三十名警察把守,罗家伦回忆说,他亲眼见到是一个叫蔡镇瀛的学生首先翻墙进了院内,紧随着就有十几名学生几乎相差无多同时翻进院落,其中有匡互生、许德珩、杨振声、陈荩民、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
他们将大门打开,愤怒的学生们蜂涌而入,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打倒卖国贼曹汝霖!”一边四处搜索。曹汝霖一看学生冲了进来,仓促间,躲进一间专门放置箱子的小房内。驻日公使
章宗祥这时刚从日本回到国内,暂住在曹宅。5月4日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章宗祥,总理钱能训与曹汝霖(交通总长,但此时是由曾毓隽代理)、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作陪。席间,接到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电话,天安门外有千余名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
吴炳湘在电话中说: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因为学生将要游行。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散席后,钱能训邀请曹、章、陆到他办公室,并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禁止学生游行。
吴炳湘报告说:段芝贵(首都卫戍司令,段祺瑞族叔)要出兵弹压,如果这样,即由他去办,我就不问了。由于两派的矛盾,钱能训两边劝,说好话都无效果,陆、曹、章见状,遂告辞回家。孰料,到家不久,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就到了。
学生进了院子后,曹汝霖连忙吩咐仆人将章宗祥掩蔽在锅炉房。就在曹家被学生冲砸得七零八落时,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俞劲和另一名同学点燃了衣被,大火烧了起来。章宗祥觉察到起火,慌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来,被学生抓了个现,用拆下来的铁床棍子打得遍体鳞伤。
这就是五四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据罗家伦事后说,章宗祥被赶来的大批警察送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曹汝霖说,主要是被学生一棍子打在脑壳上所致。学生们也有点慌了,出了人命就是刑事案。
实际上,大火一起,就授人以柄了,徐世昌当时就下令抓人。结果,在曹宅中没有来得及撤出的32名学生全部被捕。回校后,大家一致决定北京所有高校一律罢课。同时,接受狄福鼎建议作为策略,统一口径,就说游行回来后因游行疲劳过度本患肺病死去的北大同学郭钦光,是在曹宅被曹家佣人殴打致死的,气愤之中,学生也殴打了章宗祥。
学生们还煞有介事的为郭钦光举办了追悼仪式,郭也由此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名“烈士”。这件事激起了公众对政府的义愤。
五、傅斯年退居二线
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傅斯年和一位名叫胡霹雳的同学意见不一致,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二人互殴,胡霹雳动手打坏了傅斯年的眼镜,傅斯年一怒之下,发誓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
傅斯年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开始,不再投身运动的领导与指挥,而是退居第二线,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方面为其他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等人出谋划策,一方面开始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意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
运动结束不久,他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不用为生活、工作奔波,使他更有时间考察社会状态,反思和总结五四运动经验教训,评价其功过是非,探索以后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这些问题,并系统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中国狗和中国人》、《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欧旅途中随感录?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国公使芮恩施送别会上的谈话》及一些个人书信等。
六、罗家伦积极奔走营救被捕同学
5日下午三时,在北京大学法科召开了以北大学生为主体和其他学生共3000人参加的全体联合大会。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有23所高校共9860名学生签了字,向政府提出外交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以及通电罢课的决议。
在大会上,罗家伦报告了被捕学生在狱中之情况及与商界、报界接洽的情形。当学生忙于营救被捕同学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也联合北京各大学校长,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告以各校复课为释放学生之条件。
5月6日晚10点多钟,蔡元培召集罗家伦等学生代表,要求他们连夜通知各校复课。罗家伦等四五个同学于深夜赶赴各校,经过许多费尽口舌的解释,任务最终得以完成。5月7日上午l0时,被捕学生终于得以释放。
不久,蔡元培和教育部长傅增湘在政府压力之下,一个被迫出走,一个被免职。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一面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发起挽蔡运动,一面策划全国性的抗争。6月3日,演讲学生被捕,学潮再一次扩大,遭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超过1400人。
“六三”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转折点。4日,罗家伦在被军警盯梢的情况下,冒险把北京学生遭捕的情况拍电报到上海,引发全国范围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政府这时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年轻的学生了。迫于强大的压力,6月5日,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6月10日,天怒人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