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的主要思想 应该怎样评价、认识王阳明和他的心学思想?
应该怎样评价、认识王阳明和他的思想?
王守仁继陆九渊之后完成的陆王心学,曾与封建社会后期长期统治思想界的程朱理学形成对立之势,影响了明代中期以后的思想达多年之久。他作为继孔孟之学的儒者,曾热情地追求“圣人” 的理想,不仅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创立“良知”说,并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良知”,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
同时王守仁作为明朝时被封建朝廷任用的官吏,又曾不遗余力地为巩固封建王朝服务,曾亲手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和广西少数民族的造反;他所倡导的良知说其用意也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求得封建社会命运的长久不衰。
对于王守仁这样一个生在复杂时代的复杂多面的人物,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人们历来认识不同,众说纷纭。历史上,推崇他为“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传习录上》徐爱语),或曰兼“立功、立言、立德”三者于一身的“圣人”者有之;把他看做明朝亡国的祸首,谓“阳明一出而尽坏天下之学术,坏天下之人心”(张烈《读史质疑》卷四),说他是圣人的万世罪人者也不乏人在。
到了现代,人们在研究他的思想时,有的赞美他的学说具有平等精神、个性解放的要求,引发了对理学的思想革新运动,有的则指斥其学说鼓吹蒙昧主义,欲“破心中贼”,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
是功是过?这里无须多作评说,我们只要继续沿着他思想的轨迹,看看在他身后其学说的演变和思想的影响,就自然可以经过思考而得出每个人自己的结论。
天泉证道与王门四句教王守仁晚年有两位大弟子,一个叫钱德洪,一个叫王畿(汝中),他们经常协助老师教诲新来的弟子,也常在王守仁身边耳濡目染,听他讲一些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透辟的话。嘉靖六年九月,王守仁受命到广西出征前,钱、王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次争辩,内容是如何理解“致良知”说实质,以及王守仁常用来教导学生的四句教言:
王畿举王守仁的教言,说:先生常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即问:这又怎么样呢?王畿接着说:我以为这四句话中有矛盾的地方,恐怕不是一种最终的定说。如果人心本来是无善无恶的,那么由心所生出的“意念”自然也是无善无恶的,“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
故老师的这四句话,很可能是随机指点的说法,我们不能把它看做不变的定理,应该靠自己去领悟。钱德洪一向是个守规矩的学生,听了王畿的话,很不以为然。他以为,老师的说法怎么能随意更改呢?
于是说:我认为这四句话就是老师教人的“定本”,一句话也不能改。
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即:人心本来都是无善无恶的,这是天生的“良知”,但人生以后有闻有见,所以“心”被后天习染,自然有了善恶。老师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不就是要我们做“为善去恶”的功夫,来恢复“心”的本来面目吗?如果只强调心是“无善无恶”的,那还用得着什么道德修养的实践功夫呢?
钱、王二人争持不下,于是当晚一同去请问王守仁。这时天已夜半时分,王守仁送走了最后一批送行的客人,便移席天泉桥上,在年前中秋节夜晚师生们曾欢宴歌唱的地方,为二子解难。他先让两个弟子各述己见,细细地听过之后,才说:
我今天将行,正要你们有这一问,我好讲破此意。你们两人的见解,应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才可以成为完整的意见,千万不可各执一边。
他说,我历来教育学生,都有两种方法。因为学生的资质不同,或教他们修养,或教他们直悟,全是因人而定:“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其次不免有习心在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传习录下》)他嘱咐两个学生说:以后与朋友讲学,千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就依这四句话指点人。但是,他又告诫说,世上所谓“利根”的,绝顶聪明、资质高的人,其实很难遇到。即使是孔子的最得意弟子颜渊,或大理学家程明道(颢)也不敢这样自封,而都要用切实的修养功夫。所以,一定要在良知上克己去私,做“为善去恶”的实践功夫,切不可悬空想象,“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
(同上)王守仁与钱、王二弟子的这一段故事就是“天泉证道”的故事。天泉证道中所举的那四句话,就是人们讲的“王门四句教”。
它点出了“致良知”学说的核心问题,由此,便引起了王门后学无休无止的争论,并成为后人评价王学的焦点。
“天泉证道”时,王守仁将行广西,似乎知道与弟子们讲学的日子不会太多,所以他是带着对自己学说的发展,与对阳明学派前途的担心和不安来讲这番话的。一方面,他恐怕弟子不明白这些年来自己讲学的宗旨、自己思想的奥秘,而不得不点出良知的“无善无恶”本质;但同时,又唯恐一下子点透会导致一些图轻便不用功之人放弃“致良知”的实践功夫。所以他一再强调“上根”(上智)之人绝无仅有,人人都应该用在“事上磨练”的修养工夫。
王守仁的良苦用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他身后,他的弟子果然根据各自的理解去发挥阳明学说。王守仁的弟子,依照《明儒学案》的说法,按地域分成七派,它们是;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闽粤王门和泰州学派。
其中浙中是王守仁的家乡,江右(江西)是他长期做官讲学的地方,还有泰州学派,这三派都是势力和影响较大的派别。但浙中王门的重要代表王畿,坚持按照心、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四无”观点解释“良知”说,把“良知”看做“无是无非”、“无善无恶”、不学不虑的本来天性;以为“致良知”不用修养、当下现成,这就好像在悬崖上放一件物,只要撒手,它自会滚落下来,又像是珠走玉盘一样,毫不费气力。
这样的“良知现成”说,完全忽略了王守仁“事上磨练”的修养功夫,背离了“良知说”封建道德的宗旨,而流入佛教的“空无”观点,被称做“狂禅”。
泰州学派王艮虽然没有脱离儒家的立场,但他的后人背离封建道德更远,《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山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在这中间,江右王门虽然坚持王守仁的道德实践修养说,被认为是王守仁的“正传”,但他们想纠正王畿等人的偏向,自己在理论上又没有什么大的发明,这就使得他们的影响反不及前两派那样大。
看了王门弟子的情况,我们不禁问:王守仁的思想为什么会导致“狂禅” 和对封建道德的冲击,甚至否定呢?这还要从“王门四句教”所包含的意蕴说起。“四句教”的首句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尽管有些维护王守仁学说的封建道德色彩的人总是否定这句话为王守仁的原话,但以“无善无恶”来规定良知的最终本质,确实是王守仁本人的思想。
他这里讲的,是他为学所追求的最终修养目标。如果我们结合王守仁少年时豪迈不羁的性格及他后来讲学的狂放精神看,“无善无恶”所提倡的其实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的境界。
儒家思想虽然讲封建道德修养,但它作为哲学也要求人达到一种精神境界。理学中常讲“孔颜乐处”,就是要人以孔子和颜回为榜样追求这种境界。又讲“鸢飞鱼跃”,鸢,指在长空中飞翔的鹰。“鸢飞鱼跃”与我们平常说的“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话有相近处,就是指人在精神上、心理状态上能够自由自在、潇洒自如,没有负担。
关于这个题目王守仁讲得最多,他还举很多例子,用了不少比喻。例如他的学生薛侃在给花锄草时,曾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天地间为什么“善”这样难培,“恶”这样难去?薛侃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其实是将伦理的善恶问题转移到与此不相关的花草身上。王守仁回答:这样的善恶,都是由你心中的好恶所生。天地生花草,与生其它万物一样,都没有善恶之分,你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你欲锄草,就以草为恶了。
他由此说明,“无善无恶”本是自然之“理”,“有善有恶”都是人的情绪在作用,只有做事的时候一切顺其自然,保持平静的情绪,这才能达到“无善无恶”的境界。他这样讲“无善无恶”,是要人解除精神上的各种负担。所以他又曾这样举例说,心体上容不得一点意念滞留,才能让“良知”更好地发挥作用。
例如你的眼睛是明亮的,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尘。如果眼里有一粒沙子,就会满眼混天黑地,什么也看不见了。退一步讲,即使眼里迷入的不是沙子,而是金粉,会不会就两样呢,他说:不,它们揉到眼里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王守仁这样告诫人们,不仅坏的念头不要执着,好的念头也不要太执着。
例如养花时,因为草有防碍就去锄草,偶尔锄不净,也不要成为心理负担。他用这样的道理讲“致良知”,要人凡事顺着自己的本心、真心去做,不要强求,即使是道德修养也是顺其自然的事。这就是不违背良知的“本体”。王守仁的思想讲到这里,尽管他没直接说,却已经包含了冲破一切外在精神束缚的意思。如果我们问:对圣人的过分迷信是不是违反了人的本心呢?
对于儒家经书一味地固守是不是束缚了人的思想呢?对于通常的道德规范只知道循守而失去了灵活性、变通性是不是也要适得其反呢?他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王守仁追求内心的自由解脱,把佛教的“无念、无相”,和道家的“清静无为”的修养方法也融到“致良知”的思想中来,以便为封建道德修养服务。
但是他把这种思想强调得过分了,就必然要冲击封建伦理本身,使人感到一切道德的规定都是多余的,人只要遵照自己的本心,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就可以了。他的弟子王畿就是这样把王守仁思想引向了佛教,偏离了封建道德修养的大方向。另有一派弟子,与王畿思想相通而又不同,他们中有的人更“危险”,彻底走向对封建道德的否定。
一个平民的儒者王守仁倡导人人都要做“圣人”,以为,即使是“愚夫”、“愚妇”,一字不识的平民百姓,在他们面前也同样摆着一条成圣之路。后来在他的弟子中,果然出现了一个平民儒者,叫王艮。他不仅自己大胆闯入儒家圣人的殿堂,而且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泰州学派,想培养一批像他自己一样的平民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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