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儿子 李一氓之子:17年和父亲的两次会面

李一氓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同乡好友李硕勋和何成湘。

李一氓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着党的特科工作。其夫人毛一民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湖北汉口参加省妇协的工作,1926年二人结婚后同往上海,参加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的特科工作。1927年10月后,毛一民也成为上海特科的一个正式成员。

我父母养育了四个儿女:哥哥李世滨和我,还有两个妹妹。

我父母在上海掩护了很多同志。那时我还小,印象不深,只记得不大的家里经常有叔叔阿姨进进出出,非常热闹,到我家里还经常抱我们,陪我们玩儿。1930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一个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我父亲李一氓负责寻找开会地址,并成为这个会址的房东,以掩护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从事地下工作

当时赵毅敏和李一超两位同志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由党组织安排,成为我父亲的弟弟和妹妹,这样我家里就多了一个异姓叔叔和一个同姓姑姑。现在我还对他们有个模糊的印象,父母“逼着”我们管他们叫“叔叔”和“姑姑”。在我到达延安后才知道,姑姑李一超就是后来东北抗联的巾帼英烈赵一曼;叔叔赵毅敏则是我党宣传战线上的传奇人物。

1932年9月,我父亲接到组织上的指示,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后来随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自从我父亲离开上海后,母亲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外,就是默默祈祷我父亲平安无事,以便日后能有团聚一天。

后来,由于白色恐怖和生活来源断绝,组织联络也失去了,一个妹妹夭折了。我母亲不得已带着年幼的我们兄弟和妹妹回到我父亲老家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回到彭县后,我母亲一面在中学当老师以维持生计,一面继续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母亲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彭县成立了妇女会,将募捐和慰问抗日将士作为妇女会的中心工作,号召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由于我母亲在彭县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而取得的成绩,被党组织誉为“彭县巾帼双娇”之一(另一位是李启华同志)。

一见:对父亲的形象已生疏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同志让我父亲去做四川军阀的统战工作。到了抗战全面爆发,我父亲以中共党员的身份来到成都,完成毛泽东同志交代的任务。他在成都时,从他的好友王季甫处知道我们母子已经回到彭县的消息。于是,他在1937年8月的一天匆匆赶回了彭县看望我们。

在音信全无、分别5年后,我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时的我已经对我父亲的形象感到生疏了,加上父亲的形象又有了一些变化,不是我母亲告诉我叫“爹”,我还真不可能认得出来。见面后,我们一家都喜极而泣、感慨万千,心情的激动难于言表,可惜这时另一个妹妹也已夭折了。在和我父亲相处的短暂时间里,9岁的我从此知道了我父亲的真实身份和他从事的事业。

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由于父亲曾以共产党的公开身份到成都、彭县活动,我们家在彭县继续住下去会有很大危险,所以党组织决定让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及我的堂兄李槐之(1919~2007年,原名李世传,是我二伯父的长子),一共四人奔赴延安。

1941年初途经某地时,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报纸上刊登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因为我父亲当时就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所以全家非常焦急。

在延安成长

1941年3月,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鉴于当时周围环境的险恶,办事处的同志嘱咐我们不能迈出办事处大门一步,而且每个人都要改名换姓以掩饰各自的真实身份,所以我们无法问关于我父亲的消息。4月,我们终于抵达延安。

到延安后,我母亲立即带着我们去找陈云、李富春等同志了解我父亲的情况,得知我父亲已脱险,仍在新四军工作时,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组织上根据我们的情况,安排母亲去中央党校学习,李槐之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哥哥李世滨和我则去延安自然科学院附中学习。我母亲不久去鲁艺幼儿园担任主任。1944年7月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同志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被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工作,行前,受到了相关领导同志的接见。领导同志告诉我们,李一氓在抗战期间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组织上对父亲在淮海抗日根据地及苏皖边区政府的工作是满意的。同时,组织上根据我们兄弟的情况,派我哥哥李世滨担任中央机要局译电员,派我到中央军委三局工作。

自从调到中央军委三局所属的总台,我从事的工作是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者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系。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让我对父母当年从事的地下工作,又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

二见:新中国即将成立

1946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我哥哥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战场,我则于1947年跟随中央军委三局过黄河撤退至晋绥解放区,1948年4月又随罗青长、童小鹏同志抵达晋察冀解放区的西柏坡。在河北平山县时,一直没有我父亲的消息,只是接到过我父亲从东北托人给我们带来的两本书:苏联宪法及小说《旅顺口》。还有他让我们好好学习的传话。

这时,我已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部长李克农同志告诉我,他与我父亲在上海时曾在特科一起战斗过,话虽不多,但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当时全国即将解放,国民党节节败退。昔日的国民党统治区已回到人民的手中,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回到了党的怀抱。因此,工作量在减少,所以存在着改变工作性质的可能性。这时,我虽然已经超过20岁,但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到学校求学读书,以充实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适应今后变换的工作。

1949年6月,我父亲奉调至北京,哥哥李世滨和我这时都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组织上通知我们去见他。从1937年8月到这次见面又过去了12年,对人的一生来说,这12年是关键的成长期,虽然我父亲因为革命需要没能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成长,但我们在党的抚养与教育下健康地成长,不仅早已参加了革命工作,而且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见面后,我向我父亲提出希望继续读书提高的要求,得到了他的赞许。一个月以后,组织上通知我调离中共中央社会部去学校读书。

(作者系李一氓之子,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原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