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碑记 第十一篇记李一氓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
四,一部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回忆录 1993年纪念一氓同志90周年诞辰时,适逢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出版,我曾写过一篇评介文字,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近两年由于我改行学党史,读了些老同志的回忆录(书籍和文章),当然都是有材料、有看法、各具特色的。
但是在我看来,其中许多也还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不足和问题。相形之下,更显出氓公回忆录的可贵之处(标题上说的与众不同也只是强调其很有特色而已),在这种回忆录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是值得特别一提。
《李一氓回忆录》的特点,初步想来,可否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亲自动手。氓公原本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只是在许多同志和朋友的一再鼓励和要求下才改变初衷、决定动笔。我也属于积极鼓励的一个,所以有关写回忆录的事他也常和我谈论,后来更是写一个段落就送我阅提意见,修改后再送,最后还要我通读一遍。
所以在他写作过程中我就已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更感受到他的艰辛。一些老同志写回忆录(包括整理文稿等)大多有一个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的写作班子,帮助找材料、查档案、直到落笔成文。
氓公却完全是个人奋斗,从查材料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都是亲自动手。而且在此期间,他还要主持古籍整理和参加一些外事活动。
经过两年已写出全书的一半。后来只是由于老年白内障和心脏病频繁发作常住医院,才不得不改为由他口授请人笔录,再由他修改校订。这种亲自动手写回忆录(还有整理出版自己的各种文集),在他那一代老同志中(按当时规定,中顾委常委待遇同政治局委员),可能是罕见的。
二是不夸功不诿过。列宁说他从来不相信人们的回忆录。这是因为,不但人们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对过去的事很难记得准确;而且有些作者还往往在回忆录中夸大个人作用,显示一贯正确,功劳归自己,过错推别人。
八十年代初开始了写回忆录之风,而且有的一出版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当时胡耀邦主持书记处工作,曾针对这种情况发过一个文件,提出写回忆录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但是从《李一氓回忆录》中,你大概看不到贪功诿过、炫耀自己,或只讲“过五关”、回避“走麦城”的现象。
也许是由于所读有限,《李一氓回忆录》是我至今看过的同类书中表现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最突出的一部。 三是遵守历史主义原则。
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也说过“回忆录不一定可靠”,因为一则“各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直接获得印象的时间又有相当间隔”;二则“回忆那时的事,难以摆脱现在的思想认识”。这真是说到了点子上,特别是后一点。
然而这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少《回忆录》讲的事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发生的,实际上是作者为了适应写作时的气候而进行的夸张以至杜撰,因此好事尽量归于领导人,坏事都推给已定性的坏人。
如说:毛泽东在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遵义会议上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等。一本《许世友外传》说,1937年许密谋出走,康生从头至尾处理此案并坚主杀,毛泽东叫“刀下留人”。实际上这时康生尚未回国。又如最近出了一本著名的《回忆录》,把长征途中陈云奉派离队去上海(说是和潘汉年一起)描写得活灵活现,还说两天后陈云的妻子于若木找他问陈云哪儿去了。
事实是:陈云既未和潘同行,于若木和陈云结婚也是三年后在延安的事。
《李一氓回忆录》就没有这种现象,没有跟着“意识流”走,而是尽量客观地叙述各个时期自己经历过和确实知道的事情,没有什么斧凿刀痕。但这不是说,氓公写回忆录时思想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恰恰相反,他是在以现在的思想认识清理和回顾过去。
与一些人不同的只是他没有改变历史事实,没有为了适应现在的“潮流”和“需要”而捏造一些情节,或者加以夸大和缩小。对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但绝不允许修改和作假。“尊重史实,纪史以实”,不仅是一切史学家应遵守的信条和具备的史德,写回忆录也不可例外。《李一氓回忆录》可以说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