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打工2年回老家：儿子不认识父母 挣脱怀抱
李大君在工地探访农民工
2016年春节老何一家在四川老家
建筑农民工在工棚中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李大君跟老何初次见面，是在一个由鸡圈改建的工棚里。
当时，他刚来北京不久，在北大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搞项目，常去北五环外一些建筑工地做探访。有天晚上，李大君匆匆忙忙地赶末班车去，路过一间工棚。工棚的门板缝隙很大，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瞧里边坐了俩人，是他没见过的两个工人。李大君推门进去，认识了老何兄弟俩。
那一阵儿，李大君结识了很多像老何这样，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遭遇让他震惊，也触碰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2009年，李大君和伙伴们注册成立了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进城务工群体中“劳动权益最难保障、生活条件最为艰苦、文化生活最为匮乏的建筑农民工”。
后来，他干脆把家也安在了北五环外的打工者聚集区。跟人合租一个小院，算上厕所一共5间平房。李大君住的屋十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不见阳光，冬天烧蜂窝煤取暖，每月租金200块。
连同行都说他：你与这些服务对象吃住在一起，多痛苦。
“没有呵。”李大君笑嘻嘻地说。“吃完晚饭，串串门，聊聊天，我觉得挺好！”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他觉得跟老何他们交往，让他整个人更接地气，对社会更有敏感度。
李大君是个80后，生于1981年，大学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后，他曾在一个贫困的彝族小村子待了3年，还在昆明的一个建筑工地打过3个月的工。但来北京工作后，跑工地、见工人，一开始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虽然从不偷懒，但也没激情。”直到有一天碰着一件事，刺痛了他，人像是被激活了。
那是在一个高档楼盘工地，57岁的农民工老潘，在连续35天，每天不低于11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后，猝死在工地地下室的宿舍里。
一起干活的工友告诉李大君他们，老潘是干杂工的。分给他一块大石头，用四个拳头大的铁锤，一点点砸碎。一天必须砸完，不然这天就没工钱。“到了下午，他说心口疼得厉害，但硬是撑到把一天的活儿做完。回来难受得没吃饭，就直接去床上躺着。因为没钱看病，想着睡一觉也许就好了。”
深入探访后，李大君看到了工人们的生活现状：不削皮的土豆，用清水一煮就是午饭，连基本的热水都没有。糟糕的宿舍环境里，只有36伏低压电，也没办法烧水。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工人吃、喝、洗、涮都得用冷水。
“工人干了活，却拿不到工钱。老板用自制的饭票代替工资发给工人，工人拿着老板发给的饭票，去老板娘开的食堂买饭，去老板娘开的小卖部里买烟、买酒。而这些商品的价格，往往高出市面价格一倍。”
“病危的老潘，能用饭票去工地外的医院看病吗？打工出来时，从家里带了200元钱，买火车票花去一百多，到他死时，身上只剩下一块五毛钱。”
“我就想起了我爸，想起了1994年，我们家那个惨淡的春节。”
李大君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小时候，父亲就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那年腊月，村里一起去北京打工的人，见工钱不好要，开始陆陆续续返乡。那时欠薪已经出现，但讨薪还不知找哪个部门。“老板愣说自己没钱，拿不到工钱的工人，在最后离开工地时，把能顺走的东西都顺走，以此做补偿并化解内心的愤恨。”
但父亲迟迟不归。
“听回来的人讲，我爸打工的工地上的人几乎走光了，就剩我爸一个人。工棚没有暖气，食堂也停火了，老板连个零花钱都不给。他们说我爸即便冻不死，也得饿死。”
“奶奶和妈妈每天都很焦虑。”因为没电话，连个通信地址都没有，她们只能干着急。“那时，我开始非常想我爸，或者说，我第一次开始想念他。”
一向被村里人认为憨傻、实在、不善言辞的父亲，在13岁的李大君眼里，却是一个严厉的人。“眼睛一瞪很吓人，而且爱喝酒，酒后脾气暴躁。所以，我一直跟他很疏远。”
“但是，这一次，我却非常非常想他。”
快期末考试了，每天放学回家吃过晚饭，小伙伴们就开始拿着蜡烛，打着手电筒或是提个灯笼，到村小学补习功课。“我总是踏实不下来，脑子很容易溜号，开始想他在北京怎么熬过寒冬……”
终于，腊月廿八夜里，父亲一身寒气地回家了。
除了一件油黑发亮的棉大衣和一床油黑发亮的被子，父亲给他带来一件过年穿的新衣服——小得如同紧身衣一样的浅绿色人造革夹克。离家已经一年了，他不知道儿子已经长大了很多。除此之外，他身无分文。
“后来听奶奶讲，等到最后，老板只给了我爸一点过年费。买了回家的车票，只剩50多块钱。临上火车，他在北京站旁边的服装店，用这些钱给我买了这件衣服。”
多年过去了，李大君说自己很遗憾，从未跟父亲好好地聊过，问问他当年在北京打工时吃得咋样，住得咋样，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干活累不累，都遇过啥事。“我只知道他是砌砖的，活很重，所以落下腰椎病。厉害的时候人都起不来，动了一次大手术，现在基本不能干活了。”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但作为最底层的建筑农民工，连这最底线的尊严都没有。”李大君的声音急促起来。
很快，他的语气就缓和了，“嘿嘿”地笑道：“咱不是愤青，发现了社会问题，不会光骂娘。我是积极的建设者，批评它是为了改进它，做我能做、可以做的事。”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头一回见老何，李大君跟他只聊了几句，“咦——，我就感觉，他跟其他工人不太一样。工地的总包、分包啊这些劳务关系，别人都稀里糊涂的，但他门儿清。”因为急着赶末班车，那天只聊了十来分钟。又接触了两回，李大君决定对老何做一次深度访谈。
连着访谈了三个晚上，就在路灯底下。老何晚上8点下班，谈到夜里12点回去，早上五六点又去干活。当时他46岁，正值壮年。老何上过高中，有一定的表达能力。他把自己这半辈子，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老何不到20岁就开始外出打工，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
有一年，他在广东惠阳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个活，是干风钻的。“工资好高啊，是我在长春做建筑时工资的4倍。”钻机开动后，四周灰尘弥漫，旁边人的面目都看不大清。“一天下来，鼻子里、嘴里、耳朵里都是灰尘。”第一天干完后，老何就给自己弄了个口罩戴上，但一块干活的风钻工，没有一个人戴。
“他们还笑话我戴个口罩，一个乡下人跑城里装文明来了。但我总觉得还是戴着心里踏实一些。”谁也没料到，十多年后，老何身边这些身强力壮的工友，很多人患了一种高死亡率的职业病——尘肺病。
在建筑工地打工，生活艰苦，常年风吹日晒，人看上去皮糙肉厚的。可一旦深入交流后，李大君感觉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粗粗拉拉的，也有很细腻的情感。“在他们粗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柔软的心。”常年离家在外的老何，一谈起亲人，整个人都变了。他绵柔似水地说起第一次跟儿子分开再见时的情景，听得李大君眼泪都快出来了。
老何的家，在四川阆中大山深处一个叫何家湾的小山村里。儿子一岁多，两口子就下狠心：断奶、出门打工。
再回乡时，已是两年后。
“穷怕了，就为了多挣点钱，狠心连续在外打了两年工才回。”老何说。那年腊月初，夫妻俩就从北京动身。“走前，孩子问啥时候到挡墙垭合儿(下车地名)，他们好在那儿接我俩。从北京回老家，一路要转三四次车。到了挡墙垭合儿，还得走很远一段山路，所以我就没告诉他确切的时间，只说到了地方再打电话。”
下车时，是下午3点多，走了一段山路，快要翻过一道山梁时，老何才给家里打电话。“我们登上山梁，就看见一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朝我俩跑过来，我父亲在他后面远远地跟着，大声招呼那小孩：慢点儿跑，别摔倒了。”
老何媳妇见状，扔掉行李朝小孩飞奔过去。等老何捡起行李时，她已经抱住了那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我父亲见他们抱作一团，也停下了脚步。那一会儿，周围好像都凝固了。”
望着眼前的老父亲和小儿子，老何鼻子酸酸的，喉咙像被堵住了。好一阵才挪到他们跟前，问那个不知所措，想挣脱的小男孩：“你是何小龙吗？”
孩子仔细把他俩看了又看，才肯定地点点头。然后，指着老何的父亲说：“那个是我爷爷，我婆婆在家里给我爸爸和我妈妈煮饭呢！”当孩子的“我爸爸”、“我妈妈”叫出口时，老何的媳妇已经泪流不止，孩子已认不得自己的父母了。
老何两口子一边一个，拉着孩子的手往家走。孩子很不情愿，也很怀疑，不时扭头看后面跟着的爷爷。老何这才注意到父亲老了很多，老眼噙满泪水。父亲抽噎着只说出了一句话“这几天，车不太好赶”，就开始帮他们拎行李。后来，李大君陆陆续续地整理出一份老何的“打工史”，差不多有7万字。“他很有代表性，大部分建筑农民工，都是像老何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要不来钱，那怎么办？
撸了撸袖子，李建华继续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咋办呢，聚一堆，堵大门呗。以前不给钱，就去堵工地大门，不让干活。现在，闹也没用哩。”
因为要工钱，他已经被揍了好几回。有次是傍晚，他去工地外头吃饭，“上来一伙子人，冲俺拿刀就砍。人一躲，砍中右胳膊肘，把鹰嘴骨砍掉了”。还有一回在工地，来了20多号人，穿黑衣服，戴白手套，拿着一尺多长的棒子。对工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揍。一打110，人就闪了。警察还差点把工人抓走，幸亏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在工地二楼，拿手机拍了工人挨打的视频。
旁边一直不说话，默默吃菜的小包工头老刘，是老何的同乡。他一开口就骂人了：“开发商最操蛋了，请了几十个黑保安，直接把我们从工地给打出来，行李全撇地上。最后一分钱没拿到，白白干了两个月。”
老刘属于一线包工头，自己也得干活。有一次，他站在楼顶上搅混凝土，快完活时，楼整个塌了，人全从四五层高的顶板上掉下去。
昏死过去一个多小时，老刘才醒。“我身上压满了钢管，脸上糊着水泥，眼睛睁不开，听见老乡喊我，我就叫。他们想用塔吊吊我，我急死了。那样吊，还不把老子吊死了。赶紧让人拿扳手，把扣架解开，钢管一根根拆掉，一点点把我扒拉出来。”
这次事故，造成一死八伤。
老刘从此落下“脑鸣综合症”，脑袋“嗡嗡”不停地叫，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响得越发厉害。打了3年多官司，2015年4月，才好不容易拿到工伤赔偿。年底，又把钱全拿出来，给工人垫付了工资，垫了十几万。
“我拿命换来的钱，全搞到里边去了。”老刘说完，又狠狠地骂了一句。
2016年开年，有两起关于小包工头的新闻，引起李大君关注。一个是讨钱无望，在公交车上纵火杀人；另一个是讨薪无果，被殴身亡。“这些底层的小包工头，最极端的归宿就是自杀、被杀和杀人。”
“我觉得，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恶，还是建筑业这种分包的劳动体制造成的，我们想尝试改变。加上工地活少了，建筑农民工也得考虑转型。”
李大君他们正在搞一个“装修合作社”。
所有工人都持有股份，一线工人占70%左右，管理层占30%左右，董事长只占1%。没有包工头，工人不再是雇佣者，是为自己打工，是企业主人。
“可以夫妻俩一块干装修，老公抹灰，老婆拌灰。我们有自己的社区，有自己的学堂。每周给工人上课。因为有股份，工人也不走了。人员稳定，就能培训，提高技能，改进工艺。”
李大君觉得这不是梦，有两点让他自信：一是我们的工人会有主人翁意识，他们不会磨洋工，不会糊弄人，不会偷工减料；二是我们的管理是先进的，依托手机APP，研发一套流程，从接活、设计，到一步步施工。
“公司注册了，团队也搭好了。董事长是北大毕业的，硕士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学啥的都有，像清华学电子的、美院搞设计的。现在，软件已经在设计中了。”
老何他们听了，将信将疑的：好是好，可是，能竞争过大资本吗？“这就好像在南极洲，建了个5平方米的温室。在大环境下，冷空气会不会侵袭，把他们再冻成冰块？”
眼瞅春节了，李大君的媳妇抢了两个晚上，才从网上帮老何抢着一张回四川老家的硬座票。因为活儿太难找，老何告诉李大君，过完年，他不打算再回北京打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