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功事件观后感 电影《黄克功案件》观后感:寒夜的延河
“一段尘封78年的桃色杀人案,一场情与法的终极较量,一部不一样的主旋律大片”,带着这些神秘的面纱,“黄克功案件”重回人们的视野。由青年导演王放放执导的电影《黄克功案件》,先于2014年12月4日全国第一个宪法日在全国首映,又于2015年11月20日在CCTV-6电影频道首播。发生在1937年10月全面抗战之际的这一命案,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在延河畔的寒夜里,枪杀了来自太原到延安投身革命的16岁热血女青年刘茜。如何审判黄克功这一震惊陕甘宁边区的大案,成为当时我党我军的一项重大抉择。
黄克功,江西人,少年参加红军,历经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立过大功,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团长,并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职;刘茜,山西人,响应党的抗日号召,来到延安,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学习,被称赞为“年龄最小,表现最好”的学员,她在那里与担任队长的黄克功相识。短期接触,又经常通信,渐涉恋爱,但1937年9月,在陕北公学成立后,第十五队划归陕北公学,刘茜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黄克功被调回抗大第六队任队长。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远,争吵后导致悲剧发生。
国民党《中央日报》将此事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这起震动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的重大案件,引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在电影《黄克功案件》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会议,并提出把案件交给才成立两个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理,审判长雷经天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但简陋的边区法院从未接受过如此大案,更何况审判的对象是自己的救命恩人黄克功,在情与法的针锋相对中,雷经天抵挡住来自外界的压力与内心的焦灼,尽最大可能公开、公正地审理了这起杀人案件。黄克功的最终伏法,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坚决反特权反腐败的有力证明。
编剧王兴东在电影《黄克功案件》电影频道首映之际,讲述了“剧本就是锯本”的创作心得,“2002年,正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我去延安并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了解了黄克功案件的始末”“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红军刚刚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一支武装力量,正式亮相于国际舞台,如何处置黄克功成为延安地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关注的热点”。公审时,公诉人代表公诉方向法庭提出建议:应严肃革命的纪律,对黄克功处以死刑,因为“共产党员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别的什么吃饭,靠别的东西吃饭终究要上当吃亏”。王兴东以史为镜,以古鉴今,他说:“党的18大以来,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战略,我作为文艺工作者,只能用作品反映时代精神,用情去推,脚踏实地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电影《黄克功案件》的制片人王浙滨在《法律必须被信仰》的手记中写道:“在银幕上看到陪审团五人组最后讨论‘黄克功是否应该被判死刑’这场戏的时候,我仍然内心涌动激情。黄克功虽然不在场,但却是中心。同意或是不同意,每个人都要在判决书上按手印,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直扣人性深处”“‘如果不判黄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们未来的死刑’将这场生与死的辩论推向高潮,这场戏的拍摄是在夜深人静之际,我一边听着审判长雷经天那大段酣畅淋漓的台词,一边在寒风中独自漫步在‘陕北公学操场上’,仰望夜空满天星斗,让我百感交集”,“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拍摄电影《黄克功案件》的过程中,让我对国与法、权与法、民与法、情与法,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这也是我最重要的收获。”
电影导演谢飞认为,《黄克功案件》是一部不同凡响的电影,“在当下电影市场中‘唯票房’‘唯娱乐’的不良形势下,编剧王兴东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将目光锁定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一些有特点而又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之上。这次,他历时数年,将70多年前发生在延安的‘黄克功案件’挖掘出来,通过其老练的编剧艺术手法写成剧本,为影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执行第二部影片的青年导演,王放放与摄影、美术、录音合作者们成功地运用实景搭建与内景结合的方式,真实、丰富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根据地延安的历史生活环境,再现了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这次独特的、民主的、法治的、开创性的案件审判过程,生动、引人!他在导演技艺方面的进步,不容小觑!”“审判官雷经天的扮演者成泰燊,‘不是一碗水,我是两碗水,都要端平’和‘我给自己判了三个死刑’的金句,极具艺术魅力,感人至深,又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