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百家讲坛二战人物 百家讲坛:马骏别解二战风云人物(戴高乐)
被缚的”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英雄梦想下的叛逆童年
中国有句俚语,叫“三岁看大”。这句话似乎有武断之嫌,却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从儿童心理学上讲,人幼年时的行为品格对他的未来影响很大。戴高乐就是一个实例。
1890年11月22日,戴高乐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显赫家族中。戴高乐的家族有着浓郁的爱国主义气氛。远祖让·戴高乐是一个骑士,曾任奥尔良总督,他在英法三十年战争中,宁可丢掉在诺曼底的封地,也不向英国人投降,表现了一种高昂的气节。
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带来的耻辱,深深刺伤了他们一家。他的母亲约瑟芬·马约夫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戴高乐讲起她目睹法国名将巴赞元帅闻知法国战败的消息痛哭不止的情景,并经常带着小戴高乐到当年老戴高乐浴血奋战的战场,凭吊阵亡的烈士,大声对孩子说:“把墓志铭上的话念一遍,永远记住它!
”墓志铭上赫然镌刻着这样一行字:“在英勇的烈士手中被截断的法国宝剑,将由后辈重新锻造!”
戴高乐大声念着,终生没有忘记。晚年时,他谈到自己在法国外交政策中所担任的角色时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普法战争的悲剧不再出现在我所热爱的祖国!”
在家庭的影响下,戴高乐对法国历史上爱国主义者的崇拜到了痴迷的地步。他的小书架上多为关于这些爱国人物的书籍。圣女贞德是英法战争中的英雄,有关这位女英雄的书,他看过多遍。
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在回忆父亲时说:“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藏书里有一本关于贞德1429年在帕泰大战英军的故事,那场会战歼敌4000多人,生擒了敌军司令塔尔博。那场会战的全过程,父亲都能生动地复述出来。”
幼时的戴高乐十分好动。5个孩子中,他是最不安静的。在学校读书时,下课后他不是从楼梯上走下来,而是喜欢从楼梯的栏杆上滑下来。他做事不喜欢四平八稳,即使没有什么着急的事,他也要急匆匆地做。
每天,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写完作业,然后做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因此,他时常因为作业马马虎虎而受到批评。戴高乐经常为这些毛手毛脚的做法付出代价——他的一生只挨过父亲的一次耳光,可是在兄弟姐妹中,遭受被关在家里不许出门、不准吃点心、不准玩、不准看戏、不准到公园里散步等惩罚最多的,非他莫属了!
戴高乐的父亲是一位校长兼老师,他更喜欢刻苦而听话的孩子。在他的四个儿子中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夏尔·戴高乐。
然而,戴高乐对父亲还是非常的敬重。他在给自己的儿子讲述童年时的事情时,经常提起父亲对孩子的教育还是非常成功的。他说:“你们的祖父告诉我:‘孩子们做游戏也好,适当休息也罢,锻炼身体也行,最根本的一条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做。
小孩子去上学、做工、种田都可以,就是不能让他们在乡下或城里闲逛,不能让他们游手好闲。’他的这句话我终生没有忘记,永远要做事,你们祖父的这句话使我终生获益。”
“被缚的”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获取成功的资本(1)
一个成功者与一个失败者,一个有大志的人与一个不思进取的人,很大的区别之一就是面对逆境的态度。
从戴高乐一生的经历来看,越是不顺的环境,他越是显现出坚韧的性格。普法战争以后,有一段时间法军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以前法国人对军人、军队、军装和军旗的崇拜已被不信任和蔑视所取代。民众不再颂扬军队,青年人也不再羡慕军人。就连法国最著名的圣西尔军校也不再是法国青年心目中的殿堂。19世纪末,每年报考这所军校的有2000人,然而到了1908年,只有300人报考。
而戴高乐偏偏在这个时候选定把圣西尔军校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第一个阶梯。1909年仲夏的一天,他背着行囊离开巴黎到阿拉斯法军步兵第33团当兵,因为根据法令,报考圣西尔军校的新生必须先到连队当兵锻炼一年。一年后,他怀着兴奋的心情考入心目中的殿堂圣西尔军校读书。
圣西尔军校是以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圣徒的名字命名的,它的名字与拿破仑连在一起,因为是拿破仑把这所学校改造成一所著名的军校。从那时起,几乎所有法国军队的高级将领都出自这所学校。
对于为什么要在军队声望最低的时候还要报考军校,戴高乐后来回忆说:“我之所以报考圣西尔军校,完全是为了阿尔萨斯、洛林,我想让法兰西的旗帜发出耀眼的光芒。”“尽管军队有来自各方面的苛责之词,但是我暗中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军队能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日子的来临。”
从戴高乐自己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一时期报考圣西尔军校,选择当一名军人,既有爱国主义的志向,又有理想主义的成分。这两点使得戴高乐学习成绩优异,并以排名第13的成绩毕业,成为一名军官。
然而,就在他准备在军队中大展鸿图之时,用戴高乐自己的话说,他进入了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日子。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戴高乐在步兵第33团任连长。1916年3月2日,他在号称“绞肉机”的凡尔登战役中,与德军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不幸被俘,进了德军的战俘营。
戴高乐是一个斗士,性情倔强,他怎么能忍受在战俘营中被迫为德军服苦役的生活!在3年又3个月的战俘营生活里,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始终不放弃逃跑的努力。被俘后,戴高乐被送到尼斯战俘收容所,在这里,他把伤养好后就琢磨如何逃跑,以回到法国继续作战。一天,他偷到一套德军军士的服装换上,悄悄地溜出了收容所。
可是,这次逃跑失败了。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而他偷的那身德军军装却太小了,衣袖刚到胳膊肘,裤腿也仅过膝盖,穿在身上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所以他没有逃多远就被抓了回来。随后,他被关进设在立陶宛的茨祖律津惩戒营。这里是气候更为恶劣、条件极差的地方。
5个月后,他被送到因戈尔施塔特第9堡垒战俘营,这里戒备森严,专门关押曾经试图逃跑的战俘。然而,戴高乐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跑,他甚至觉得这是自己作为战俘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次怎么逃跑?戴高乐想出了一个办法——自残!他偷偷地服用了大量的苦味酸,这是一种做柠檬水的原料,喝多了会出现一系列特别可怕的重度黄疸症状,如脸黄、眼黄、尿黄等等。当时,戴高乐喝完照镜子时,连他自己都吓坏了。
不过他终于如愿以偿,很快被送到当地战俘医院治疗。在医院里,他找到了一个机会,与另一个名叫迪派的法军少尉商定逃跑。他们又偷来一套德军军装,迪派化装成德军护士,搀扶着假装生病的戴高乐,混出了大门,立即向瑞士方向逃跑。可是,这一次又失败了。5天5夜又冷又饿的路程,使他们疲倦不堪,像流浪汉一样狼狈,所以当他们走到乌尔姆时被德军发现,又被抓回了战俘营。
就这样,戴高乐一连逃跑了7次,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去。德军对这个法国大个子屡教不改的逃跑行为极为恼火,再次把他从条件相对较好的罗森贝格战俘营送回因戈尔施塔特第9堡垒战俘营关押。
“被缚的”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获取成功的资本(2)
狼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性格,就是屡败屡战。从戴高乐数次逃跑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就具有狼一样的性格,从不因为失败而轻言放弃。晚年,戴高乐非常愿意讲述这些越狱的经历,甚至比讲述自己参加的著名战役的次数还要多。
他的儿子回忆说:“父亲讲述这些经历时,没有一丝渲染,完全是平铺直叙,但是非常仔细,就像作战斗总结一样。”戴高乐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想用这种方式减轻自己因为被俘而感受到的耻辱。
逃跑不成,也不能老老实实地当战俘。戴高乐对曾经给予法国奇耻大辱的德国极为仇视,为了打败德国,他必须要了解德国。于是,他利用在战俘营的时间,开始了对德国国情与民族特点的了解。
戴高乐德文水平不错,能够熟练地阅读德文报纸。他通过狱中的德文报纸,密切关注战争的进展,而报纸中所披露的事情,是在实行严格新闻检查制度的法国难以看到的。他做了许多摘记。在狱中的这些收获,后来成为他撰写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倾轧》的基本资料。
他利用被囚禁的机会,积极地同周围的难友们进行交流沟通,博得了一个“大元帅”的美誉。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有交流。交流的方式、内容与质量,决定着能否成为交流场的磁心,能否通过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反映出这个人的素质和能力。
俘虏们的生活是寂寞的。常年处于高墙与铁丝网的包围之中、看守与机枪监视之下的战俘,最容易陷入可怕得令人窒息的苦闷、不安、恐惧与绝望的氛围里。然而,生性好动的戴高乐一刻也不想静下来,他经常主动与大家交流。
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在狱中给大家讲战略课,向狱友们介绍战争过程,交流作战体会。他被俘时,坦克还没有出现在战场上。可是,他在狱中从德文报纸上看到英国人在索姆河战役中首次使用坦克的消息,马上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新装备的巨大潜力。他指着报纸上刊载的坦克照片对狱友们说:“这个看起来笨重的大家伙的出色表现,很可能预示着它会成为未来战场上的天使。”
坦克,今天的“丑小鸭”,明天的“白天鹅”。这一前瞻性认识,竟然出自戴高乐在狱中的学习,而这时,他连坦克什么样都没有看到过。如果没有独特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在逆境中仍然积极向上的精神,如果没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一个人很难对一件没有接触过的新事物做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
他的狱友雷米·鲁尔曾经这样评价战俘营中的戴高乐:
这位个性倔强、看起来有些冷漠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他一刻也不愿意闲下来。但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法国人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如果司汤达还活着,他们肯定会成为莫逆之交。他总是抓住时机增长见识,而且非常乐意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别人。他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核心。大家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感,把他称做“大元帅”。
25年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称戴高乐为“大元帅”。从狱友们的戏称到他国首脑的尊称,靠的是戴高乐自身永不屈服的个性。
“被缚的”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德国战胜法国只花了15法郎(1)
法国作家博那尔在《夏尔·戴高乐》一书中,引用了一位法国人对德国人讲的一句话:“德国人赢得战争只花了15个法郎——戴高乐那本书的售价。”评价不免有些夸张,背后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社会中往往存在一种现象:各种事件以特定方式展开,使过程与制度变得僵化和不可改变,进而会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产生影响,当外部条件改变时,依然难以改变那些顺应从前力量的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和旧技术。
要想成功,就应该跳出这种“路径依赖”模式,以敏锐的思维认识事物,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而法军高层的保守派就是患了“路径依赖”的病症,在二战初期断送了自己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坦克为代表的进攻性武器得到迅速发展,然而,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法国却忽视了坦克给战争形态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仍执着于上一场战争胜利的经验,认为阵地战将是下一次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发动战争者将在坚固的阵地防御面前得不偿失。
于是,法军采取了实行短期兵役制,教育军官不得采取主动、冒险的作战方式,减少一切与敌军进行机动战和遭遇战的可能,修建马其诺防线等等措施。这种思想还影响到了坦克的设计。法军要求坦克设计不考虑机动作战的要求,而强调其防护性能,结果法国生产的坦克都极为笨拙。
胜利者最容易保守!因为他们具有“路径依赖”心理,习惯于用已知经验和一度被证明有效的思维去认识事物,指导自己的行为。
然而,法军中还有一个人并不如此,这个人就是戴高乐。
从战俘营中走出来的戴高乐最强烈的心理感受是耻辱!更为重要的是他把个人的耻辱与国家的耻辱联系在一起。这个酷爱历史学的军人,从德国与法国的历史中预感到,现在被《凡尔赛和约》锁住的德国虎,只是在暂时休整。
他特别赞同法国元帅福煦对时局的评价:“这不是和平,这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期!”他知道德国迟早会复仇。为了让法国不再像普法战争那样遭受割疆裂土的失败耻辱,为了不让法国军人再成为德军战俘营的“客人”,法国必须时刻保持对德国的战略优势。
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这就要求法国必须保持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可是,要想拥有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人口进行调查分析后,戴高乐大吃一惊。
他发现法国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每年出生人口83万,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则仅占欧洲总人口的1/16。
于是,他得出结论:在军队数量上,法国无法取得对德国的优势。数量上的劣势必须以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上的优势来弥补。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快速的、能突击的、数量少却质量精的军队。
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脚,他到处进行考察与求证。他曾专门跑到总部调查法军建设的有关情况。通过调查,戴高乐发现法军中的保守思想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法军最高统帅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关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的建议。
戴高乐因此吃过几次闭门羹。法军还在执行1921年由贝当元帅主持制定的《作战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尔后坦克和飞机给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这个条例就是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战术!
戴高乐心里非常着急,他不想再拖延自己新思想的实施,因为他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这时,他已意识到,通过正常渠道让军方上层接受自己的思想简直太幼稚了,于是,他决定公开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1933年5月10日,戴高乐在法国一本名叫《政治与议会评论》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建立职业军》。他原本打算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军内外轰动,不料,结果却如同雪花落水无声无息。这时,他的朋友善意地劝告他,不要再这样执着,这样做费力不讨好。
“被缚的”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德国战胜法国只花了15法郎(2)
戴高乐说:“不,我决不放弃,因为这是我的使命!”
朋友不以为然:“使命?使命有前程大吗?官运就是前程!你再这样下去,开罪了他们,就会连吃饭的饭桌都没有了。”
然而,戴高乐在“官运”与“使命”两者间,坚定地选定了后者。他看到,面对军内的保守派,单凭一篇文章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定把文章进一步充实,写成一本专著。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国贝格热—莱夫罗尔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建立职业军》。这部书篇幅不长,仅有200页,定价也仅15法郎,却从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
他在书中分析认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敌人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为屏障;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的保护。而法国四周边境几乎一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尤其是首都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极难防守。
一旦打起现代战争,法国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单纯依靠修筑坚固的防线肯定无济于事。唯有由专业军人组成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实施机动作战,积极防御,才能有效迎击来犯之敌,确保法国的安全。
为此,他主张建立一支由10万职业军人组成的机械化部队——6个机动装甲师。“这支由精兵和专业人员组成的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火力以及以突袭方式投入任何战线的能力。”他认为这支部队将是保卫法国的一把“利剑”。
可是,尽管社会上有人评价这部书可以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但它却仍然乏人喝彩,法军高层还是无动于衷,继续以他们原有的理念建设军队。满脑子保守思想的当权者们认为,他们不惜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根本不用担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进攻。
一些军界和政界要员纷纷出面批判戴高乐的“离经叛道”之论。当时的国防部长莫兰将军在议会公开宣称:“我们已经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筑成了这样坚固的防线,难道我们竟会发疯似的越过这条防线去进行莫名其妙的冒险吗?”他甚至冲着戴高乐喊:“别了,戴高乐!
只要我在,就没你的出头之日!”年近八旬的元帅贝当是戴高乐的恩师,一向器重戴高乐,但也把戴高乐的理论当成玩笑。
面对法国军政当局的冷眼和打压,戴高乐并没有放弃,他竭力游说,四处奔走呼号,然而知音难觅,弦断无人听。
《建立职业军》在法国很少有人问津,然而在德国却引起了纳粹将军们的极大兴趣。德军参谋总部在一本名为《论机械化战争》的机密手册中,全文引用了这本书。尤其是古德里安,这个一直跟踪研究坦克战的德国将军,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
他把戴高乐的思想与自己的主张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装甲师编制和坦克战术,在二战中名噪一时。1940年5月10日,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突击阿登山区,12日抵达马斯河,13日强渡马斯河。
之后,这支部队以每昼夜20至40公里的速度在法兰西的国土上驰骋。18日包围亚眠,19日到达贝隆,20日抵达英吉利海峡,把法国一分为二。面对纳粹的疯狂进攻,法国束手无策。
一个月后,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被迫俯首称臣。德军占领法国后,古德里安问一位法国记者:“我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同行最近在战术上又有些什么新发展?”这位记者竟一时呆若木鸡,不知所云,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戴高乐这个名字和他的著作。
15个法郎赢得一场战争,话是夸张,但背后的教训深刻。戴高乐的《建立职业军》是用创造性思维撰写出来的。什么是创造力?创造力是一种心理技能,它的产生出于一种观念,即新的想法要比旧的想法更有用,由此创意才会源源不断。
而法军高层之所以对新的事物漠然视之,同样也出于一种观念,即现有的东西比新的东西风险小,也容易操作。这种“路径依赖”心理必然导致固步自封的结果。因此,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仅要具有创造力,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具有接受新事物的眼光和胸怀。
“被缚的”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德国战胜法国只花了15法郎(3)
“在实力面前,逻辑和感情是无足轻重的。”这是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会最深的道理。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它的实力支撑下的作为。当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被迫向德国俯首称臣后,戴高乐毅然出走英国,高举法兰西民族的抵抗火炬,在海外领导抵抗运动,凭借坚毅与无畏的精神捍卫国家的利益,进而掀过法兰西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被缚的”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摆脱丘吉尔的“关照”成为强人(1)
1940年5月10日,法西斯德军实施“黄色作战方案”,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42天以后,号称欧洲最强大的法国与德国订下了城下之盟,签定了投降协定。法国的败亡超出人们的预料,整个军队几乎在瞬间被彻底打垮,只剩下零星游击队。
时任法军准将、曾指挥第4装甲师作战并担任法国国防部与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于6月17日出走到了英国伦敦。他对他所服务的那支旧法军痛心疾首,认为是军队的保守葬送了国家。他要在国外领导抵抗运动,争取尽快重新登上法兰西大地。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
戴高乐到英国后,就与英国广播公司商议,准备向全体法国民众发表讲话,呼吁他们起来反对法西斯德军的占领,将敌人从家园赶出去。一个外国人要利用广播发表讲话,英国广播公司做不了主,于是向丘吉尔做了报告。
丘吉尔是典型的英国人,或许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或许是由于大英帝国的情绪非常浓烈,他对法国人并不是十分友好。他见到戴高乐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将军阁下,您觉得您一个人能代表法国吗?”
尽管这句话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是戴高乐脸上已表现出了不快。他思考了一会儿,从容地说:“当然能!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合法地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法国遭德国入侵,政府成员中只有我坚持抵抗。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
丘吉尔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因为丘吉尔担任首相不久就曾向全体英国人表示:“我不能给大家许诺什么。我所能付出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竭尽一切可能投入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丘吉尔要战胜敌人,就不能没有同盟者。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哪怕是做露水夫妻也是必要的策略。他刚刚接到情报:贝当领导的法国当局已宣布放弃抵抗,与德国人停火了。这就等于说,欧洲大陆已全部沦陷于德国之手,英国成为欧洲唯一的抵抗国家。
丘吉尔认为,必须结成同盟,而且不能有选择。于是,他在听戴高乐介绍完大概要讲的内容后,非常郑重地对戴高乐说:“明天,我让您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里讲上几分钟,等明天早晨内阁开完会,我再通知您具体的直播时间。”
6月18日18时,戴高乐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著名的《6·18呼吁书》: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新政府。这一政府断定我国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交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但是,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数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我是根据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发出号召: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的抵抗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这是一篇号召法国民众参加抵抗运动的檄文。戴高乐特别看重这篇檄文,他把这份用蘸水笔写的演说稿交给自己的妻子,说:“好好地保管它,这是我留给孩子们的一份遗产!”
戴高乐与丘吉尔的这次对话,既是这两个伟人正式合作的开始,又是他们为国家利益而产生分歧与争吵的开端。
戴高乐从这次谈话中深深感到,国家没有实力为依托,就不可能有地位。然而,自幼不畏压力的戴高乐,要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捍卫国家的荣誉。
“被缚的”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摆脱丘吉尔的“关照”成为强人(2)
1940年9月,英法联合远征非洲西部的达喀尔,结果却遭到失败。就战败责任问题,双方出现意见分歧。1941年,戴高乐组织的“自由法国”的米瑟利耶少将被英国人逮捕,他被指控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提供了有关远征达喀尔准备情况的情报。
戴高乐认为英国此举是想将达喀尔的失败归咎于“自由法国”,他极力捍卫米瑟利耶的荣誉(尽管这位将领后来背叛了他),甚至威胁说,如果不立即释放米瑟利耶,就断绝“自由法国”与英国之间的一切关系。最后英国人认错,把米瑟利耶放了。这一事件成为双方的第一次严重分歧。
戴高乐的不妥协态度和独立姿态让丘吉尔感到厌烦。英国档案显示,1940年9月,丘吉尔曾经考虑过打发戴高乐去跟意大利人打仗。同样,戴高乐也经常指责丘吉尔,认为他过于卑躬屈膝地依附罗斯福。
1943年3月,流亡英国的戴高乐要求回法国视察“自由法国”武装部队,遭到丘吉尔拒绝。戴高乐抗议说,自己受到的待遇与战俘无异。丘吉尔则回应道,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位法国人,叫他怎么做他就得怎么做,他必须留在英国。
1945年4月,丘吉尔断言,戴高乐怀有“无理性的野心……除非我们摆脱他,否则英国无法与法国建立值得信任的关系”。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戴高乐与丘吉尔的合作充满了分歧与矛盾,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合作。因为,两位伟人都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丘吉尔非常需要戴高乐及其领导下的抵抗运动。他曾给安全机关下达了一份极为特殊的命令:如果戴高乐打算离开,比如搭乘法国驱逐舰出海,就逮捕他。应该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阻止他离开英国。
丘吉尔还尽一切可能让戴高乐参加战争期间重要的国际会议。1943年1月,美英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召开会议,协调两国的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是确定了盟军进攻西西里岛的作战行动,以及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近期的作战目标。
美国总统罗斯福原来并不打算让戴高乐参加,他主张让法国维希政权的将领参加。可是丘吉尔想让戴高乐参加这次会议,为此他曾同罗斯福交换过几次意见,最后终于如愿。戴高乐领导的抵抗组织是一个流亡政府,当时在英国的流亡政府有好几个,能获得这样待遇的流亡政府,仅此一个。
1944年8月,罗斯福、丘吉尔正式代表本国政府宣布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有资格执行法国的行政权力,并可以发行本国的货币。
除了矛盾,他们之间更多的还是相互敬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两人的命运大相径庭。丘吉尔在本国大选中败下阵来,当时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他被迫中断会议回国。他感到无比羞辱,满脑子都是著名作家普卢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
而短短几个月后,戴高乐却得到法兰西人民的顶礼膜拜,以100%的赞同票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统。丘吉尔立即给戴高乐写了封祝贺信,上面有这样一句:“普卢塔克错了!”
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了5年的老朋友啊!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着高傲、倔强的姿态,甚至多次与之激烈地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他以外,都是敌人、对手和下属。戴高乐说:“如果没有丘吉尔,我的努力将会是徒劳的。”
一个是按法律程序组阁的首相,一个是流亡政府的首领;一个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个是狼狈不堪扼腕叹。然而,短短的5年后,一度春风得意的丘吉尔被民众请下了台,而一度狼狈出逃的戴高乐却被民众以迎接英雄的礼节拥戴回国。二人的命运定律般地说明:政治就是这样奇妙,功劳不在大小,怎样做人才是关键!戴高乐具备做伟人的素质,他的成就理所应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