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 从李约瑟之谜到钱学森之问 创新人才需要什么环境
20世纪后期,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进入新世纪,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又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从“李约瑟之谜”到“钱学森之问”,其实质都指向一个问题:创新人才成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根据一些大师的经验总结,以下几点应得到我们的重视。
安静与相对自由
安静与相对自由是科研人员梦寐以求的环境。居里夫人在《我的信念》中说:“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我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干扰和盛名的渲染。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其实,这也是我们许多科学家所希望的,前些年就有专家发出“与民休息三年,三年不评估,三年没有会”的呼声。治大国若烹小鲜,出大家也如此,少折腾。
时间是科学家最宝贵的东西。科学家喜欢并有能力长时间艰苦工作,他们常常没有时间顾及家庭生活,也没有时间消遣娱乐。据统计,美国杰出科学家,一般每周工作上百个小时,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献身于工作。我们的制度,不应设计成光是监督科学家工作的制度,而应设计成节省他们时间的制度,帮他们解决科研以外的困难,让他们全身心地工作。邓小平就强调,要保证至少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这应作为一个考核指标,不要随意占用专家时间。
鼓励冒尖和宽容失败
中国传统文化奉行循规蹈矩、中庸保守的价值观,这是很多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准则。这种价值观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不鼓励、不提倡公开争论,有不同意见也只是点到为止。学术讨论、项目评审,也绝少尖锐激烈的争辩,而多是回避矛盾、一团和气。许多科研人员都愿意沿袭别人开创的领域,走一条稳妥、安全的道路,不敢为天下先,不敢出头。在人才成长过程中,这种价值观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创新思维,压抑了个人的灵感和好奇心。
宽容失败是伟大民族的优秀品格。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事业,无法保证每项研究都能成功,都有重大发现。一个科学家可能经受成百上千次的失败,还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创新需要勇气,甚至需要有点“造反”精神。真正的革新家有时是很孤立的,是一个“孤独者”。失败是科学的常态。但在我国目前的科技领域,对待失败往往不够宽容,所有的研究都要求必须成功,这显然是违反科学规律的,是一种不鼓励创新的环境。
团队合作精神
每个人都希望唱主角,这是今天许多科研队伍的现实情况。一个优秀的科研团队,不仅应该有具备深厚学术造诣、扎实理论基础和前瞻性战略眼光的学术带头人,有知识结构、年龄、学科结构合理的核心研究人员,还需要有专业性较强的从事数据处理、联络等基础工作的科研辅助人员。但在我国目前的很多科研团队中,大量缺少辅助人员,科研团队在开展深入合作方面效果较差,每个人都希望唱主角,缺乏合作的结果导致较少出现大的创新和成就。
法国数学家彭加勒说,科学是一项集体事业。正像一座不朽的丰碑,建成需要数世纪,每个人必须携带一块石料。科学需要必要的合作,需要我们同心协力。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促进团队合作的制度和文化,使每个人在团队中都感觉到很重要,但又各司其职、各美其美,而不是人人都想唱主角的局面。
良好的科研管理制度
当前,我国对科研人员还存在过度管理的问题。比如,科研评估和检查项目繁多,内容繁杂,填写大量表格,不仅使被检查者疲于应付,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使工作陷入不科学的评估指标,偏离正常轨道,甚至还会败坏学术风气。
科学的人才管理应高瞻远瞩,化繁为简,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能够通过简单程序给人才提供方便的就绝不要复杂。比如一些必要的科研经费支持,就不应让科研人员大费周折地层层申请。最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出台两项政策:一是如果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态度、实践精神和技术路线,表明他是有培养前途的,就给他40万元,现在又增加200万元。
对他不提过多要求,不提什么SCI文章的指标。二是优秀创新群体的培育机制,只要一个单位有2个杰出青年的获得者,有一个重点实验室支撑,有明确的科研方向,头3年给500万元,中间3年给300万元,最后3年给300万元,不提要求,鼓励探索。这样的改革,有利于鼓励科研人员潜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