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黄埔军校 程潜:孙中山心目中的黄埔军校首任校长

1954 年4 月,毛泽东和程潜(右二)等在北京十三陵合影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为程潜(中)划船

1946 年,程元和夫人朱瑞镕在湖南长沙结婚照

1950年,程潜与夫人和孩子们,前排左一为小女程丹,右一为四女程欣,后排左为三女程文,中为长女程熙,右为次女程渝

刘海儿

在上海巨鹿路,有一个别具生活气息的小院。院子里郁郁葱葱,鸟语花香,一棵茂盛的大树,像一把大伞,遮住了整个院落。小院看起来十分静谧。

每天早晨,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妇,会沏上茶,拿上报纸,坐在小院的玻璃房中欣赏窗外“满眼的生机盎然”。这位老人是程潜的儿媳朱瑞镕,自从丈夫程元去世后,她成为小院的一家之长,管理着程家的第三代和第四代。

“我觉得我这一生,作为女人非常幸福,有一个爱我的丈夫,我也爱他,我拥有世界上最美满的婚姻!”老太太的一番话,逗得记者和她女儿哈哈大笑起来。朱瑞镕至今仍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范,待人接物、言行举止得体大方,“你看,我的孩子们都是轻轻地关门,轻轻地说话,很有规矩吧?”老人得意地说道。

今年84岁高龄的朱瑞镕,耳聪目明,腿脚灵便。女儿程枫告诉记者,父母亲相濡以沫走过近70载,“他们晚年还手拉手,说我爱你,连我都羡慕……别看爷爷和父亲都是职业军人,家里永远欢声笑语。”伴着窗外的蒙蒙细雨,程家两代人侃侃而谈,回忆着程家“充满生活乐趣的小日子”。

孙中山心目中的黄埔军校首任校长,主动让位蒋介石

朱瑞镕的老家在江苏常州武进县,祖上在当地是非常有名望的富商,朱瑞镕的母亲是盛宣怀家族的嫡系,因此,她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那时候在家里是大小姐,家庭条件一点不比程家差。”朱瑞镕用骄傲的语气向记者介绍,她和丈夫程元相识于武汉,“我们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通过自由恋爱相结合。”

朱瑞镕16岁时,为躲避家乡的兵荒马乱,被家人送去武汉,在那里结识了程元。“我嫁到程家时还不满17岁,不知道父亲(程潜)和他在外面具体做什么。那时候对待女子家教严格,讲究三从四德,女人足不出户,男人在外面的事情更是不能过问。”

后来朱瑞镕才知道,程潜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蒋介石竞选总统的时候,父亲和他一起,南京总统府里当时有记者,听说6个副总统竞选,父亲和蒋介石就差3票……”

程潜1882年出生于一个耕读世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幼时起,父母就经常告诫程潜兄弟,应以耕读继承祖业,借读书振起家声。程潜从小入私塾,他资质聪慧、记忆力惊人。1903年,程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

1904年7月,北平总理练兵处选派武备学生赴日留学,程潜最终考取了公费留日资格。他东渡日本,在东京振武学校补习科学和日文,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李根源、李烈钧等留学生,走上反清救国革命道路。1908年程潜毕业回国,在四川新军任参谋,参加辛亥革命,任炮兵指挥官,后回湖南任都督府参谋部部长、军务司司长、军事厅厅长等职。

1923年,程潜任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部长。那时,孙中山准备筹建黄埔军校,一度考虑以程潜为校长,蒋介石及李济深为副校长,而最终为何选择蒋介石担任校长?对此,史学家一直猜测不断。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对孙中山表现得很忠诚,又学过军事,有一定才能,当时只有30岁出头,可以说年轻有为,因此就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也有人说,“蒋介石是毛遂自荐,要求出使苏俄,从而促使孙中山作出了这一决定”。

对于各种猜测,程枫告诉记者:“我们通过资料知道,爷爷当年和孙中山接触很多,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孙中山说,美国有西点军校,欧洲也有军校,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土地,这么多人口,也应该有自己的军校,他委派爷爷去办。

爷爷那时候自己有一个讲武堂,他把自己的讲武堂也合并到黄埔军校中,等到组建好了,孙中山对他大加赞赏,要任命他为军校校长。蒋介石知道以后非常生气,不愿在爷爷之下,就赌气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爷爷是个从来不要名利的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说那就让他负责管吧。”

《黎明前的暗战》主人公,弃暗投明受礼遇

在程枫印象中,不论爷爷还是父亲,在家里都很少谈论政事,且为人低调,不图名利。程潜一生共有4位夫人,前三任夫人共育有10个儿女。长女博莲嫁给林伯渠之弟林祖烈为妻,次子程元(原名博乾)湖南解放时随父起义,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程枫说,关于家里的很多事,她还是两年前,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黎明前的暗战》才知道。《黎明前的暗战》开场便讲述了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国共和谈的声明,其中要点就是惩治战争罪犯,这让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心中一沉,因为他虽有心弃暗投明,但对自己在共产党公布的战犯名单中排第26位感到十分担忧。

湖南和平解放,首要工作就是策反程潜。程潜曾拥护国共合作,并传递出积极信号,是最有可能走和平道路的人选。而当时中共地下党面临严峻形势,程潜又在白崇禧的严密监控中,如何让他没有顾虑心甘情愿地起义?在这一过程中,以周里、余志宏为代表的湖南省工委地下党,本着敏锐的统战意识,做了大量工作。

1948年7月,程潜调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目睹国民党贪污腐败,知道败局已定,有心弃暗投明。他委托进步人士程星龄全权代表自己同中共地下党联系,表达愿意起义的决心。1949年3月,他在南京遇到章士钊,章转告了毛泽东主席对他的期望,让他消除顾虑。

他又将走和平道路的决心告诉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得到陈明仁的支持。5月16日,白崇禧败退长沙后,程潜的处境十分艰险。他亲笔签署《备忘录》,由中共湖南省工委转呈毛泽东主席,正式表明起义态度。

7月11日,收到毛泽东主席赞同和平起义方针和部署的亲笔复信后,他秘密会见解放军和谈代表,就起义的一些重大问题进一步达成协议。8月4日,他和陈明仁领衔发出和平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

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发来贺电:“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对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8月下旬,程潜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邀请,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抵京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到车站迎接,受到了极为隆重的礼遇。程潜见到毛泽东,激动地说:“主席,您那么忙,怎么来了?”“我再忙也要来的!我们是老乡,您又是我的老上司,不来岂不是失礼了吗!”毛泽东风趣地说。

辛亥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武昌起义爆发后,决定参加革命军,于是成了湖南新军的一名普通列兵。因程潜当时是湘军都督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故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自己的“老上司”,对程潜十分尊重。

程家子女在观看《黎明前的暗战》后,才知道父亲程元那时已经是地下党,还参与策动了国民党314师程杰团与陈又平团起义。“剧中有一个情节,爷爷秘密地把爸爸叫到一边,操着湖南口音问:‘你哪一年参加的黄埔军校?’然后说‘这是对的’;又问父亲‘你是不是共产党’?父亲回答是。爷爷说‘现在看来你也是对的’!”

对于《黎明前的暗战》中提到的这一情节,很多史学者提出疑义,认为有虚构成分。程枫认为,“我们得知爸爸1957年加入共产党,对于做地下党的经历,中央电视台在拍摄电视剧前,专门从湖南档案馆查阅了资料,我想那还是可信的。”

程元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八期,1949年随父在长沙率部起义,任警卫团团长,起义后,一直在人民军队担任领导职务,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晚年笔耕不辍,最爱看孙辈演出

朱瑞镕说,程家一贯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她当初嫁给程元,第一看重的,就是他有文化,“从父亲(程潜)到我丈夫,他们的书法都写得相当漂亮”。程枫说:“连电视剧开始的第一幕,都是爷爷潜心练习书法的镜头,老人苍劲的笔力透着飘逸的神韵,让我不禁惊叹。

”程潜对诗和书法颇有造诣,早年在国民党将领中就有“军中才子”、“儒将”的美誉,晚年更是笔耕不辍。他著有《养复园诗集》等书,曾被誉为一代钟吕之音。赵朴初先生曾经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谁知三军帅,诗亦一代雄。”

程枫曾去过爷爷在北京的家,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程潜住在宽街二号,这里后来成为中央的秘密会址。程枫向记者描述了她在爷爷家生活的点滴:

爷爷家门前有两座大石狮子,很宽的大门,穿过大门就是警卫连,一进去就给人庄重威严的感觉。第一次走进爷爷家,我像是走进了红楼梦里的长廊,这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有东西厢房。爷爷的会客厅非常大,小时候我在那里玩,会客厅大大小小有7对沙发,整整围了一圈。

爷爷的卧室在正房的右边,连在中间的是他的起居室(私人小客厅)。要到其他正房,必须穿过这间起居室。爷爷经常独自坐在那里的沙发上养神,有时也会摇着头“念经”。过去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念经,现在想来那不是念经,而是在吟诗。一次,我经过他去小姑姑的房间,他用湖南话问:“这个妹子是哪一个呢?”那时候,爷爷的记忆力已经减退。奶奶就会回答:“这是你的二孙女。”

“文革”期间,由于爷爷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特殊保护,我们位于宽街的家相对比较平静,加上那时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家里的孩子都聚集到北京,非常热闹。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这里似乎成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

那时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于是我们把位于东厢房的大客厅改成了家庭小剧场,我们把横放的沙发都竖着排起来,每当晚饭后,就在小剧场表演节目。爷爷非常高兴观看我们的演出,有时一吃完晚饭他就先在前排就座。爷爷最喜欢看我们排演《江姐》,那时候,因为我个头最高,爷爷总是让我来演叛徒蒲志高,让我戴着帽子,披着毛巾,还要求我要演出叛徒的坏!我的几个姑姑那时也没有出嫁,大家一起演戏给70多岁的爷爷看。

爷爷晚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我们一起玩,那是1967年的年夜,我们这些孩子聚在他卧室旁的起居室玩扑克牌“拱猪”,爷爷一直在旁边看我们玩到很晚。后来他累了,独自回房去休息,大家当时正玩得开心,都没有注意到。结果他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从此爷爷就没能起来。后来他得了肺炎,随之住院,直至在医院病逝。为此多年来我们再没有玩过“拱猪”。

那时候,爷爷是全国人大常委,中央给爷爷配备了3个厨师,1个秘书,1部凯迪拉克12座专车,每个星期都有私人医生来为他看病。1968年爷爷去世时,据说江青还来到家里。姐姐告诉我,人家都谣传她是用牛奶洗澡,不知道真假,总之,江青的皮肤又细又白,身材高挑。江青还命令“中央文革”,封锁了我家前面的街道,除了直系亲属外,其他人都不得进入。

功名利禄都看淡,开心享受小日子

在妻子朱瑞镕眼中,程元“是个完美男人”。“人长得帅,又有学问,品质又好,最重要的是爱我。”朱瑞镕又一次露出骄傲的神态。这位80多岁的老人,口口声声向年轻人讲着“爱”,从她的表情中,能体会出老人的幸福。

“我们聚少离多,但我一点都不担心,他反而问我,你不怕我在外面找别的女人?我很淡定地说‘不’。因为他有文化,懂道理,我嫁给他,就相信他会对我和这个家负责,其他什么都不问。”正因为如此,朱瑞镕反而发现,丈夫总是很“粘”自己,“晚年他每天一起床,总是先问我在哪儿,去什么地方都希望我陪着,我不去他就不去。”

朱瑞镕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从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到程家的一家之长,她把整个家庭料理得有条不紊。“妈妈拿着书学做菜,爸爸什么时候要吃好吃的,随要随有,妈妈为爸爸做饭,直到爸爸去世的那一天。”程枫说,“父母亲70多岁,每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还手拉手,爸爸当着我们面还对妈妈说‘我爱你’。连我先生都做不到。”

程元年轻时南征北战,和妻子聚少离多。“战争年代,有一次爸爸和妈妈坐飞机紧急转移,妈妈带着全部家当,有一箱金条,爸爸说你带这些干什么,多危险,她索性就把那一箱金条给了家里的副官保管。副官后来再也不见踪影,多年后,他找到我家,跪在爸爸面前,我们才知道,他把这些钱全部挥霍了,还染上了梅毒。妈妈把这些看得很淡。”程枫说。

朱瑞镕刚到上海时,身边带着5个孩子,但看到民政部门众多的聋哑人无法解决生计,她主动担任聋哑人工厂的厂长,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带领聋哑人一起谋生,把自己的5个孩子丢给一个保姆管。

2008年11月,程元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爸爸去世前一天,还和妈妈手拉手去外面吃饭,回来看电视,什么事情都没有。早晨妈妈叫我们,说你爸爸不行了,突发心脏病……我们全家人很安静地目送爸爸离开……”

朱瑞镕说,儿女们担心她接受不了丈夫去世,其实,她早已看透了生死。“这些都是自然规律,我会继续快乐地生活,每天早晨起来,和儿女们一起吃早饭,然后送他们上班,我就在窗前看报,有各种鸟儿来和我做伴。一会儿八哥飞来了,一会儿是麻雀,还有白头翁,还有三花子,脑门儿上有三道花纹,我给它们都取了名字。

有一天我走了,就把我和丈夫葬在一起,多好!程家人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风雨,功名利禄都不值得惦念,开心享受小日子最重要!”

链接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官庄人,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辛亥革命后,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1920年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时,被任命为陆军次长。

1926年,程潜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1928年被李宗仁扣留免去各职,之后数年,寓居上海。1935年升任二级陆军上将,任总参谋长。1938年起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1939年5月13日晋升为一级上将。1940年调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1948年3月参加副总统选举,最后放弃,所得票改投李宗仁,令蒋介石支持的孙科未能当选。之后改为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但仍掌控湖南军政大权。

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