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逊津南 南征北战张宗逊 戎马一生跟党走
上将张宗逊,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在团长卢德铭的指挥下,参加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随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参加历次“反围剿”作战,担任毛泽东贴身警卫,转战至延安,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他又在毛泽东和贺龙反复协商下,担任358旅旅长,东渡黄河,开展抗日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屡战屡捷,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此后,他还协助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解放了大西北。
他一生奋斗,矢志不渝,但在他的回忆录中读到的,却是“谦逊”二字。
雄关漫道真如铁
张宗逊生于1908年陕西渭南,1924年入团,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由周恩来主持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秋收起义和长征。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军长、瑞金红军大学校长、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红军大学参谋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吕梁军分区司令员兼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8年退休,1998年去世。
“我原没有写回忆录的准备,因为我想,自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参加了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以后在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的指挥下,进行战斗,做了些具体工作,我个人经历没有什么可写的。
再者曾经和我一起战斗的无数同志,为了革命事业而献身,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要写应该写他们”,“后来,我为几种军史资料丛书写过几篇回忆文章”,“我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以个人的有限经历为线索,粗略地记述我参加过的战斗、战役和工作过的部门情况,供读者和党史、军史部门参考”,人如其名,严谨谦逊。
张宗逊经历了武汉七一五政变的白色恐怖,参加了保卫井冈山血雨腥风的战斗,进军赣南闽西巩固苏区,迎来了古田会议胜利召开这一历史转折点,因为这次会议不仅关乎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也关系到弱小的党能不能在乌云压顶、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突出重围。
他随红军在长征路上突破四道封锁线、两次攻打遵义,胜利到达陕北,然而,回到家乡的他,却马不停蹄、继续转战,参加了百团大战等多次歼灭战,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在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练兵、大生产及保卫延安的防御战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他的脚步又迈向了大西北。
他与黄埔校友卢德铭并肩作战,“黄埔精神”点燃了他的血性;他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新中国的胜利和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锻造了他的坚韧;“反围剿”与“剿匪”,那些年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历练了他的顽强;在抗日前线,那些惊天动地的战斗,血洗了民族仇恨。
看着毛泽东磨破流血的脚,他的内心无比感慨;在延河岸边与毛泽东重聚却又分别,他的内心无比煎熬。因为忠诚,他寸步不离;但还是因为忠诚,他又必须别离。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选择,一个军人的职责,张宗逊就是靠着对党和红军深入灵魂的热爱,从跋涉中找寻胜利的微光与曙光。
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毛泽东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时,张宗逊也受到了牵连,被免去了师长职务,派往红军大学学习。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张宗逊被重新起用,率部参加了长征。还有一次,就是“在反对大比武到院校整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一伙始终把矛头指向我和总参军训部,因为我们一直在彭德怀、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领导下积极工作,我也就成了彭德怀、罗瑞卿的‘帮凶’。
并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我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抄家、罚跪、抹黑脸、戴高帽子游街。
无所不施其极,欲置死地而后快”,这是张宗逊最痛苦的时刻,因为黑白、是非就这样被颠倒了,但是,他没有倒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难以忍受屈辱的时候,暗暗地激励自己,无论如何要挺住,绝不能自杀,坚信历史真相终有一天会弄清楚。”
张宗逊在黑暗中秉承的信念,正如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讲课时所说的:什么叫真人?真人就是说真话、办真事、信真理”,张宗逊就是金一南教授认为的“真人”,“他们一真到底,贯穿始终,无二心,无异志,打掉牙齿和血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有人说这是奴性,是愚昧,却也正因这种付出和牺牲,历来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第一次集结为一个坚强的整体。他们也从来不追求今天颇为时髦的‘独立的人格’。只知道自己是对党旗宣过誓的共产党人,遵守党纲,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是终身信条。
他们的全部光荣与苦痛都存在于党领导的这支革命军队之中。他们的人品中具有的只是党格、军格,除此无他,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需要炫耀与彰显。他们用全部生命演绎了他们这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三个鲜明特征:一是理想主义。二是大无畏的精神。三是不折不扣的彻底的忠诚。”
张宗逊“在广州黄埔军校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是黄埔四一五政变的幸存者”,但是,在流血和屠杀面前,他依然毅然选择留在南方,因为他“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掌握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当时我们党掌握的军队实在太少了,共产党员需要做军事工作,有了枪杆子就有办法”。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枪杆子”的争夺,也是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和斗争。打遵义时,他的右腿负伤且伴有严重感染,负责照顾张宗逊的红四师警卫排长在贵阳附近空袭中牺牲,“贺子珍同志也在那次空袭中负了重伤”。浴血拼杀,生离死别,就是那个年代常态,而对于张宗逊这样的党员而言,头可断,血可流,就是革命信念不可抛!
直挂云帆济沧海
1937年9月3日,张宗逊率358旅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进至晋西北的神池、八角堡地区,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随后,配合国民党军在雁门关东西长城各要隘作战。716团团长宋时轮,率所部第2营及侦察连组成雁北支队,进入雁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10月,在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忻口会战中,358旅深入日军侧后,在辛庄、雁门关等地区破击公路,袭击日军运输队,使进犯忻口的日军一度补给中断。此后,部队进行整编,358旅会同359旅等部反击日伪军对晋西北地区的围攻,收复7座县城,后又进军塞外,协同当地蒙汉人民游击队,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取得了滑石片等战斗的胜利。
在张宗逊的记忆中,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6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叫嚣“解散共党”、“取消陕甘宁边区”,遂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而这时358旅刚刚参加粉碎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但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再次发动事变,全旅指战员迅速投入紧张的“大练兵”和“大生产”计划之中,“人人都抓紧时间学习,宿舍里安上杠架,到处都是‘课堂’”,“有的战士因为进步慢而哭肿了眼”,“没有一个人不胳膊痛、腰痛、腿痛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
连队指战员是这样,勤杂人员也不例外,炊事员下河挑水也带上手榴弹甩两下,通信员送信走在路上也练习投手榴弹……”
弱小的党,弱小的红军,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苦涩,饱尝了屈辱,因此,像张宗逊书中所记录的中华民族的苦难,正是鞭策中华儿女奋力前行的动力。回首那段带血的党史、军史和共和国的建政史,就是为了更好地记住过去的苦难,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清楚“我们向哪里去”,才能拥有一个光辉的未来。我们不能走进“无根”的未来,我们要把“根”深深扎进人民的土壤之中汲取不竭的动力之源,这样才会形成永远的生命力,因此,我们今天去读一位共和国上将的回忆录,其实,就是在寻根寻魂寻找我们的来路,只有这样,才能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