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兴金鲵 王刚回忆父亲王国兴:人生清贫如洗 内心富有胜金

2015年清明时节,回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番响村老家的68岁的王刚,在老伴的搀扶下走进白沙起义纪念园,深深追思一位故去40年的老人——黎族领袖王国兴。故者与追思者是父子,但却又彼此从不说"软话",拗了一辈子。曾经年少时,王刚甚至还狠狠责怨过王国兴,"为什么你为黎族人奉献那么多,却不愿意为自己的家人付出多一点?"

王国兴一生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1975年1月,他的生命归去在自己最眷恋的这片红土地上,临终前他对子女的嘱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黎族人民的解放,要相信党,努力工作,把自治州建设好。"除了一种矢志不渝的精神,他没有为儿女留下任何称得上值钱的财产。

40年后,当岁月的风雨再度激荡回忆的心门,王国兴最终留在子女心中的不是"白沙起义"著名历史事件中的英雄,却已是人世烟火中一位普普通通流露真情的老父亲。

尊师重教的黎族领袖

时光的指针拨回历史的长河。

白沙起义5年后的1948年,王国兴的二儿子王刚出生在琼中牙寒(共建)村,彼时的琼中地区已属于解放区,是人们眼中支持海南岛走向解放的"革命老区"。不久,王刚被他的"大妈妈"(王国兴先后有两位妻子)带回番响村抚养,一直到8岁。

在王刚儿时的印象中,他对父亲的样貌几乎全无记忆,王国兴在海南岛解放后于1952年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后1955年自治区改自治州后任州长,他和王刚的亲生母亲王爱英生活在通什(今五指山市),并没有将王刚带在身边。

令王刚记忆尤深的当时老家的模样:到解放初期,村子里几乎剩不到20户人家,大部分家庭都在日军侵琼和国民党压榨民众到处拉壮丁的时期逃难到黎母山、湾岭地区去了,农村破败的景象,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给童年的王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无疑地,这印记也曾深深烙在父亲的眼睛里,烫伤过他的心,我想这是他在任州长后日以继夜操劳,并用自己的家当对无数老百姓施以援手,视黎族人民为父母的原因吧!"王刚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1956年的一天,王爱英坐在家里流泪意外让王国兴撞见了,"你哭什么?"王国兴问妻子。王爱英说,"快8年了,见不到儿,想他想得流泪。"

王国兴没有接话,王刚年纪小却留在条件艰苦的农村,当父亲的怎会不心疼?没过多久,王国兴就让人到番响村接王刚,王刚记得很清楚,"那天,大人们把我放在箩筐里,轮着挑担子把我挑到通什,十几里的土路,我就这样一路颠到了父亲身边。"

母亲见了王刚喜出望外,但父亲却面无喜色,反而对他管教得异常严厉。王刚依稀记得,在与父亲每天生活在一起的短短一年时间里,父亲很是严肃,平时少有生活上的嘘寒问暖,但对他的学习成绩却十分关心,严厉万分。

一个学期结束,回到家里,王国兴第一句话马上就会问王刚,"考试怎么样,及不及格?拿老师评语来!"

王刚就蹭着步子从布袋子掏出成绩单双手递给父亲,嗫嗫地说,"不及格的少,但分不高"。

"70分,才考这么点分!"王国兴很不高兴。

此后多年,王刚才懂得,父亲对子女教育的严格是有缘由的。只念过2年私塾的王国兴很小就走出家门卖苦力,对读书有着深切的渴望;而战争年代国民党在中部山区抓壮丁,王国兴的父亲、世袭峒长王政和为保护黎家人被抓走,是许许多多农民砸锅卖铁凑光洋才救出了峒长,为此,后来也成为峒长的王国兴对农民有着深深的感情,让黎族人尤其是青年人有书念、有更多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他一辈子立志要达成的心愿,这心愿之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子女。

"父亲的严格教育现在想来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王刚说。

任自治州州长后的王国兴,大力推行民族教育,兴办中小学院校,并向中央提出发展黎族地区教育的思路,在通什建立自治州中学和自治州师范学校,保送一大批自治州黎族青少年赴中南民族学院深造,鼓励引进一批广东省大学生南下海南任教。

王国兴兴办的学堂,密布于偏远山村各处,甚至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在让广大黎族人民受益,在琼中县牙寒、罗解等地区的小学校都是王国兴的心血凝结。这也影响了后来的王刚,在1990年代任通什市市长期间,王国兴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的理念得以一脉相承。

遭遇"凄风苦雨"的高官

1956年,与父亲相聚尚不到1年时间的王刚离开通什到海口读书,直到1965年才转学回到自治州中学。少年依然很调皮,想要零食或一些喜欢的东西时开口向父亲要,得到的总是"棍棒炖肉",免不了挨揍,王国兴严厉极了,不让孩子有分文的零花钱,尽管当时王国兴的工资几乎已算是全自治州干部中最高的。

然而王刚亲眼看到,父亲对自己狠心,却对总来找州长的老百姓和家乡乡亲慷慨万般。"哪户农民家中有困难了,父亲总要施以援手,有乡亲来找他说家里的房子倒了,父亲可以一次拿出200块钱给农民,让人家回去盖新房;谁家的孩子要结婚,来找父亲,父亲总要主动塞上一二十块,他说我们黎家孩子结婚,以后日子不容易,要给点钱备用;甚至,我见过没钱买米买盐的乡亲来家里,父亲直接把自己的口粮和盐巴给了人家……"王刚回忆当时感慨万千。

乡亲们不忘王国兴的好,借钱时纷纷给王国兴家里留下了借条,后来"文革"时期王国兴被"抄家","革命派"在他家里翻出了一大摞的借条借单,无言以对,因为这些借条能够保存完好,是因为王国兴从没有让一位乡亲还过钱,而即便是后来在王家遭遇灾祸极为困难的时期,王国兴也始终不让子女谈及借条和还钱的事。

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没过多久,"文革"袭来。王刚记得,1968年的一天,县里借口让王国兴去县城开会,手拿毛主席语录的王国兴被就地关押。王刚说,"后来组织允许他的弟弟去探望父亲,看到父亲的惨状,回来向我们描述时,家人泪如雨下。"

然而,王国兴在狱中并没有抱怨,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支撑了此后多年的牢狱生活。

因为父亲有"罪",王刚和家人也相继受到了牵累。同一年,知青"上山下乡",王刚在学校里连"下乡"的资格也没有,他委屈地找到校领导问求原因,得到的答复是"最大的走资派的后代只能去改造!"于是,20岁的他被放到琼中灰草、里寨两大水库去干苦力,挑担子、筑水坝,尽管读完了高中却没能获得文凭。

1969年,番响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缺民办教师,想在"老三届"中招一名有文化的高中生任教,期间,学校发现了一位在湾岭改造的青年写的一篇心得文章《浅谈劳动改造中的收获》,这让学校的领导眼前一亮,感叹说:"这娃娃有水平的哦!"这个青年就是王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大队先后讨论了3次最终才得以通过。于是,1970年夏天,王刚从一个被改造的青年变成了一位农村学校的民办教师。

同一年9月,王国兴从关押改为监护劳动。

一生没有留下像样遗产的父亲

4月5日傍晚,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番响村王国兴的老家时,王刚坐在自家屋前的小板凳上望着门口等我们来,身后的老屋墙壁斑驳,已有35个年头。

他一直遵循父亲的朴素教诲,过着简朴的生活。

1974年,王国兴的"监护"令被解除。晚年的王国兴带着王刚的大女儿在海口生活,而王刚就一直留在山里,从民办教师做到村小校长,后来又进入琼中县和通什市机关工作。当教师时,王刚每到假期就来海口老省委宿舍区看望父亲,但他心里总是跟父亲怄着一口气。

那时,王国兴每天从早上8点钟起床开始就埋头写回忆录,他要把没有文字的黎话翻译成大段大段的海南话的文字,有时一些词汇又不大好翻译,老人急得很,在旁的王刚就插话说,"阿爸,你看这,应该写成‘不知道’,可不是‘没知道’!"老父亲就生气,"你懂啥!"

不一会儿,老父亲又回头问:"到底错了多少?"王刚回答:"错的多了!"父子俩都是一副倔脾气。

偶尔问起王刚的工作,王国兴的语气也不大像对孩子的问话:"你最近有没有犯错误?"

从没沾过父亲荣光的王刚一听这问话,脾气也看涨,干脆拗着性子不告诉父亲他的近况。老父亲急了,王刚怄气说,"谁叫你一直留我在农村!"

日子在倔强与执拗中度过,尽管如此,王国兴还是关心小儿子的生活,背后托朋友打听,当听说王刚凭自己的本事当上村小的校长,他由衷地高兴。

在多年后忆起那段日子,王刚眼圈红了,骂声中的父子情让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孩子最终懂得:父亲的不苟言笑和对自己的异常严苛,是深爱自己的父母亲对子女人生的另一种磨砺,在这磨砺中,饱含着是深情和爱。

1974年,身体感到不适的王国兴请求组织安排能够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和奋战过的地方再走一走;1975年1月,王国兴病危,王刚赶到海口,他记得弥留之际的父亲依然告诫子女的话语是"我们是劳动人民,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要做官就要做一个爱民如子、平易近人、受老百姓爱戴的好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黎族人民的解放,要相信党,努力工作,把自治州建设好。"……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内心所流露的最真挚的情感依然是党和人民的。"念着父亲,王刚流下了热泪。

王国兴最终没有给他的子女们留下一件像样的、值钱的财产,他的一生清贫如洗;然而,他留给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却又让他富有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