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青年编剧都去哪了？ 中国编剧的“集体自救”
原标题：中国编剧的“集体自救”
最近一段时间，“编剧”这个词又火了。2016年度中国电影金扫帚奖颁奖典礼日前在京揭晓，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的《摆渡人》三度上榜，其中就包括“最令人失望编剧”这一项；与此同时，2017中国电视剧编剧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以“确立工匠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再次强调剧本质量对影视创作的重要性，引起各方关注。
近年来，中国影视行业规模呈爆发式扩张，部分粗制滥造的作品凭借炒作话题、明星等商业元素，虽获得了一时的关注和经济利益，却消耗了观众对影视行业品质的信心。作为“一剧之本”的创作群体——编剧更是频遭诟病。作为圈中人的编剧们也一边抵制抄袭，一边也纷纷发起“自救”。
而在广东，在连续举办三届广东省高级戏剧编导培训班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的“舞台艺术编剧人才培训班”也于本月启动。广东艺术界在培养青年编剧人才上不遗余力，所取得的经验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1 现状
超四成剧集“死”于剧本质量低下
作为影视生产链条中的一环，内地编剧通常不参与影视作品播出后的分红，其劳动报酬直接以稿酬形式结算。据业内人士透露，一般情况下，编剧写完剧本大纲和分集大纲，就会直接从制片手上拿到20%的稿酬，等到剧本完成再拿60%。经过后期修改、加工，剧本一旦开拍，制片公司就会把20%的尾款打到编剧的账户上。至于收视率和社会反响，跟编剧一次性的收益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关联。
过去，与经济收益直接挂钩的署名权，往往是编剧与制作方发生矛盾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人们对版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IP改编“霸屏”，剧情脱离生活，台词“雷”倒众生，甚至出现观众“边追边骂”的奇特景象。
今年26岁的江淼（化名）是一位自由职业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写剧本。他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在编剧这一行，跟他一样的年轻人很多，数以万计，最终能出头的很少，能在作品放映播出时获得署名的寥寥无几，大多数是沦为知名“大编剧”和工作室的枪手，收入更是无法与前者相比。
这只是编剧行业规则的冰山一角。“当前编剧群体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杂’。”著名编剧、中国电影文学会理事汪海林曾直言。这一现象和近年来影视业的急剧变化密不可分。新世纪以来，大多数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被解散，众多编剧被推向社会，随着影视业规模逐年扩张，网络剧、网络大电影等新兴网络文艺样式也在迅速成长，一时间，编剧变得“供不应求”了。
据圈内人估计，全国目前有几十万人在写剧本，但真正有口碑、质量有保障的“金牌编剧”不过20人。全国一年生产的电视剧剧本超过1万集，但超过四成电视剧因无买家而“死”掉，另外四成低价卖出，利润很少，只有两成甚至更少才是赚钱的。而那些亏钱的影视剧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剧本质量低下。
这跟编剧行业的门槛不断降低不无关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广州青年编剧说：“很多编剧都是自己混自己的，现在会写字的都敢说自己是编剧了。有的人把电影当文学，把小说或散文当剧本，根本不懂剧本创作本身的艺术规律，估计整个行业里真正懂行、合适的人选不到1%。但现实是，这1%的人还要与5年一遇的机会搏斗……”
虽然未来5年之内，影视编剧的待遇被普遍看好，但也有人仍保持头脑的警醒。最近，编剧宋方金就上了“热搜”，不是因为他编剧的作品，而是他写了一篇《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当》的文章。宋方金将自己的发言称为“行业自救”，“编导演制是一个生态系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无论是内部还是外界，都应该真正做些什么，挽救这个行业。”宋方金感到忧虑的是，“现在编剧不用写剧本，先写出一个网络小说IP来，自然有人找你。但是IP剧、翻拍剧能拍几年呢？最后需要的仍是原创作品。”
2 疑问
优秀的青年编剧都去哪了？
当下，虽然影视、戏剧市场看似十分热闹，但仍摆脱不了“编剧荒”“剧本荒”的窘境。编剧原创力的滑坡，已成为制约整个编剧行业甚至文化娱乐产业发展繁荣的瓶颈。我们不禁要问，优秀的青年编剧去哪了？
实际上，在整个文化娱乐行业都陷入剧烈变革的时代里，编剧界无论“大咖”还是新人，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方面，“老编剧”们阅历丰富，多采取闭门造车的作坊式生产进行创作，对流行的影视创作新趋势和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存在一定的隔膜；另一方面，青年编剧更熟悉热点潮流，也具备团队合作精神，但却缺乏生活的历练和思想的积淀。
一位在业内小有名气的青年编剧曾在课堂上直言，写剧本一定要有“网感”，即每一集里边得有三个点，即“闹点”“槽点”和“雷点”。而类似充满网络色彩的编剧“心得”，一直备受争议。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造成了一个现象：人们在各类赛事中看到一个有些名气的编剧同时包揽了几部戏的创作，一些国有院团几年、甚至十几年主要上演一、两个剧作家写的戏，严重依赖一些资深编剧以接近母鸡下蛋的速度来炮制剧本。这样的运作，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如何建立青年编剧的培养与成长机制，已成为业内外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
“作为编剧，是否也应该自我检讨一下，在写一个剧本之前，除了创作欲望之外有没有想过其他东西？就拿我来说，创作一个剧本之前，这个剧本的故事看点在哪里、剧情设置是否合理、与同类题材如何竞争等，我必须首先说服自己，剧本出来以后才能得到观众认同。”一位张姓编剧对南方日报记者说，“试想一下，假如制片方和投资人看到一个不负责任的编剧拿着一个司空见惯的剧本大纲，会有想和你谈半个小时的兴趣吗？”
不仅如此，传统的编剧教学和体制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100多家高等院校开设了戏剧专业，每年毕业的编剧专业本科生、硕士生人数众多，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在毕业时就转行了。还有一部分人是业余兼职从事宣传策划，或者写晚会串词一类的工作。一方面，编剧人才奇缺，一方面，专业人才又大量流失，着实可惜。
最近几年，《夏洛特烦恼》《驴得水》等从戏剧舞台登上大银幕的电影，多次赢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这让人们对那些经过戏剧舞台实践考验过的剧本，以及舞台戏剧创作编剧寄予了厚望。例如，在电影《驴得水》上映之前，话剧版本已经演出了5年。5年后的电影版以高达476%的回报率成为了“最赚钱国产片”。另一方面，《盗墓笔记》等热门小说也在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尝试进军舞台，《盗墓笔记》话剧版仅去年就全国巡演超过100场。
3 展望
“我们的努力开始开花结果了”
2017年的这个春天，广州的青年编剧忙坏了，当然，他们也乐在其中。随着各类编剧培训班的纷纷开课，一扇扇窗口在他们面前被陆续打开了。
早在2月中旬，“粤港澳青年戏剧交流计划合作”项目之一——编剧实战工作坊就开班了，一直持续到3月12日才结束。这个由广东省演出有限公司、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工作坊，邀请到粤港两地的知名编剧传授经验。
在连续举办三届广东省高级戏剧编导培训班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的“舞台艺术编剧人才培训班”也在本月启动，此次参加培训的，包括来自广东、山东、陕西、云南、江西、湖南的16名学员，他们大多是各地文化系统中的青年文艺创作者或者艺术院校戏剧专业的青年教师，年龄在45岁以下。
在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上，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梅晓坦言：“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可目前广东还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反映改革开放的舞台作品，期待在这些青年人当中能有所突破。”南方日报记者从招生简章中获悉，这些学员将通过集中授课培训和严格选拔，被纳入持续观察和培养之中。参加培训期间，他们还将带着自己的作品开展研讨、进行修改，甚至自编、自演，整个过程的实操性很强。
在此期间，这批青年编剧还将造访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的代表性城市——广州、汕头、梅州，进行采风，深入了解岭南文化的独特风貌，为今后各自的创作积累更多素材，同时也促进岭南文化通过戏剧创作走向全国。
为办好此次编剧培训班，全国戏剧领域众多的一线艺术家、学者都被主办方邀请来了，包括戏剧专家吴国钦、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李亦男、中山大学教授康宝成、广东歌舞剧院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秦立运等。自己也是老师的梅晓笑着说：“老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只能帮助青年人，为他们去看世界、搞创作提供新的角度。具体的思考和实践还是在于他们自己。”
参与此次培训班的学员们一致认为，编剧行业要进行“自救”，就不能再像热锅上的蚂蚁，必须戒除焦虑、浮躁，唯有切切实实地拥抱生活，认真思考，在现实中发现创作灵感，才是剧本创作的正道。同时，在保障艺术水准的基础上，如何让编剧工作从小作坊式的劳动过渡成现代团队协作，也成为热议的话题之一。
在一众名家的护航下，广东目前已经有了一支崭露头角的青年编剧队伍，他们的作品逐渐登上了舞台。省艺术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广东省首届青年扶持计划”，已经扶持了包括话剧《未缘待续》、汉剧《曹操与献帝》、雷剧《梦鲤记》等3部作品，均已搬上舞台或走向市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自2012年启动“广州市戏剧创作孵化计划”以来，先后孵化排演了粤剧《歇马秀才》《如姬与信陵君》《鹅潭映月》等多个剧目。南方日报记者发现，这些剧目的编剧，绝大多数都曾是编导班的学员。
“近几年，广东戏剧舞台界的编导主力军都来自本土，这说明，我们的努力开始开花结果了。”梅晓说。
延伸阅读
“金牌编剧”是如何炼成的？
著名编剧杜国威：剧本的最大特质是“温情”
在近期开班的“粤港澳青年戏剧交流计划合作”项目之“编剧实战工作坊”上，《南海十三郎》《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知名作品的编剧杜国威也作为老师亮相。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但杜国威从来不缺幽默风趣，他的身上更是有一箩筐说不完的故事。
杜国威籍贯广东番禺，1946年生于香港，从小受家庭环境熏陶热爱曲艺。1982年，杜国威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地理，兼戏剧课外活动导师。在校期间，他开始尝试舞台剧创作，直到1984年处女作《球》获选香港话剧团优秀创作剧本，开始成为业余编剧。在前往纽约留学专攻戏剧一年后，杜国威加盟了香港话剧团任职驻团编剧，成为香港第一位舞台剧全职编剧。
“我最开始是一边写剧本一边教书，作品多贴近普通市民生活，比较有人情味。”有的编剧重思想，有的编剧重形式，杜国威说，他的剧本最大的特质是“感情”。“我属于幻想型的剧作家，必须沉浸在某个情绪中，作为老一辈人，写作都是用笔和纸的，打字会分散我的精力。”在纽约进修时，杜国威创作了舞台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一时间大为轰动，一年吸引近12万观众走进剧场，而那一年，香港话剧全年观众总人次才60万左右。随后，这部剧被导演高志森看中改编成了电影，第二年杜国威也在香港金像奖上拿到了“最佳编剧奖”。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获得的成功，让杜国威的个人风格得到业内和观众的普遍认同，他也由此进入创作的鼎盛时期，而紧接着问世的《南海十三郎》，更是奠定了他在香港编剧界的地位。粤港戏剧业内曾流行一句话叫：“北有《茶馆》，南有《南海十三郎》。”这部剧被誉为香港舞台剧史上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至今累计演出超过150场，更创下开票3小时内卖完17场全部门票的纪录。改编自舞台剧的同名电影，还让主演谢君豪在1997年夺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回想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杜国威认为自己之所以受肯定，大概是因为创作的作品可以引起普通大众的同感：“我没受过多少西方戏剧的感染，我总觉得，写有希望的和美好的东西，比写生活里痛苦的东西更好……于是我便写了很多温情的作品。我也不喜欢把剧本当成纯粹的说教工具，舞台剧要让人从娱乐中有所感悟才好。”
已故粤剧名编剧秦中英：耐住寂寞，愿意为戏“捱穷”
纵观整个粤剧界，论对粤剧编剧的专注和执着可能没有人能比得过已故编剧名家秦中英。2015年，秦中英因脑死亡抢救无效逝世，享年90岁。作为广州市粤剧团专业编剧，其一生创作超过200部剧本，都是为粤剧写的。
编剧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一份特别具掌控力的工作，但秦中英却说，电影编剧可能如此，但粤剧编剧则是在不停的“妥协”中成长的。“从一开始，剧本就是为演员度身定做。不符合演员气质和需求的戏，绝不是一部好戏”。以前，他每为名伶红线女写完一个剧本，红线女总喜欢印好几份，派发给高校不同的教授提意见，历史教授喜欢从史实角度挑毛病，古文教授热衷于咬文嚼字，戏曲教授又调音改律……
最初，个性“不服输”的秦中英一度很是生气，甚至向红线女抗议：“我的戏不是给他们看的，他们又不买票。”好几次，坚持不改剧本，因为觉得“被指指点点很没面子”。但慢慢的，他也从他人的评点中吸取合理的意见，业余苦读历史、诗词、古文、戏曲，博览群书，创作水平也渐渐提高。
有人说，“粤剧编剧是非常寂寞的”，秦中英对此非常赞同，他经常为了写好一个本子，可以整个星期不出书房。“我习惯这种寂寞，也接受了寂寞。”粤剧编剧他一做就是60年，谈到之所以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他曾笑言是“因为可以天天读书，不用坐班。”他还曾感叹，年轻人大多不爱读书，而写粤剧需要很深的古典文学基础，“这样写出来的曲才漂亮。”
随着时代变迁，为了适应现代观众的口味，秦中英在编剧技巧上也不断地做过调整。有的年轻观众看戏，喜欢曲牌丰富的、剧情推进更快的作品。所以，他在创作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多增加了些小曲，增强表现力。但他始终坚持不变的是，粤剧创作一定是要“沉”得下去，要耐住寂寞，愿意为戏“捱穷”。多年前，他为创作医院题材的《白燕迎春》，曾在省人民医院里一住就是半年，观察医护人员的生活，至今在粤剧界传为美谈。（周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