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武入藏 1951年张经武进西藏为什么要经香港、印度进藏 ?

2017-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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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一到香港,就遇到了乘船还是乘飞机的问题.如果乘飞机,因为中途要多次换机,所携带的几十箱礼品无法同机随行.如果乘船,路途时间需要一个多月,而此行时间紧迫,尽快与达赖接触是当务之急.张经武十分清楚,为了尽快解放西藏,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开始向西藏进军.西南.西北军区都派人赴藏说服达赖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但均遭噶厦政府的拒绝.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为实现所谓"西藏独立"的梦想,一边采取拖延的办法抵制党中央提出的和平谈判建议,一边陈兵金沙江边企图用武力阻止我西进太军.在

一到香港,就遇到了乘船还是乘飞机的问题。如果乘飞机,因为中途要多次换机,所携带的几十箱礼品无法同机随行。如果乘船,路途时间需要一个多月,而此行时间紧迫,尽快与达赖接触是当务之急。

张经武十分清楚,为了尽快解放西藏,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开始向西藏进军。西南、西北军区都派人赴藏说服达赖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但均遭噶厦政府的拒绝。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为实现所谓“西藏独立”的梦想,一边采取拖延的办法抵制党中央提出的和平谈判建议,一边陈兵金沙江边企图用武力阻止我西进太军。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被迫进行了昌都战役,一举摧垮了藏军的防线。惊慌失措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达扎被迫辞职;达赖亲政后带领部分官员逃亡亚东,相机逃亡国外。

为了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党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暂不西进,再次劝说达赖派出和谈代表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才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和谈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一个月的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但是,达赖不但对协议迟迟不表态,反而离开拉萨南下亚东,准备逃亡国外。所以,中央才决定委派张经武为中央代表面见达赖,向他详细解释协议的条款,争取达赖不逃亡国外,早日对协议表态,并敦促他尽快返回拉萨。为此,必须争取时间,早日在亚东与达赖会面,决不能因为路途的耽搁而失去时机。

于是,张经武决定乐于泓、彭哲、郝广福、李永珂4人同他乘飞机先行,其余的人携带物品乘船随后赶到亚东。

大家考虑西藏气候恶劣,空气稀薄,环境艰苦,加之张经武年近半百,身体比较瘦弱,建议让中央专门指派给他的徐乐天医生同行。但是张经武说:

“后边走的人多,路上走的时间又长,更需要医务人员。我不需要医生,人少行动更方便。”大家又考虑他沿途的安全,建议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天柱随机同行,张经武也没有同意。

从香港到新加坡的班机每天都有,但从新加坡到加尔各答每星期只有一趟班机。因此,他又几次催促工作人员一定要订好飞往加尔各答的机票,掌握好航班的情况,绝不要在路上耽误时间。

7月7日,张经武同进藏和谈代表一行10人从香港起飞。8日下午,到达加尔各答。随后,他们又乘飞机到西孟加拉邦北部小城锡里格,从那里再改乘汽车,于7月10日到达印度北部通往西藏交通要道上的噶伦堡。

噶伦堡,是1888年、1904年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的桥头堡。4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个诡秘的山庄。居民中除印度人外,还有尼泊尔人、西藏人和一些身份不明的西方人。这里是特务、间谍云集之处,而这些人的目标直对着西藏。他们在这里直接指挥着西藏上层中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虽然“十七条协议”已经签订,但他们仍然进行着破坏协议的勾当。

当张经武一行到达噶伦堡时,先于他到达的由亚东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派来迎接中央代表的帕里宗本(相当县长)雪康·索朗塔杰和一些西藏在噶伦堡的商务代表、大商人等,在张经武下榻的一个别墅门口迎接我方代表。

进屋后,张经武关心地询问雪康:“达赖喇嘛在亚东身体可好?”马上又说:“你辛苦了!”这两句话,使对方感到亲切和蔼,紧张的心情放松了。

雪康恭敬地回答:“达赖喇嘛佛体康泰。”

随后,张经武约见了一些西藏在噶伦堡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解释协议精神,以及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此次赴藏的目的。他特别对“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的政策作了反复解释和说明。

张经武强调说:“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诸位朋友如有机会,请将今天的约见和谈话,向达赖喇嘛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转告一下。”

当晚,张经武出席了西藏在噶伦堡的商务代表处、四品官邦达养丕和藏族大商人联合在喜马拉雅饭店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宾主频频举杯,气氛还算热烈。这时,一个名叫麦克仲萨的已经80岁的英国人,摇晃着长满白发的脑袋,捶着干瘪的胸膛,用藏语哀伤地唱着:“宝在手中不爱宝,失去宝贝悔恨迟……”显然,这是帝国主义分子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在发泄自己的愤恨。

站在一旁的西藏噶厦政府的孜本夏格巴,这个鼓吹“西藏独立”的急先锋也乘机喊了一句“噶丹颇章万岁”(西藏地方政府万岁)。

这是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开挑衅,是对“十七条协议”的反动。面对这一猖狂的挑衅,张经武当仁不让,理直气壮地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张经武深知,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虽已签订,但离真正执行协议还有相当距离。这第一次撞击,预示着今后路上还会有更多的风雨。

在噶伦堡,我方得到了达赖转来的电话,告知他已准备返回拉萨。张经武心里明白,这是达赖从维护自己地位考虑作出的决定,但不管怎样,毕竟是一件好事。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张经武不顾旅途的疲劳,决定第二天兼程赴亚东。

从噶伦堡到亚东有两三天的路程,途中要经过锡金。张经武一行在锡金停留一天后,又改为骑马,匆匆向东北方向翻越喜马拉雅山南侧的群山,向西藏边城亚东前进。

路途中,几个藏胞给雪康送来一小袋糌粑。张经武看到雪康在吃糌粑,就提出也要吃。雪康说,“现在你们不能吃,连我们在印度住的时候也不吃,怕不服水土泻肚。”

张经武亲切地说:“我们要学习藏族的生活习惯,就得先学会吃糌粑呀。”

雪康说:“在路上吃,万一闹起肚子来就不好办了。要吃,到了西藏再吃吧。”

张经武还是笑着吃了一小团糌粑,愉快地说:“明天我们就可以进入我国领土西藏了。”

“是的。”雪康说,“西藏地方部队将在乃堆拉山口迎接我们。”

7月13日,张经武一行到达海拔4300米的乃堆拉山口。张经武跳下马来,从山口向四周眺望,只见碧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空气洁净得像水洗过一样,连绵的雪山好似翻着白浪的波涛,山腰间莽莽苍苍的松林又像是雪山女神绿色的围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我们到家了!”

稍顷又问雪康:“怎么不见藏兵呢?”

雪康也有些生疑,只好说:“按说应该到了,不知怎么回事。”

张经武一心想着快到亚东去,并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仍然高兴地对乐于泓、雪康和西藏代表说:“不来也好,可以省掉那些繁琐的礼节。”他伸手一指:“走吧!到山下喝一口祖国的泉水!”

下山走了约1千米,才见到因为错估了迎接时间而匆匆赶来的藏兵。他们在路边一片稍为平整的草地上整队站好,向张经武行军礼表示欢迎,并献了哈达和油炸果子。张经武举手还礼后,继续前行。

14日,张经武一行抵达距亚东10余里的仁青岗时,噶厦首席噶伦然巴·土登滚秋率领部分僧俗官员和达赖警卫团官兵前来迎接,并举行了欢迎仪式。

张经武一行随后前往亚东下司马,住在噶厦准备好的房子里。

下鞍卸装还未及休息,张经武立即通知噶厦,表示希望尽快与达赖喇嘛相见。

15日,噶厦的几个噶伦拜见张经武,告知16日达赖喇嘛将在距亚东10余里的东噶寺与张经武见面,并提出会见达赖喇嘛时要有仪式。

张经武问:“什么仪式?”

噶厦官员说,见面时,达赖升座,两旁百官侍奉。张经武进去后,达赖下座迎接,接过毛泽东主席信件后仍升座。张经武的座位设在达赖右下侧。

张经武很清楚,“升座”是封建帝王与臣下相见的仪式,不能同意。这种安排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体现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必须正确体现西藏地方与中央人民政府的隶属地位。这是个原则,必须坚持。鉴于西藏的特殊情况,只能作些适当让步。他嘱咐身边的乐于泓:“政治上西藏地方政府要尊重中央人民政府,宗教上我们尊重西藏的风俗习惯。”

乐于泓向噶伦们指出:“张经武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会见时达赖喇嘛不能升座。张代表上山后,先在帐篷中休息,然后直接到达赖卧室见面,送交毛主席的亲笔信,进行交谈。”他还用事实向噶伦们说明中央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介绍了西藏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时,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到火车站迎接,毛泽东主席接见代表团时也平起平坐的亲切感人情景,并指着坐在旁边的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说:“这些,他们都是在场亲身经历过的。”

凯墨、土丹旦达都连声回答:“是的,是的。”

第二天上山后,张经武一行在东噶寺外帐篷中稍事休息,便到达赖内室。

达赖从座位上站起来,跨前几步迎接,并让座坐下。

张经武看着16岁的达赖喇嘛,亲切地问候他身体健康。

达赖有礼貌地回答道:“很好。”并问候毛主席身体健康,向张经武道了辛苦。

张经武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非常高兴。”说着,他向达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及两份协议附件。他告诉达赖,毛主席赠送的数十箱礼物由后面的人押运,从香港海运到印度,不久即可到达,希望您早日返回拉萨。

谈话中,张经武介绍了和平谈判的情况和“十七条协议”的内容。达赖说话不多,但对张经武的每句话都非常注意倾听,有时还点头赞同。但对协议没有表态,只说阿沛不久即可返回拉萨,待拿到正本以后,再由噶伦们讨论。在商量返回拉萨的时间时,达赖停了一下说:“今天是藏历6月12日,我准备6月18日(公历7月21日)离开亚东返回拉萨。你看是我先走,还是你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