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姚伟标沈仁康 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上市是一项任务 不能老让股东增持

昨日(3月30日),浙商银行登陆港交所,盘中跌幅一度达0.76%,但尾盘拉升,股收盘报3.96港元,与发行价持平。

虽然上市首日盘中遭遇破发,但对于浙商银行而言,其“上市梦”终于完成。

2014年,沈仁康由衢州市副书记、市长调任浙商银行董事长,在其“全资产经营”战略导向下,浙商银行成绩亮眼。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该行资产总额达10316.5亿元人民币,首破万亿元大关。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就浙商银行的人事任命、经营机制等问题对沈仁康进行了专访。

政府推荐高管不等于行政化

NBD:2014年,您由衢州市副书记、市长调任浙商银行董事长,成功跨界。您曾说过,“我们一直很市场化,政府对我们是市场化的管理”,但外界注意到,浙商银行在人事方面行政色彩较重,在历任领导中,包括您和前两任董事长都是任命上任,是否与市场化管理相悖?

沈仁康:浙商银行由省政府牵头筹建,在成立之初的银行股权结构中,民营企业很多,但比较分散。所以,当时股东们就有默契,董事长和行长由省委省政府选择推荐。但省里只是选择推荐,具体的还是要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公司治理的要求,通过董事会、股东会的选举并聘任。

这样一个机构,总要有大股东来做这件事。这几乎和所有股份行类似,包括完全没有国有资本的民生银行,也是银监会在管理。

省委省政府推荐,是履行第一大股东的基本权利,和行政化不一样。

我是第三任董事长。第一任董事长蔡惠明,原来是省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第二任董事长张达洋,曾任职衢州市市长,他是先到浙江省商业集团担任8年董事长之后,再到浙商银行担任董事长。

我来(任董事长)呢,(当时)有一点突然。怎么让我到银行?主要是原董事长10年任期到了,所以选我去,我也挺有压力的。我长期在政府工作,主管经济,从副县长、县长开始,最早在青田县,后来到了丽水市当市委常委,2008~2011年管了四年的金融,当时推动了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农户林权抵押贷款。这被人行列为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当时)省里也没有说过,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找我去。

政府管金融,推动金融工作,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但对到浙商银行当董事长还是很不一样。所以,去了也在慢慢适应。浙商银行整体的变化,其实是我们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

长期在政府工作的人,到企业去任职,尤其是到银行,可能适应,也可能不适应。这和阅历有关,和自身努力有关,和整个班子的结构有关,因素很多。

我去了之后,首先感觉到行长和他的经营团队很专业;第二,我对经济工作还是比较熟悉,自认为在政府官员中,我是比较熟悉经济工作的,也比较市场化;第三,自己要适应、学习,这个转变还是挺大的。

经营机制属于市场化

NBD:那您现在适应了吗?

沈仁康:基本适应。副行长一级及以下任命,都由我们来选择,不需要报告政府;薪酬体系是市场化的,政府是不管的。我们经营的体制机制也都是市场化的。

对于这样一家民营资本为主的银行,省政府作为第一大股东,对经营体制机制的安排,对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的政策,结合市场的变化与实际,寻找市场发展的途径,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理解的这家机构,在国有资本是第一大股东的情况下,其体制机制市场化是比较好的,机构本身的行政色彩不浓。

NBD:完成上市是当时您调任浙商银行的某种任务吗?

沈仁康:其实,书记、省长、组织部长找我谈话,没有给我具体的任务。只是说,银行业黄金十年过去了,接下来任务比较艰巨,银行要做一些发展,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要把它经营好,但没有将上市作为一项明确的任务交给我。我和刘行长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宣布任命的。当时,我们到浙商银行任职后,发现其有资本补充的计划。

上市当然是一项任务。而且,这家银行股东大会2013年就做出了到H股上市的决定,这是在我去之前。我去了后,当然要推动这项工作的落实。

去年,我们有一次定向增发,原有股东同比例增持,这说明我们原有股东对这家银行很爱护,也很有信心。当然,也不能老让股东增持,资本补充的渠道要打开。所以,作为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也是我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