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梳理 袁行霈: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突破过去那种按照时代顺序将一个个作家作品论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变的过程。
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靠描述,要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评价式的语言重在定性,描述式的语言重在说明情况、现象、倾向、风格、流派、特点,并予以解释;说明创作的得失及其原因;说明文学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
描述和评价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习惯,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描述并不排斥评价,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寻绎“史”的规律,而不满足于事实的罗列。但规律存在于文学事实的联系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结论,而不是从外面贴上去的标签。
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文学家往往兼而为史学家、哲学家、书家、画家,他们的作品里往往渗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因此,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先秦诗歌与原始巫术、歌舞密不可分;两汉文学与儒术独尊的地位有很大关系;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不能不关注玄学、佛学;研究唐诗不能不关注唐朝的音乐和绘画;研究宋诗不能不关注理学和禅学;保存在山西反映金元戏曲演出实况的戏台、戏俑、雕砖、壁画是研究金元文学的重要资料〔13〕;明代中叶社会经济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氛,是研究那时文学的发展决不可忽视的。
凡此等等,都说明广阔的文化学视角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是多么重要!有了文化学的视角,文学史的研究才有可能深入。
文学史的存在是客观的,描述文学史应当力求接近文学史的实际。但文学史著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文学史的资料在当时记录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记录者主观的色彩,在流传过程中又有佚失,现在写文学史的人不可能完全看到;再加上撰写者选用资料的角度不同,观点、方法和表述的语言都带有个性色彩,纯客观地描述文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会多少带有一些主观性。
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作者的个性,这个性又是治严谨而富有创新精神的,这样的主观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一个时代大体相近的观点、方法,以及因掌握资料的多少有所不同而具有的某种时代性,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
这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关注。研究古代的文学史,如果眼光不局限千古代,而能够通古察今,注意当代的文学创作,就会多一种研究的角度,这样写出的文学史也就对当代的文学创作多了一些借鉴意义。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史著作,更有可能因为反映了当代人的思想观念而格外被后人注意。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把主观性当作任意性、随意性的同义语。
撰写《中国文学史》应该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但必须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不能将外国时髦的理论当成公式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释中国文学。有志气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应当融会中国的和外国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学理论,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述中国文学的历史,而不应先设定某种框架,然后往里填装与这框架相适应的资料。
文学史史料学是撰写文学史的基础性工作〔14〕。所谓文学史史料学,包括与文学有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辨伪,史料的检索等等,是以资料的鉴定和整理为目的的资料考证学。这是撰写文学史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没有这个基础,文学史所依据的资料的可靠性就差多了。
但严格地说,文学史史料学并不完全等于文学史学。着眼于学科的分工,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应当在文学史学之外另立一个分支学科即文学史史料学;然而就学者而言,史的论述和史料的考证这两方面不但应该而且也可以兼顾,完全不懂得史料学是很难作好文学史研究的。
二、中国文学的演进
推动中国文学演进的因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所谓外部因素是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民族矛盾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等等。例如,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带来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与之相适应,文学也出现了繁荣局面。
汉代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汉赋的出现和汉代散文的特点有直接的影响。汉末的黄巾起义及军阀混战,影响了建安时期一代人的思想观念,造就了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南北朝的对峙造成南北文风的不同,隋唐的统一以及唐代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又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宋代理学的兴起,士人入仕机会的增多,以及印刷术的发展,对宋代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代士人地位低下,走向市井,直接推动了元杂剧的发展。
明代中叶以后,商业经济繁荣,市民壮大,反映和适应这种新的社会状况,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清朝初年民族矛盾突出,在文学创作上也有反映。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更是引起文学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关于中国文学演进的内部因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首先要考虑到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所以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突出。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体发展的不平衡。各种文体都有一个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的过程,所谓文体发展不平衡,包含这样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各种文体形成和成熟的时代不同,有先有后。诗歌和散文是最早形成的两种文体,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用文字记载的诗文。
在中国文学的各种文体中,诗和文是基础。到了魏晋南北朝才有了初具规模的小说,唐代中期才有了成熟的小说。而到了宋金两代,出现了宋杂剧和金院本,才标志着中国戏曲的形成。以上所说是文体的大概轮廓,如果细分,骈文是魏晋以后才形成的;词到唐代中叶才形成;白话短篇小说到宋代才形成;白话长篇小说到宋元之际才形成;散曲到元代才形成。
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形成的时间相差数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可见不平衡的状况是多么突出。另一方面,各种文体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的长短也不同。例如小说,从远古神话到唐传奇,历经了极其漫长的时间;而赋的形成过程就短得多了。
二、朝代的不平衡。各个朝代文学的总体水平是不一样的,有的朝代相对繁荣些,有的朝代相对平庸些,这很容易理解。而且各个朝代各有其相对发达的文体,例如:汉代的赋、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明清两代的小说。
这并不是说这些朝代的其他文体不值得注意,例如宋诗、清诗、清词也都很重要,但作为代表性文体还是上面所举的那些。其实在一个朝代之内文学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年代较长的朝代如汉、唐、宋、明,其初期的文学比较平庸,经过两代或三代人的努力,才达到高潮。有些小朝廷倒又可能在某种文体上异军突起,如梁、陈两代的诗,南唐和西蜀的词。
三、地域的不平衡。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例如:建安文学集中于邺都;梁陈文学集中于金陵;河南、山西两地在唐朝涌现的诗人比较多,而明清两朝则比较少;江西在宋朝涌现的诗人特别多,此前和此后都比较少;江苏、浙江两地在明清两朝文风最盛作家最多;岭南文学在近代特别值得注意。
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例如:《楚辞》带有明显的楚地风情;五代词 带有鲜明的江南风韵;杂剧带有强烈的北方风貌;南戏带有突出的南方风调。中国文学发展中 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性,说明中国文学有不止一个发源地。
中国文学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是应该充分重视的,当说明文学的演进时,要避免单线平图式的勾勒,应当在突出主线的同时进行立体交叉式的描述〔15〕。
其次,在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有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它们的互动作用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