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党员党权 《党员、党权与党争》:党国一体的“先行者”

1956 年12月1日,《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由国民党“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署为“蒋中正”。这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书,作者蒋介石想借此做一个政治交代。当年,蒋介石虚岁七十;当天,他和宋美龄结婚三十周年。

古稀之年,珠婚之庆,落到了在台湾一隅偷安的地步。惊魂稍定,困境当前,岁月无多,思绪泛起。在本书题志中,蒋介石写道:“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七十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妇结婚三十年纪念。我夫妇于此共同检讨以往之工作,其间最感惶恐不能安于心者,就是对我二位先慈报国救民之遗训未能实现其一二,迄今大陆沉沦,收复有待……”

蒋介石一贯以“革命家”自任,满口大话、空话、套话,在这部反思作品中,又说了不少假话。在中苏关系中再思“中国之命运”,本是要清理国民党和苏俄三十年复杂经历。蒋介石用本书与苏俄切割,向民主国家联盟表白“自由中国”,试图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寻找生存空间。

《苏俄在中国》结尾说:全书“检讨了政府和我个人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理应检讨一下自己。然而,全书的基调,基本上不是承认错误、反省历史,而是竭力辩白。

蒋介石辩白自己如何具有“先见之明”,甚至抵制孙文、廖仲恺的主张,一贯地抗拒苏联和斯大林的压力,坚持国民党独立路线。蒋介石说的是假话,只要循着本书他自己的叙述,就可以知道他是中苏密切关系的直接当事人。国民党努力模仿的苏式专制体制,正是通过蒋介石本人建立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家”们,不断变更着自己的政治理想。“戊戌变法”(1898),搞的是“君主立宪”,保皇维新,那是“以英为师”;“辛亥光复”(1911)时,搞的是“共和革命”,流血起义,那是“以法为师”;“十月革命”(1917)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震惊世界,不少追求新思潮的年轻人主张模仿,遂行“以俄为师”。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已经开始了“政党政治”的现代实践,“五四”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往社团、盟会、党派方向努力,认为只要找到一个最先进的理念,组建一个最有力的政党,就可以建成一个最强大的国家。

“以英为师”、“以法为师”、“以日为师”、“以德为师”,乃至最后“以俄为师”,都是受此思潮的左右。1923年,临近晚年的孙文注意到这个新思潮,又一次改变自己的策略,主张“联俄容共”,学习苏联。

此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变成了一个苏俄体制的政党。这一历史过程,本来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蒋介石却在1950年代的辩解中推脱得一干二净。

政客们是当事人,利益牵扯,说话常常不可信,需要认真鉴别。事过境迁,学者们根据历史资料、档案文献客观公正地加以研究,得到的结论就比较可靠。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用很细致的清理,说明了国民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

作者认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结论,比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洗刷开脱的说法,要中肯得多。国民党和苏维埃主义有亲缘关系,这很明显。

王奇生据俄共档案查实,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落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俄国援助”,决定拨给两百万墨西哥银元时,含有按照布尔什维克模式把国民党改组成兄弟党的条件(参见第7页)。“卢布”,主要给了国民党,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苏联的对华政策一直青睐国民党,甚于属意共产党。国民党是由苏联专家改组的,因为势力大,被寄予了更多的希望。

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著作,他揭示了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容易被遮蔽的侧面——国民党曾经的苏俄特征。这部书着重历史清理,条分缕析,丝丝入扣,读起来有点像是一部探案小说,引人入胜。根据他的查考,《中国国民党总章》(1924)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1919)在“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几个主要部分,其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类同”(第14页)。

原因无他,是“政治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 1884-1951)起草的而已。这个章程的特点,是“将党放在国上”(孙文语)。因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改进”以后的国民党,“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见第21页引文)。

国民党“联俄”运动,蒋介石是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这一个事实当时很清楚,以后却因为他的刻意掩盖,以及国共两党对他“叛变革命”的大肆指责,变得模糊起来。按《党员、党权和党争》的清理,1923年国民党“联俄”的过程大致如下:1月,孙文与苏共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决定合作;3月,经廖仲恺与越飞的商谈,孙文决定进一步学习苏俄,双方越走越近;8月,任命蒋介石为广州政府的“大本营参谋长”,上任之前,先让他带着给列宁、托洛茨基和齐格林(苏俄外交部长)的亲笔介绍信,率领由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中共代表)四人组成的“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联体制,准备模仿。

孙文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寄予很大希望,据蒋介石说:“党中特派一人(指他自己),费时半年(在苏俄实则三个多月),费金万余,不可谓不郑重其事。

”(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636页)更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考察任务,并非只是军事,还包括了政治和党务。

也就是说,8月份的孙文,已经有心全面模仿苏俄。按《苏俄在中国》中蒋介石的回忆:“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第19页)

蒋介石8月16日离开上海,12月15日回到上海,“在这三个月(实则四个月,又有说半年——引者)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Rudzutak)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

”(引同上)王奇生说“蒋介石的任务是考察军事”(第8页),主要是学习组建一支苏式军队,而不是模仿“建党”。

书中似乎认为:孙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改变了《联合宣言》中拒绝苏俄政治模式的做法,决定模仿,主要是在10月初和苏俄新到代表鲍罗廷谈得投机的结果。这个分析,有相当的道理,鲍罗廷确实很有煽动能力。

但是,肯定鲍罗廷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要看到孙文主观意愿的决然改变。事实上,孙文在会见鲍罗廷之前两个月,已经指派了“孙博士代表团”,让蒋介石去苏俄考察党务,模仿之心,已经昭然。从坚持“三民主义”到容纳“共产主义”,孙文在1923年的大转变,关键时间在2月,关键人物是廖仲恺,执行人物是蒋介石。

蒋介石官方传记作者董显光说:“一九二三年二月,廖氏返广州。国父听取其报告后,益信中国与苏俄作友谊的提携,将有利于中国。”(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3页)这个说法,应该是事实。

在《联合宣言》中,还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经过廖仲恺的劝进,蒋介石的考察,还有鲍罗廷的游说,一年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文就改口说:“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

”还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王奇生书引,第12页)这种说法,和中共“二大”所谓“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也差不多了。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反复辩称孙文的“联俄容共”,只是“希望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第35页),这个解释显然是后来加上的。

中国国民党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契合,并不全是“卢布”援助拉近的。固然,“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失败以后,缺钱的孙文,为了东山再起,曾先后寻求过英国、美国、日本的援助,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甚至超过“二十一条”,近年来多有披露。

但是,国民党最后采用苏俄模式,也有内在原因。最切近的原因,正如王奇生指出的:在于“党军”的模式。他分析说:“苏俄体制中最早引起孙文及国民党人兴趣的,就是他的‘党军’制度。早在‘五四’时期,朱执信、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便开始关注苏俄的‘赤军’制度。

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第23页)孙文原来也是“政党竞争”、“议会政治”的提倡者,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孙文再次诉诸武力。

在日本建党,曾要求党员签字画押,效忠他个人;在广州组军,曾要求士兵全体加入国民党。他和北方军阀争民国正统。但是,当时已经有了“南与北一丘之貉”的说法,广州政权被看作另一个割据势力而已。陈独秀一开始拒绝苏俄提议的“国共合作”,理由就是说:“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视之(指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的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见第23页引)苏俄通过控制“党军”,建立“党国”的模式,对广州时期的孙文极富诱惑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惟看他何时决定抛弃自己早先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

既然国民党的政治理想转变为“党国”,政治实践开始于“党军”,独掌军事大权的蒋介石,必能恃其武力之强,走到民国舞台的中央,这是挡也挡不住的状况。国民党行议会政治时期,后来的“西山会议派”等革命元老,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党务专家,在党内起了主导作用。

可是一旦施行“党军”实践,“校长”蒋介石必然脱颖而出,孙文在世的时候,这种格局已经形成。按蒋介石传记权威作者董显光的认定:1923年2月21日,孙文从上海到达广州,那些“表面上支持国父的人,实际上无异一种佣兵,其对于国父和国民党的效忠均不可靠”。

所谓“佣兵”,是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虽然广东省长在名义上是国父任命的国民党人(初为胡汉民氏),实权却为杨、刘二人所行使。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52页)因此,孙文委派他相中的蒋介石,率领“孙博士代表团”去苏俄考察军事、党务和社会诸体制,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是委以重任,寄予重望的。

《党员、党权和党争》延续了过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1928年前后的说法,认为蒋介石是在“中山舰事件”(1926)后才逐渐篡夺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一匹黑马,他的成功既靠谋略,也有相当的机运……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人谁也没有料到在一年之后会是蒋介石来接班”(第105页)。

一般来讲,这个说法固然是对的。但是追究一下蒋介石“崛起”的真正原因,他的“篡政”并不意外。当“校长”已经披挂,当“党军”已经成形,蒋介石军权在握,不接班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第26页引),由“党军”建立“党国”,不正是孙文的想法吗?蒋介石满口“三民主义”、“党国至上”,借着黄埔练兵,陆续获得军队总司令、党委员长、政府主席等职位,这时候再指责他是“新军阀”是有点牵强的。

有一支苏式军队,有一个苏式政党,还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就和一般军阀很不相同了。苏维埃版本的集权体制,本性上都要求军、党、政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远胜于清末延续下来的军阀体制,让北方军阀们显得粗鄙、简陋、松垮,不堪一击。

况且,孙文在世时,已经把军事重要性(“军政”)置于革命的起点。他在《申报》发表《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时期”论;在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又说:“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

”这样,无论是按照苏维埃体制,还是孙文“军政”之遗愿,蒋介石的军人身份颇具“合法性”,一点都不成问题,胡汉民、汪精卫,还有陈独秀,眼看着蒋介石的崛起,一点办法都没有。

1923年以后,中国革命的“苏俄化”,是一个整体现象。由“党义”,而“党军”,而“党国”,并非广州国民党一家而然。即便不是完全的苏俄化,那种为自己的割据找一种“主义”,树一种“理想”,以便凝聚自己的小团体,成为各省军阀的时髦做法。

某种意义上,山西阎锡山的“儒学治省”、陕西冯玉祥的“以教治军”,都试图把意识形态、政党和军队一体化。在党、政、军、教一体化方面,国民党内的蒋介石最为成功,共产党内则是江西苏区最为成功。

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共中央,没有把意识形态、政党、群众运动和军队捏在一起,最终就失去了领导权,就像胡汉民、汪精卫在蒋介石面前,无可奈何地凋谢而去一样。192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的“苏俄化”过程中,蒋介石肯定是一个领先者和获益者。这个曾经被蒋本人和蒋记党史专家们掩盖的事实,需要当代学者花更多的精力来揭露和分析。

蒋介石是苏俄的好学生,这一点在1927年之前并无异议。当时,蒋介石的绰号是“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马彬《转型期的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1956年)。黄埔军校是用苏俄的援助和武器,仿照苏俄体制建立的,蒋介石对苏俄和第三国际专家鲍罗廷言听计从,曾肉麻地吹捧说“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

事实上,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都偏袒蒋介石,也是有他想法的。在他眼中,蒋介石也是苏俄体制中人,和“左派”的差别并不大,而他的力量更强,苏俄能依靠的是他。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22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代表询问蒋介石:“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答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之意。

苏联的对华政策,并不真正关心国共之间的是是非非,更加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蒋介石的回答,令苏俄放心,他们马上调鲍罗廷来广州。蒋介石满意地说:“(鲍罗廷)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41页)在《整理党务办法》八条中,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确立国民党大,共产党小的格局。

1927年以后,蒋介石北伐成功,“宁汉分裂”,挤走了汪精卫掌控的党务系统;“四一二事变”,清洗了中共党员和苏联顾问;还有,“改组总商会”,打击、分化和利用了上海资本家,种种举动,令斯大林、托洛茨基陷入尴尬。

苏联既担心他脱离控制,更害怕他在上海受江浙财阀影响,倒向英、美,转为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但是,占据江浙富庶的蒋介石剿灭异己,在党、政、军架构上仍然是高度集权的苏联式体制,奉行的“党义”,仍然是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很难被西方民主体制接纳。长期以来,蒋介石甚至不屑于拿“民主”作为标榜,他标榜的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对此,欧美人士也是不屑一顾。

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性质,国外学者有很多评论。有说是“专制主义”的独裁政权,大部分持自由立场的西方记者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传递了这个看法;有说是“儒教式”的民族主义,后来在哈佛大学主持“中国学”的费正清持此见解;有说是“新军阀”,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认定蒋介石不过是个新崛起的军事强人;另外还有一大批学者,如法国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毕仰高(Lucien Bianco)、美国易劳逸(Eloyd Eastman)、田弘茂(Hung Mao Tien)、摩伊斯(Edwin Moise)、薛立敦(James Sheridan)等注意到蒋介石于1930年代聘用德国顾问,模仿德国“褐衣党”、意大利“黑衣党”等法西斯组织,建立“蓝衣社”,指出“蒋介石亦强烈地倾向于法西斯主义”。

最早指出蒋介石政权有法西斯倾向的西方记者毕克(Graham Peck)在其著作《两种时代》(Two Kinds of Time,1950)中说:“国民党统治的许多措施(领袖崇拜、军队精英、政治警察)都是追随法西斯主义的模式,因而使人怀疑在精神上已是法西斯主义者,在结构上则想成为法西斯主义者。

”(转引自艾恺《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介石》,台湾,中英文对照本,第10页)。

蒋介石在1930年代以后,从“以俄为师”转为“以德为师”,确实曾想扶持“第二期革命”,以期把国民党转型为法西斯主义政党。也就是说,中断与苏联合作的蒋介石,并不是向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靠拢,而是进一步往东方专制主义方向发展。

毕克的判断是中肯的,他认为:中国不可能施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现代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基础不存在”。按照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极端形态的极权主义,借着“民主”程序,它把国家、民族、种族、阶级、宗教、文明和意识形态置于个人之上。

显然,蒋介石要驾驭四万万五千万思想各异的“群众”,还缺乏很多手段。没有“民主”制度,连搞“极权”也缺乏“合法性”。蒋介石的举动,被视为“个人行为”、“军阀作风”,受到了极大的抵制。1930年代,中国甚至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达不成德国、意大利、日本那样的“极权”,蒋介石竭力控制的,就是军队、政党和宣传机器。

毋宁说,国民政府在大陆的二十二年政权,一直是一个由“党军”支撑着的“党国”,仍然是一个仿建版的苏维埃体制。它曾经有两个不同的可能性:一是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它会更极权,更专制。所幸,这一危险倾向中止于日本以法西斯主义身份加入轴心国(1940)和中国以被压迫民族身份加入同盟国(1941);另一个可能性是1940年代的民主化倾向,它要求开放自由言论空间,重建民主制度,尽早结束“军政”、“训政”,尽快开始“宪政”。

这一倾向得到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在野政党,还有沿海发达地区大部分民众、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拥护,国际社会也积极支持,乐观其成。但是,蒋介石以权力不稳、国族未统加以拒绝。很明显,蒋介石放弃第一种倾向,是情势所迫;抗拒第二种倾向,则是他内心的顽固坚持。

蒋介石坚持认为:他的政党,代表全体人民;他之个人,可以为民作主。王奇生找到一段国民党理论家萨孟武的论说,颇能反省国民党“独裁”之难。萨孟武说:“我们要想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便须放弃劳动者;我们要想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便须放弃资本家。

如果我们同时希望他们两个阶级都来拥护,则我们的政策只能模棱两可。然而模棱两可的政策,终究必为他们所厌弃。”(第194页引)

萨孟武说的还是如何赢得不同阶级的“拥护”,更加艰难的是如何面对不同群体的“反对”。面对反对和抗议,极权体制便不能表现其“民主”的一面,而只能专制“裁断”。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中“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过一个”的指令,为了一个虚拟的“整体”,可以牺牲活生生的“个体”,个体没有意义,苏维埃式的政体具有这样的“合法性”。

蒋介石考察苏俄时,莫斯科的专家们已经传授了这个原理。1956年的蒋介石抵赖说他很反感,1927年他却应用得很痛快。

1932年后为压制上海“救国会”的抗日声浪,也用了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特务手段。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国民党和苏共和好如初。因为体制上没有什么障碍,大哥斯大林对表弟蒋介石说话,依然很随便。

12月底,斯大林对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说:“请转告蒋委员长,如果想在战争继续进行时消泯人民对政府所表现的不忠行为,他必须强杀至少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恐怕他终无力使此次抗战达到胜利的结束。”(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89页)“四百五十万”,是按照斯大林在苏联整肃异己的人数,和中苏人口不同基数,换算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