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悲壮的劳燕分飞:红军长征留下的妻子们
在苏区中央局秘书处担任收发员的郭香玉,与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是1934年7月中旬才于瑞金沙洲坝结婚的。对于沉浸在幸福中的人来说,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自从结婚以后的日子里,郭香玉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丈夫亲切诚挚的关爱。她小时候裹过脚,跟别的女人相比,走路走不快,跑步跑不动,一双“三寸金莲”忸怩作步,让她觉得羞愧死了。而谢觉哉总是“嘿嘿”地笑着说:“香玉啊,不要为一双小脚而难过,那是旧世道给你留下的纪念,要是在过去,你的一双'三寸金莲’可吃香呢。”每天早晚的洗脸、洗脚,都是谢觉哉从外面提水回来,再给打好端到妻子的面前。郭香玉多次感动得泪盈眼眶,地说:“哪有老公打水给老婆的?”谢觉哉却乐呵呵地笑了:“你这是老皇历,可以改变嘛。我讲过的,夫妻之间谁的'能耐’大,就照顾哪个。”让郭香玉无比感动的是,谢觉哉竞然教会了妻子骑马。在这之前,这个出身乡村的小脚女人,不用说敢于骑在马背上,就是走到马的跟前也感到害怕。谢觉哉对她说:“香玉,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下,你无论如何要学会骑马!不然,以后行动起来就太困难了!”
“像我这个样子,骑得了马吗?”郭香玉难过得快要哭了。
“有什么骑不得?事在人为。”丈夫安慰着妻子,又针对性地指出:“首先是你的思想上信心不足,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树立我一定能行的信心!”
感于丈夫的一片热忱,妻子含泪答应了。谢觉哉为了让妻子学会骑马,的确费了一番心机和精力。先从机关运输队借来一头驴子,让郭香玉从骑驴开始,然后又借来一匹个头较小又温顺的马,将妻子扶上去,亲自牵着缰绳,让马一步一步地走。看到丈夫如此的热心与真情,郭香玉怀着“跌死算了”的信念,一次次地骑练着。半个多月过去,郭香玉的胆子练得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郭香玉骑上一匹马到了距离10华里的瑞金县城一次。从县城回来的时候,她进到房间,一头倒在谢觉哉怀里,激动得哭出了声音:“我现在可以骑马了!”
“这就好!这就好,以后行动方便多了。”丈夫也为妻子学会了骑马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高兴。
作为中央局秘书处的机要工作人员,郭香玉对于苏区的军事大局还是有所了解的。她心里一直积压着的那种沉甸甸的预感,终于在事实面前得到了证实: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决定了红军必须放弃根据地,实行突围西征的战略转移。
特定的战争环境,决定着女同志随军出征是有条件的。让郭香玉无比震惊的是,由于她是小脚,连体检也不用,就被确定在中央组织局的留守人员名单内。尽管她是中央政府秘书长的妻子,但谁也无法逾越规定的条件。谢觉哉在获悉妻子被留下,心里非常地难过。然而,他明了一个小脚女人虽然学会了骑马,可仍然无法跟随长距离突围征战。
因此只能感到无可奈何,接连几天晚上,谢觉哉睡不安宁,只有一次次地劝慰着妻子。战争的无情像刀子一样切划着他的心,使他半夜里常常坐起来,心情痛苦地长吁短叹……
被留下来的郭香玉随地方红军转战到了闽西的永定、上杭一带,在山区游击了1个多月。随着敌军划分区域对红军游击队的频频抄剿,郭香玉所在的队伍人数越来越少。开初的十几天,她尚有一匹马骑着行军,一次战斗中马被丢失了,只有咬紧牙关迈着小脚跟随行动。
1935年的3月,在敌军四面围困的情形下,跟不上行动的郭香玉落入敌手。敌人将她解押到汀州,关押了一段时日,终于得知这个小脚女人是共产党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顿时大为重视。因为敌人知道,作为共产党中央苏区局的机要收发员,又是谢觉哉之妻,一定掌握着大量的党内机密与红军情报,只要能了解到其中一项,就能向上峰报功请赏。敌人将郭香玉从临时牢房里提出来,先是给以生活上的优待,劝她供出中共中央机关在瑞金的情况,以及她所知道的红军机密。郭香玉总是说:我保管的文件被他们烧掉了或带走了,至于丈夫谢觉哉,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敌人沉不住气,改以对她用刑,以皮带和荆条抽打得郭香玉浑身是血,又捆起来丢进牛栏里。任凭敌人怎样的摧残,她就是拒不回答。凶残的敌人恼火了,在沙滩上挖了个坑,将郭香玉“倒栽葱”竖在洞里,威逼她招供一条红军机密就放人。这个身体孱弱却革命意志无比刚强的女战士,硬是坚意如铁,不为所惧。敌人威逼了一番不起作用,气得往深坑里填土,将郭香玉只露出一双小脚给活埋了……
谢觉哉随红军历尽万千的艰险到达了陕北。将近两年后在延安,他得知郭香玉已在1935年3月,英勇地殉难于汀州,遥望南方,彻夜未眠,在日记上写下一首《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全词如下:
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
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
百鞭齐下不闻声,光宇千秋玉比馨。
之二:唐义贞与陆定一
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对女性的伤害是最直接的。
因为怀孕,也因为不招左倾领导人待见,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发妻唐义贞,被确定留下来。陆定一在获悉了中革军委有关部门的决定后,心中万分地痛苦,并后悔不该在这种时候让爱妻怀上了小孩。对于陆定一来说,唐义贞是他政治生命中一块奇遇的沙漠绿洲,没有这个结缘于莫斯科的妻子,对自己一往情深的关心,他很难摆脱突遭政治厄运的心灵折磨。
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董必武与陈碧英有过一年四个月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两人互为依倚,感情笃深。知道陈的文化水平很低,董必武坚持每天晚上陪她学习一个小时文化,教她认字,每晚认三五个生字,认熟再写。这种日积月累的补习,使陈碧英的文化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
随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步步失利,1934年7月,中央的部门机关开始从瑞金的叶坪、沙洲坝等地,迁往西边的山区,董必武夫妻随机关搬到了云石山的梅坑村。
到了9月下旬,战争的局势越来越坏,紧张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红都瑞金。军民们目睹种种迹象,意识到红军恐怕有撤走的大行动。
没过几天,董必武接到了随部队出发的通知,而陈碧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讯息。董必武赶紧去打听,原来中央局组织部有规定,确需随队伍转移的女同志,必须经过体检,由医院出具证明。
希望妻子能够同自己一起走的董必武,带着陈碧英来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她不但体重相差了一两斤,健康方面也有问题,医院的证明如实写上了这两条。
陈碧英顿时如同掉进冰窖里,身上一片冰凉。禁不住泪水长流。董必武的心情也非常沉重,组织上是这样规定的,碧英的身体又不符合条件,只有服从组织的决定了。他抑制住内心的痛苦,耐心地劝导妻子:“我们分开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来接你!”
然而董必武未能料到,他与妻子的这一分手,成为了他们永不聚首的诀别!此后再也没有了陈碧英的音讯。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莲芝重回瑞金,曾对夫人和周围的同志怀着深情讲道:“碧英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比我小了20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40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的民政和文物部门都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
其实,这时的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
陈碧英自从1934年10月中旬,与董必武分别后,从原路返回到瑞金。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她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敌人对红色区域实行疯狂的烧杀掠抢,着重摧毁共产党的党政组织,白色恐怖布满城乡。陈碧英在兴梅山苦寻了十几天,未能找到地方党的组织,万般无奈的她,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的坝口,找到了年迈的母亲。在母亲身边起初的一段日子,老人赞同女儿去湖南找共产党的红军,找董必武。可是,四周的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个村庄都驻扎了国民党的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地变淡了。母亲害怕会有人把陈碧英给认出来,那是非杀头不可的。老人的担心与日俱增,多次拉着女儿的手说:“碧英啊,那个董必武走了大半年,他的情况怎样很难说,你才二十五六岁年纪,再找个人过吧。”陈碧英听了怎么也不肯,急得母亲几次跪在她面前,声泪俱下地哀求着,碧英仍是死活不依。老人依旧害怕有人认出女儿的身份,几个月后把陈碧英带到梅岭山一个叫牛角坳的小山村住下来,过着耕种糊口的清苦生活。
三年过去,在母亲多次痛哭流泪的跪求下,陈碧英心如刀绞地答应嫁人。村上有个年及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在村人的撮合下,陈碧英与严修道成婚。
光阴一年一年地过去。在那个与外界很少接触的山区小村,生活了十五个春秋的陈碧英,于建国的第二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长叹:“这是命啊!”
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不到两个月后悄然去世。这时候,董必武也已经逝世8个年头了。
之六:周月林与梁柏台
还有人因为随丈夫留下来,其后遭受到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周月林,原籍浙江鄞县,1906年出生在上海,1922年被党组织派在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第三年,周月林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共产党人梁柏台结为伉俪。1931年9月,夫妻俩奉命回国,来到中央苏区首府所在地瑞金。年底,梁柏台委任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任司法部长。中央苏区烽火连天的战斗生活,也把周月林锻炼得更加成熟了。1932年,她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妇女部长。
1934年2月,周月林和梁柏台这对“夫妻部长”,同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周月林还与毛泽东等17人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是主席团中惟一的女性。
1934年10月初,中革军委在获知蒋介石于庐山制定了50万大军四面合击的“铁桶计划”后,决定及早跳出敌人的重围。梁柏台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留下来协助项英、陈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随丈夫留了下来。
主力红军前脚离开中央苏区,50万人马的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占据了各个城镇和所有的交通要道,实行残酷至极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下来的16000余人,被敌人层层围困在于都县西南部与瑞金交界的百里不到的山区中,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1935年2月上旬,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考虑到了几个“特殊”人物的安危,首先是瞿秋白患肺病已久,近来病情有所恶化,需要从速离开苏区转往香港治疗;另一位是何叔衡,年及六旬,身板不是那么硬朗,应该从速转移出去。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同行的还有,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考虑到周月林从小在上海长大,熟悉地下工作,也一道前去香港。8天之后,这支小队伍到达预定中的第一个目的地——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行至距水口镇10里的梅坑时,被敌人发现包围。继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走之后,瞿秋白与周月林、张亮同时被俘,被押到水田镇,几天后又解到上杭县国民党保安团第十四团团部。
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当时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张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怀有身孕欲娶为妻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周月林也逢上了一个机会,因她自供给红军当过护士,恰好有一个李营长的妻子将要分娩,周便被保释出去当护理产妇。
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就在4月20日左右,她们又同时被敌人抓到上杭监狱,不几天转押到龙岩,关在日夜有兵看守的小号房里。直到审讯的时候她们才猝然得知,敌人已发现了瞿秋白的身份,将他转押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了。
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得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
出狱的周月林决定先到浙江新昌去。到了新昌,家乡的人也不知道梁柏台的下落。周月林想不到的是,梁柏台在1935年3月4日的突围战斗中,因左臂被子弹打断而藏身草丛,后被敌人警犬发现落入敌手。敌人在知悉了他的重要身份后,将这个红色司法的开拓者杀害。
周月林又从新昌来到上海,期待能在上海找到党的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茫茫人海中她无法寻觅,成了离条之枝,脱线之珠。迫于生计,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
解放之后,周月林从报纸上看到担任新中国、上海市要职的领导人当中,老上级、老战友的名字频频可见,很想去找他们。可是她想到自己离开党组织、离开革命队伍11年了,这11年来的苦难经历,怎能说得清楚?有谁来为自己作证?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她没有去找当年的上级陈毅、自己的战友邓颖超、李坚贞等人。她所在的街道成立居委会时,因她平时热心待人和对街道纠纷的公正调解,被选为居委会干部。
周月林过着平凡生活之际,命运在她意想不到的时候洞开了厄难临头的大门,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将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到了她的手上,罪名是“出卖瞿秋白。”
在山西省的一个劳改农场,周月林一服刑就是20多年。1979年8月,周月林在农场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并不抱以很大希望的申诉。
毕竟涉及到出卖瞿秋白这样的重大事件,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核查。结果,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足以推翻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以上新发现的资料极为重视,予以严肃复查。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万永诚的妻子,再一个就是郑大鹏。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
1980年3月,山西省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平反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并请她考虑安置地点。当时,组织上要给她定14级级别,她坚持要了更低的17级。
1983年10月15日,周月林在新昌人民的热烈欢迎下,踏上丈夫梁柏台的家乡那块使她情思难断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