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马衡的交往 孟凡茂: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约聘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员的聘用上,除延聘原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外,还广泛延揽各学科的知名学者。在文科方面,聘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学先进外,也聘用了张尔田、吴梅、刘师培等旧学硕才。年仅24岁的梁漱溟,因发表了《究元决疑论》而聘为讲师。

对于像王国维这样的在文字学及文学上颇多建树的著名学者,蔡元培自然要尽早延揽到北大。从1917年到1922年,北大多次派人致函,最能体现蔡元培尊重学问,重视人才的一贯态度。

有文章总结说北大聘任王国维是“三请四邀”,笔者通过查阅相关书信等资料,可以确定北京大学在几年间大致有五次约聘,而王国维屡屡谢绝北大约聘是他对清廷所怀“素志”的孤心坚守;最后王国维接受聘任,一方面由于北大的真诚邀请,一方面是王国维想利用北大资源进行学术研究。

北京大学的第一次邀请

北京大学第一次约聘王国维一事迄今尚有不同记述。从日期上说,有三种情况,1917年8月3日,1917年9月2日和1917年年末。

造成分歧的原因来自1984年版《王国维全集-书信卷》(以下简称《全集书信》和2002年版《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以下简称《往来书信》),两书均收王国维致罗振玉一信,“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永为王国维自称,为其号‘永观’之简)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

”《全集书信》将此信写信日期系于1917年9月4日,故“前日”为9月2日。《往来书信》将此信系于1917年8月5日,“前日”即为8月3日。

又,《全集书信》收王国维致罗振玉一信札,“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全集书信》将此札系于1918年1月1日。其中“北学事”指北京大学聘王国维任教事,因此一些年谱和传记作者据此推测在1917年年末蔡元培有聘任函。但是,这个推测的依据本身就有问题,实际上,该信札写于1918年6月27日。此事后文详谈。

《往来书信》收1917年8月19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一信,“至北京大学,公谢不就,弟甚谓然。”此信是8月5日王致罗信的复信,由此证明北大来人邀请王国维事发生在1917年8月。另两个日期有误。

关于来访者

1917年8月5日王国维的信中说,“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来访的“某乡人”是谁?迄今为止,各种传记、年谱等均认为是马衡(字叔平)。但据一封王国维致马幼渔的信,此人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马幼渔。袁英光等著《王国维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长编》)录有王国维致马幼渔一信,信无日期,编者系于1921年年初。

该信说:“去夏奉教,又隔一年,每以为念。初夏,令弟叔平兄到沪,具述尊旨及鹤老厚意,敢不承命。……昨叔平兄又出手书,词意殷拳,并及鹤老与学校中诸君相爱之雅,且感且愧。”此信应写于1918年夏。信中“去夏奉教” 即指马幼渔于1917年8月3日访问王国维,转达蔡元培的诚聘意愿。

关于推荐人

钱剑平和陈铭两先生认为是胡适向蔡元培举荐的。这样认定缺乏依据。1917年6月15日胡适由美国启程回国,7月10日到上海,7月27日归乡里,9月10日到北京大学拜会蔡元培。当时,胡适正致力于他的“文学革命”,在归国途中应无心绪向蔡元培推荐王国维,另外,胡适留美七年,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了解多少,也很难猜测。

所以认为是胡适向蔡元培推荐了王国维,从时间上几不可能,从思想取向上也相去甚远。陈鸿祥先生认为:向王国维发出邀请,由蔡元培亲自决定的,是“囊括大典,网罗百家”方针的具体行动。笔者认为,陈的说法更为合理。

第二次邀请

北大第二次邀请王国维的时间是1918年4月-7月,马衡两次访问王国维,第二次访问时马衡还递上了同在北大任教的兄长马幼渔的书信。

1918年6月26日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这样说:“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永对以哈园有成约,并一时不能离沪情形。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复之。其措词若永商之哈园,而哈园不允者。

又使者嘱永转劝公,殊可笑。” 对于这封信,窦忠如先生分析说:“一、北京大学第三次邀请是派专人前来,但不知来人是谁;二、这次来人面请时再次申明了将教授的内容,想来教授内容在以上邀请信中曾涉及过,否则王国维不会使用一个‘仍’字,在此之所以提出,是因为这竟被许多王国维的研究者所忽略;三、王国维不仅表示了明确的拒绝。

而且还听说北京大学将第二次派人前来邀请的信息;四、王国维已经想好了拒绝来人的托词。”

窦忠如先生之所以认为此为第三次,是由于有资料表明1917年年末曾有一次。《全集书信》和《往来书信》收一附札均系于1918年1月1日,札云,“今晨往寐叟处长谈,有书致公,附上,请詧入。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

并谓可乘此机北行,做二月句留。”据6月26日信和此日前后罗振玉致王国维的多封书信判断,此札应写于6月27日。因此,1917年年末的邀请是不存在的。另外,使者是谁?1918年 7月18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提到,“北学所遣马君又来,已如公书所云复之”。

同时,王国维还给北大教授马幼渔写了信:“去夏奉校,又隔一年,每以为念。初夏令弟叔平兄到沪,具述尊旨及鹤老厚意,敢不承命。

只以素性疏懒,惮于迁徙,又家人不惯北上,儿辈职业姻事多在南方,年事尚幼,均须照料,是以不能应召。当将以上情形请叔平兄转达,亮荷鉴及。昨叔平兄又出手书,词意殷拳,并及鹤老与学校诸君相爱之雅,且感且愧。”从上两信知,1918年6月月25日和7月中旬造访者“马君”为马衡,1917年夏访王国维的“某乡人”是马幼渔。

北京大学此次聘请王国维发生在1918年4-7月,起因是罗振玉于1918年4月中旬由日本回国,在沪京等地逗留一个月。罗振玉在北京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之接洽,因罗振玉在古器物学的研究上颇多建树,蔡元培请罗振玉到北大开古物学讲座,并托他劝说王国维接受北大之聘。

1918年6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罗振玉致蔡元培(字鹤卿)校长的信:

鹤卿先生阁下:

昨在春明得亲尘教,十年之别,一朝握手,喜可知也。先生主持国学,领袖群伦。在昔济南遗老存遗经于将绝之余;北海鸿儒传圣学于炎刘之末。以今方古,先后同揆。弟忧患余生,饰巾殆尽,乃承不弃,令备教员。闻命之余,亦深愧恧。

盖即槁之木,宜见弃于匠人;而爨下之才,忽鉴赏于君子。再四思维,唯有敬谢。加以还移匪易,又第四儿妇病癠甚危,计欲送之返国。又虑中途或生意外,方寸乱劣,衰病为增。凡此情形,悉非虚饰。尚祈鉴宥,许以避贤。临颖主臣,言不尽意,此请著安,诸维照鉴 弟振玉再拜。

据《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于4月29日拜会罗振玉,此信就应写于4月30日。同时该刊加编者按说,“蔡校长拟再驰函敦劝或能邀罗先生之允诺也”。此后,北大方面应再致函继续敦请罗振玉任职北大,罗振玉也继续与北大保持联系。同时,因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关系,蔡元培还请罗振玉向王国维致意,接受北京大学的聘任。

据2009年版《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以下简称《全集十五卷》),罗振玉1918年6月19-21日(戊午年五月十一至十三日)致王国维信说,“北京邀公任教授事,弟于前致函蔡鹤庼(元培)时附告以‘前嘱致语静安(王国维)征君,已遵致意,随后或有书致公’云云。

此事忘告先生。”罗振玉给蔡元培的信写于何时,应该在罗振玉复日本之前的5月上旬。1918年6月9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提到柯劭忞(凤荪)曾向王国维询问,何时到北京?王国维申明,“并无入都之说”。

6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又提到张尔田给王国维的信,“张孟劬(尔田)来书言,京师大学下学期内定聘维授文学,凤老(柯凤荪)书所询何时入都者,殆因此而伪也。”关于此次北京大学聘王国维事,先由北京传来消息,王国维也不知其中的原委,当作传言向罗振玉述说。

为此,罗振玉于19日写信告诉蔡元培曾有邀请。这封信直到6月27日王国维才读到,但北大的使者已于6月25日到访。罗振玉在6月19日的信中,一方面告诉王国维在给蔡元培复信时,告知已经就北大聘任事向王国维“致意”了;一方面也为如何谢绝北大的约聘给王国维出主意,他建议王国维在给柯凤荪的信中表明不就北大之聘,再由其子柯燕舲转达给蔡元培。

实际上,罗振玉也没有完全拒绝北大,1918年7月3日(五月二十五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谈到,“北学事,弟意兄可谢其行北行,而意在沪撰述则可,如此可行可止(以哈园信复,弟不甚同意,但以眷属书卷在沪,不能北上为词可矣)。

弟则为条议一篇以塞责。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其虚衷则可嘉,故处之之法,如此最妥。弟之条议以流传责之,而撰述为其中大要,若果听此言,则公任编辑,未始于学术无补。尊议如何?条议成,当奉览。此事彼之力可办到。

弟以前深悔以西陲古籍及大库秘书付诸东流,今拟借彼之力创一古物研究所,异日幸得重见天日,则今日犹外府尔。” 罗振玉所写的长达数千言的《古器物学研究议》,分三期发表在上《北京大学日刊》(参见《北京大学日刊》第215号、216号和第217号,日期分别为1918年9月28日、9月30日和10月2日)。此条议应对促成1921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18年秋,因北大新旧两派学人的矛盾,张孟劬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兄不来此,真有先见。”

1919年下半年,马衡在上海,常拜访王国维,讨论学术问题,从笔者所查的材料看,马衡没有向王国维谈北大聘任事,这大概是因为5月-9月蔡元培辞职离开北大。

第三次邀请

1920年7月1日,马衡到天津约请已经定居天津的罗振玉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并希望罗振玉给王国维写信劝说接受北大的邀请。在马衡的恳求下,罗振玉当日即给王国维写一信说明北大约聘的诚意。但次日罗振玉又写了第二封信,在信中声明第一封信并非出其本意,只是碍于马衡的情面,才“不得不以一纸塞责”,希望王国维“设辞谢绝”。

1920年7月5日王国维复信罗振玉:“马淑翁(即马衡)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界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事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望将此情形转告淑翁为荷。

” 王国维仍按1918年的说法给罗振玉回了信。从信的内容看,“与公相劝之厚”并不是事实,因罗振玉一直为王国维谢绝北大之聘出谋划策。此信虽是写给罗振玉,更像是写给马衡的。另外此信还提到“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应是指1918年夏马衡的两次访问。

1920年7月1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谈及马衡及北大聘任事,“马叔平当已见过,此人至愚,岂有引鸾凤而入鸡鸭群之理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