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的儒教是教说 任继愈:儒教其实是宗教

□ 观 澜         罗斯福评价爱因斯坦时说:“他是我见过的学术上最自由的人”。此话完全可以用来概括任老。任继愈,年逾90,国学鸿儒,现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北大教授。

曾被毛泽东盛赞为“凤毛麟角,人才难得”。半个世纪以来,任老矢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剖析国学,在世界文化长河里恣意徜徉,饥餐渴饮。在学术上,任老素以“独来独往,从心所欲”著称,以“浑不吝”的姿态向各色“洋迷信”、“土迷信”挥戈宣战。

褒贬中西,臧否古今,每每语惊四座,其中又以“儒教是宗教”一语最为代表性,驳斥了中外学术届“中国无宗教”论,从而引发了一场长达二十年的学术大讨论。

 (一)苔花如米学牡丹       任继愈原名任又之,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是国民党军官。由于自幼随父转战,任继愈频频转学,后就读于山东济南贡院隔壁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为大明湖小学)。

任继愈自幼求知欲若渴,凡事爱寻根究底问个“为什么”。一次,他在自家院落老槐树下玩,看到一块砖头爬满了蚂蚁。他把砖头翻过来,却心生窦疑——“蚂蚁为什么不头晕呢?”这让他困惑了许久,家里人都以为他“中了邪”。

幸运的是,任继愈遇到了一位知无不言的小学老师,他叫曹景黄。正是这个人,为任继愈的古汉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老师讲课声情并茂,谈笑风生,敢于把新知识、新观念传输给学生。

甚至,每每遇到古书里绕不过的“黄段子”,曹老师索性讲授一些性知识,比如告诫学生婚后性生活要节制,否则会伤身云云。向青春期的少年传播性知识,在当时的民国无疑是“有伤风化的”。

      一次,曹老师拟题“清明节植树”令学生做文,任继愈写道:“吾乡多树,每植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引来曹先生击节,认为“焉”字用得好,有古风遗韵。

就这一句简短的夸奖,让任继愈对传统文化起了“野心”。而曹老师对“北大”的动情描述,亦令任继愈无限向往。甚至任继愈数次梦见自己变成了“未名湖”里的一朵莲花。

      传统文化对任继愈的人格塑造,无疑是起到决定性作用。曹先生借《论语》“胁肩谄笑,病于夏畦”,抨击趋炎附势的人生观,为任继愈树立了最初的“荣辱观”,以致影响到他的一生。

青年时期,任继愈追求女同学冯钟芸,而冯钟芸正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巨儒冯友兰的侄女。几次接触后,冯友兰纳闷道:“这个小伙子怎么不会献殷勤呢?”任继愈就是这样一条梗直的汉子,一生如此。

(二)欲开天眼觎红尘       随后,任继愈考入“北大”附中。在这里,他遇到几位仰慕名已久的学者——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年,但民主的办学风气却令人终生难忘。

这里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对学生更是不问出处,丝毫没有等级观念。哲学课非常开放,针砭时弊,无话不谈,甚至演变成专业攻击“三民主义”。老师通常用“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做开场白,表明自己轻蔑的态度以点燃学生的热情。

任继愈迷上了哲学,尽管当时社会上充斥着“哲学无用论”、“哲学系毕业即失业”言论,任继愈仍然义无返顾选择“哲学”做为自己毕生钻研的方向。       1934年,任继愈如愿考上“北大”哲学系。

怎奈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北大”被迫南迁长沙,后迁往昆明。“烽火连三月”的日子里,哲学系三年级的他第一次亲身接触到最底层的劳苦大众。

西行路上,哀鸿遍野,百业凋敝,中国农民的悲惨现状令他极为震动。然而,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任继愈觉得中华民族有一股力量,一种无形的传统,这个很值得研究。

人生的终极真理,何时不再纸上谈兵,为劳苦大众实实在在造福,这让任继愈陷入了沉思。       在“西南联大”,任继愈看到的景象触目惊心。

北京几所知名大学的宿儒们,竟然蜗居在陋败的茅草屋里。南方多雨,老师们编了个顺口溜:“茅草屋,弯着腰,骆着背,披头散发掉眼泪”。生活条件恶劣可见一斑,丝毫没有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

然而,学子们仍心系国家安危,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教授组织了民情考查团,戏称“湘黔滇旅行团”,任继愈加入其中。这次“旅行”行程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其间,在湘西还遭遇几次土匪,所幸土匪们也还尊师重道,纷纷拱手让路。

     这次徒步之旅,任继愈有脱胎换骨之感。在自传体《我的追求》一文中,他写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

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1938年大学毕业,任继愈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师从汤用彤、贺麟先生。

从1942年起,他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他长达22年的执教生涯。任继愈将自己的书房命为“潜斋”,就是要以打持久战的精神潜心钻研学问。

(三)蓬莱文章建安骨       建国后,任继愈满腔热诚投身到工作中来。1951年,他与妻子冯钟芸收获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为女儿命名“任远”,取“任重道远”之意。

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五十年代的任继愈,和全国人民一道,陷入了一种幸福的眩晕之中。 幸福让人们失去了理智,每个人似乎都成了狂热理想主义者。那时周恩来总理遇到荣毅仁,会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还年轻,还能赶得上共产主义!

”此等形势下,任继愈仍然葆有一丝清醒。1957年,他在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直抒己见,被一些专门抡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

适逢当时“重理轻文”,毛主席又发了话:“大学是要办,我说主要是理工科,那文科可以办可以不办。”哲学界成了靠边站,任继愈躲进小楼自成一统,发奋著文。       1959年10月13日这一天,任继愈接到了一个“上级来电”——毛主席点名召见任继愈。

进了中南海,主席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主席又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 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主席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摇头答否。

当主席得知“北大”哲学系师生总共500多人时,很是不解——“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1963年12月31日.

毛泽东正式做出批示:创建一个宗教研究机构。毛泽东认为,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令他兴奋异常。

但是,没多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送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       在信阳干校接受“教育”时,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整天很少说话。

任继愈脸上毫无波澜,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趴窝”了,其实,任继愈心中怡然自得,就着田园风光下酒,躲开无谓的纷争埋头理书。不反抗,不附和,不帮闲,更不做帮凶。

清醒,是他此生最为得意的品质。由于他为人和善,也很少有人为难他。可是,由于农村照明条件有限,他患上了严重的眼疾,最终导致视网膜脱落,右眼失明。 而任继愈哲学思想的成熟,也正是在这些年形成的。他正在蓄势待发,苦候黎明。

(四)石破天惊逗秋雨       1976年“四人帮”倒台,任继愈从河南信阳干校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一批曾被打倒但还健在的研究人员也都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

      当时思想领域还存在着严重的桎梏,一次,任继愈遇到《美术》杂志的主编,听到这样一则“笑话”:一名山东的美术老师打电话给杂志社,咨询画“泰山日出”的题材可不可以,因为文革时只允许画“韶山日出”,他害怕“犯规”。

任继愈笑过之后,却也不乏心酸。任继愈陷入了沉思—— 一个国家的改变,并不是一些简单的政治变革就可以达到的,最重要的是应该在一些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改变。

而自己是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者,绝不能坐而论道,应该奋起疾呼!       振叶以寻根,观澜以溯源。

任继愈冷眼旁观多年,认为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小农思想最为患。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占了小农经济的便宜,然而,占了便宜的同时也吃了小农经济意识的大亏。

实用主义思想占主流,许多人急功近利,做事无原则、无信仰。对此,许多中外学者认为“中国无信仰”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真的没有信仰吗?        任继愈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

”在197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任继愈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儒教就是中国的宗教!

”一石激起千层浪,任继愈无疑把自己置于学术龙卷风的漏斗核心。        任继愈却择善固执,“知我罪我,一任诸君”,他在著作《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一文中写到:“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

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

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

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赖以生存的根基。       任继愈认为,中国大陆可能是亚洲华语圈里对儒家文化最忽视的一个群体。这与海外尊奉儒教的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纽约甚至有一座孔子大厦,但在中国大陆还未有先例。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信仰,试问还有何前途可言。       任继愈还指出,儒教虽说是宗教,但我们不能做“宗教狂热分子”。

任何宗教信仰的延续,都不能不面临一个改良的问题。佛教只注重为自己解脱,而儒家则忽视了人性的弱点,他们都有本身的局限。在基督教延续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阻碍社会发展的现象。

譬如我们熟悉的外国文学作品《红字》,一对青年男女追求恋爱自由,遭到了来自宗教势力的迫害。“宗教狂热”而导致的泛道德主义,最终只能伤害道德本身。任何传统文化,都只有注入现代科学的活力,才能够发扬光大,长盛不衰。

那种生搬硬套五千年前的思想,来指导现代人的生活,是极其危险的。       2004年,88岁高龄的任继愈联手季羡林、杨振宁、白先勇、吕厚民、王蒙、阿来、谢晋、王晓棠、寇世勋、焦晃、王石等七十位杰出人士,联合发表了著名的“申甲宣言”。

宣言中呼吁道:“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

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五)风流儒雅亦吾师       2005年,任继愈卸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改任名誉馆长。他在任18年,见证了国家图书馆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此老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然而,在离任之际,作为国家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的馆长,他却只把一件“功劳”记在了自己名下:曾在一块经常被员工无意中打破的玻璃门上,钉上一条木板,提醒人们留意,这块玻璃从此无恙。如此而已。

现在,任老每星期只坐班两天,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给身体不好的老伴做顿饭,给远在加拿大的女儿写写信,聊聊天。关于养生,他的观点是“少考虑身体,顺其自然最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对此,他诙谐地说:“我的球越打越小”。

      在谈及自己的处世心诀时他说:“以佛养心,以道养身,以儒克行”。

他引用南北战征名将罗伯特·李将军的名言奉劝时下的年轻人:“人短暂的一生里,所见到的大多数是悲惨和苦难,是卑劣和失望,为了对人性,对人类的前途保持信心所以必须读史。年轻人一定要读史,读懂历史,才能感觉自己活在今天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