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咏本人照片 毛泽东初恋情人:江南第一才女陶斯咏(图)

毛泽东与陶毅不仅同为湘潭人,而且志向也相同,但是家境却相距十分悬殊。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毛泽东和陶毅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没有持续下去。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1920年7月,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毛陶分手后,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彭璜曾热烈追求陶毅,但遭拒绝。陶毅终生未嫁,后来去了上海,在那里从事教育工作。1931年去世,年仅35岁。

彭明道-关于陶斯咏的记载

陶毅,字斯咏,女,一八九六年生,湘潭人。她于一九一六年考入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

那时,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的女将,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毛氏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

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后来,她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

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斯咏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

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一九二一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一大”后返长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斯咏,情谊之深可见。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

陶氏后来一直在周南教书。当时同样是文化书社重要成员的彭璜,疯狂地追求过她,而她却拒绝了彭,终身未婚,不幸于一九三一年早逝。大概由于她始终是个“教书匠”,故留下的资料不多。

附毛泽东的词

《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与杨开慧一见钟情的“试婚”生活

这是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下的《偶感》。诗中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1901年生,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家乡板仓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时年29岁。关山远隔的毛泽东闻讯痛苦莫名,悲愤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

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在武汉停留10天以后———毛泽东在这里对当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行人到达北京,正好参加在湘乡会馆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反张集会。毛泽东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这里就是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

毛泽东的驱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北京的世界更广阔,所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五四思想的传播。毛泽东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脸庞,皮肤白皙。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他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温暖舒适的杨家。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相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晶,这在旧中国是极为少见的。一年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心中,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回忆不起这次婚礼的确切日子。

长沙的赵女士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准则,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死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赵女士永离人间,杨开慧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泽东在20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关材料)。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就像1790年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

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不过,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在社会中实现。

马克思主义绝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种疾病那样,只是从一种历史环境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再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正是这样。自1919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时,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心中播种。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吸收仅是毛泽东的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毛泽东谈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使我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两本书给予毛泽东的不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

不过,毛泽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从1920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都从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挤出去了。

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吞食马克思、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继续从事湖南自治运动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4月份离开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这里并不能为湖南自治做些什么。

杨开慧自父亲死后便随母亲一起回到长沙。毛泽东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便抽时间与她相聚。

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详论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买了火车票起程去上海,脑子里装着一大堆未清理的想法。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1901年生,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家乡板仓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时年29岁。关山远隔的毛泽东闻讯痛苦莫名,悲愤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处境艰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钱。其中约要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泽东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具体事宜。

那年春天,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传统斗士时说。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个词的意义何在。

毛泽东去码头向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阳光闪烁在黄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装卸船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毛泽东身上穿着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泛白的灰布长衫。

在起航之前,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的半淞园举行了会议。毛泽东讲了话,他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会议决定委派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大家郑重地合影后,便沿着吴淞口岸慢慢走向法国货船。

有些女生随这伙人一起出发了。让女生参加这一运动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他曾对领着一帮女生的一位湖南朋友说:“外引一人,即多救一人。”他对妇女的遭遇的同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旧中国的憎恨。

有位学生对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道:“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毛泽东独自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在他转身走回市内前,他高声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

湖南的内战连续不断。但是到了1920年夏,战争以张敬尧败走和较为开明的谭延闿上台而结束。毛泽东在这种新的自由气氛下带着满腹政治计划回到长沙。

奉谭之命担任骚乱不已的第一师范校长的人恰巧是毛泽东过去的老师,这位教育家不久就聘任毛泽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学校的主事。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时,他曾在修业学校教过课。当蔡和森和其他湖南名人正在法国做工时,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

毛泽东在学校的大门上写了一句口号:“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毛泽东年轻的时候》,载《工商日报》,柬埔寨,1967年01月13日)毛泽东在编辑《湘江评论》时曾在这里代过课。当蔡和森和其他的湖南名流正在法国的工厂里忙碌时,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了新民学会的领导者。

修业小学的报酬丰厚,主事的职位且有一定的威望。毛泽东很快就显示出他不只有俭朴的一面。他与杨开慧住在清水塘附近的一幢房子里,这是一个财主建在花园中的住宅,宁静而雅致。租金每月12块,与他在上海洗衣店时的收入一样多,超过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收入的50%。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已跻身长沙上层社会。

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的三次婚姻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举家北迁。毛泽东9月间来到北京,并经恩师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和杨开慧两人开始相爱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

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随母亲回湖南。这一年冬天,在长沙市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内,杨开慧和毛泽东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仅花了6元大洋请至亲好友吃了一顿饭。

婚后的毛泽东和杨开慧聚少离多,这对革命伴侣为了执着的信念经常天南海北,劳燕纷飞。开慧的性格自有她刚毅、坚强的一面,但在情感世界里,她又是那样多愁善感。这便注定了杨开慧作为一个女人所应承受的情感磨难,而这又是和毛泽东身份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而毛泽东的内心又埋藏了多少对开慧的依依不舍!

1927年夏,八七会议后秘密潜回湖南的毛泽东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8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但谁也没有想到,此次话别,竟成夫妻之间的永诀!

因关山远隔,音信不通,三年间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却总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生牵挂。

同时,开慧的处境却是那样地险恶。敌人到处在搜捕她,她仍无畏地奔走于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顽强地坚持地下工作。

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抓捕。面对爱人,她是那样地温柔,但面对敌人,她又是那样的刚强,这就是杨开慧。出身书香门弟、“举止温婉”的杨开慧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被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她带着儿子岸英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开慧勇敢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同年11月14日,开慧在长沙被杀害,年仅29岁。牺牲前她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杨开慧牺牲的当晚,尸体被老赤卫队员偷运回家。6岁的岸青和仅3岁的弟弟岸龙抱着妈妈的尸体大哭不止。过了十几天,岸英被营救出狱后,才准备掩埋开慧的遗体,三兄弟与妈妈难舍难分,痛哭不已,岸龙还非要和妈妈“睡”在一起。在场的人无不痛哭失声。岸英是第一个止住眼泪的,他擦了一把眼泪对两个弟弟说:“我们要懂事,要为妈妈报仇!”那时岸英刚刚7岁。

不久,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痛彻心肝,他在给杨家的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时至27年后,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更是寄托了毛泽东对亡妻的绵绵哀思之情。

说到毛泽东的爱情,就不能不提到贺子珍。

毛泽东与贺子珍

生于1909年中秋的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她才貌出众,少女时代是有名的“永新一枝花”。

1927年8月,贺子珍参加永新暴动,并跟随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11月初,贺子珍被调任前委秘书,到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冬天,陪同毛泽东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地区做社会调查,帮助毛泽东整理、抄写一系列调查材料。

1928年5月28日,在袁文才、王佐的撮合下,毛泽东同贺子珍结为夫妻。

成婚之前,毛泽东就曾神色黯然地告诉过贺子珍:自己结过婚,妻子杨开慧和3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久无音信,生死未卜。婚后,夫妻二人住在附近的攀龙书院八角楼时,他发现子珍总是将一个旧包袱另外放着,便问里边包的什么?贺子珍说:“我的行李。你什么时候将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她带着3个孩子,多不容易呀。”

后来,杨开慧被杀害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泣不成声,贺子珍也扑到毛泽东的怀里哽咽不已。

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帮助他走出人生与革命事业的低谷。贺子珍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10年中,共生育子女6人,除娇娇外其余全部丢失或夭折。后来,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圣地。国内外各种人物纷至沓来。毛泽东特别繁忙,回家后也顾不上贺子珍,这使贺子珍感到空寂、苦恼、烦躁。

年轻的贺子珍敏感、好强。她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她想动手术,把体内的弹片取出来。可是,延安动不了这种手术,于是她便决定转道西安到苏联去。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执拗的贺子珍此时已听不进去劝告。后来毛泽东又给暂住西安的贺子珍一连发过6封电报,劝她回延安,她依然执意不肯。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身在西安,她的心却飞回了延安,贺子珍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晚上能不冷吗?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来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给在延安的毛泽东。

最终贺子珍还是踏上了赴苏之路。

贺子珍没有想到,这条赴苏之路对她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是一条不归路,从此她再也回不到毛泽东身边了。两个同甘共苦整整十载的患难夫妻就此天各一方。

此后,尽管两人仍彼此牵挂,但仅于1959年在庐山见过一面。北京的大门,始终对贺子珍关闭着。1979年贺子珍终于来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遗体前泣不成声。两位老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终演绎成一场撼人心魄的爱情悲剧。

1938年,在贺子珍赴苏之后,另一个女人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这个女人就是江青。

毛泽东与江青

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江青,象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是怀着一腔热情踏上延安这片热土的。当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又离开的人很多,江青能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江青能吸引毛泽东的目光,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当时的延安,她确实比较出众。当时的江青,头发乌黑、眼睛大而有神。她京戏唱得很好,在当时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环境中很受欢迎。江青的字写得也很好,特别是楷书更为出色。 她还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并做得漂亮而合体。

也许是江青让毛泽东感到清新,因贺子珍出走而受伤的心得到了慰籍,毛泽东终于开始把眼光集中到江青身上。

1938年11月,45岁的毛泽东和24岁的江青结婚了。

毛泽东、江青两人的婚姻生活最初是幸福的。江青比较懂得毛泽东的爱好,毛泽东喜食辣椒,江青便会让窑洞飘满辣椒味;毛泽东喜欢京戏,江青就给毛泽东放唱片……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江青履行了一个妻子应有的职责。

由于历史因素,再加上自身的个性,出身演员的江青后来却错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又扮演了反面角色,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印记。但历史终究不能假设。江青也终于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