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是怎么死的 徐徐道来话北京︱再说中轴线4:天桥马连良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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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梁益鸣先生诞辰100周年演出集锦
咱们以前说过,在老北京的历史上,天桥是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标。
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北京城中轴线南部,前门至永定门的中段,一头连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头连着天坛、先农坛,是当年皇上从皇宫到两坛祭祀的必经之地。
虽然曾经的“天子所走之桥”曾经不复存在,但“天桥”的美名却一直隽永地流传下来;而当后来复建之后,天桥的名字也就更加有了地标参照物,更加名副其实了。
二是由于它浓浓的老北京情结:明清和民国时的天桥是北京颇负盛名的景色优美、市井繁荣之地,逛一回天桥,能满足你吃喝玩乐听看购各种欲望,天桥汇集了各色杂货铺,各种风味小吃,星相占卜、五行八作一应俱全,更有无数风头红极一时的艺人。
照片摄于北京天桥印象博物馆
其实,天桥市场范围并不大,但戏园子密集。1910年至1935年,相继建起歌舞台、吉祥、升平、魁华、万盛轩、丹桂、天乐、小桃园、小小、荣华、华安等20余家戏园。演出剧种主要是河北梆子、京剧、评剧、哈哈腔以及皮影戏。梆子名家崔灵芝、一千红、盖陕西、千盏灯、程永龙、小金刚钻、李桂云、珍珠钻等;京剧名家孟小冬、李桂芬、金少梅、琴雪芳、碧云霞、梁益鸣、张宝华等都在这里演出。
天桥久负盛名的滑稽大王“ 云里飞”曾经说过:“ 一个北平人一辈子没到过天桥,就像一个人没吃过白面一样。”
天桥对北平人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少作用,无论好的、坏的。
北京城南的天桥,可谓遐迩闻名。这块地方方圆不过二里,却因石桥而得名,历经七百余年的沧桑,在清末民初变为五方杂处的闹市,形成民间艺术与贸易的中心。
七百多年的岁月里,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吟诗作赋,平民百姓在这里繁衍生息。兴而复衰,衰而复兴,一代又一代的民间艺人,便在这沉沉浮浮中脱颖而出,无怪乎天桥被人们称为“北京民间艺术的摇篮”。
久居北京南城的老北京人可能还记得,爱看京剧的人在1948年至1951年那几年,看不到马连良的戏了,因为马连良当时旅居香港。戏迷们看不到马连良的演出,便纷纷奔天桥去欣赏“天桥马连良”献艺。这个被大家称之为“天桥马连良”的人叫梁益鸣,在天桥唱了半辈子戏,以在“天乐居场”演出时间最长。
对迷们都认可梁益鸣这位矢志马派艺术的京剧艺人,从台风到扮相,从剧目到服饰,从唱念到表演,甚至顾盼举止,与马连良无一不似。加之梁益鸣见大家喜欢看,就把自己原有的马派剧目,逐一对照整理,经过加工,比原来又有很大的提高,于是使越来越多的热爱马派艺术的人纷至沓来,“天桥马连良”的声誉加闻名遐迩。
梁益鸣1915年农历7月16日出生于北京郊区通县也就是现在的通州区,小甘棠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四口人,有两间土房和几亩地,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1920年京东大旱,庄稼颗粒没收。他的父亲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去开滦煤矿挖煤。1921年矿进塌方,父亲右臂被砸断而为矿主辞退。他的母亲望着失去右臂的丈夫和嗷嗷待哺的一双儿女,忍痛去到京城给人家当保姆。她没日没夜苦干,收入还买不到半袋面。
梁益鸣8岁那年,母亲把他送到北京天桥张起家,请张起帮忙给他找个学本领的地方。张起是梁益明的姨夫,京剧演员张宝华的父亲,此时正在天桥“群益社”科班管事。由于科班成立不久正在收徒,于是张起立为梁益鸣写了关书,也就是入科时的文书,梁益鸣从此踏上了京剧艺术之路。他本名叫梁大龙,进科班学戏,沿“益”字排行,改名叫梁益鸣。
过去学戏和现在不一样,全靠师父“打”出来的。艺徒生活,一般人难以想象,学戏入年,简直就如坐了八年大狱一样。艺徒们吃住条件十分差,虽说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只是玉米面贴饼子、稀菜汤。只有在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五、八月中伙节这几天,科班才改善一下伙食,吃几顿细米白面,还能吃上点肉。
群益社在天坛西坛根租了九间平房,师父们占去三间,其余六间则是五十多名孩子吃饭、睡觉、练功、上课、排戏的场所。孩子们挤在一条大坑上,睡觉时连翻身都困难。师父从早到晚棒打鞭抽,小小的梁益鸣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有一次,师父教他《四郎探母》中杨延辉的四句“流水板”:“把头的儿郎要令箭,翻身下了马雕鞍。背后取出金批箭,把关的儿郎你们仔细观。”这四句唱难度并不大,但梁益鸣学了多遍仍然走调,师父见此情形,抡开双臂,左右开弓,扇了他的耳光。
11岁的梁益鸣顿时口吐鲜血,还不敢哭出声来。打完后师父让他在院里“站桩”,大冬天冻得他手脚麻木,嘴唇发青,一动也不敢动。这种办法在科班里是常事儿。群益社还有个制度叫“打通堂”。一个孩子学戏不用心或是做错了事,大家都得跟着挨打。为了《四郎探母》四句唱词,全班跟着挨了两次通堂,他自己被打的晕死过去两次。
梁益鸣虽天赋不佳,但韧性强,缺乏灵气,有股傻气。这韧性和傻气又恰是一般天赋优越、资质卓异的孩子所不具备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孜孜不倦,水滴石穿,几年后,他成了戏班的“台柱子”。
梁益鸣是个未入马派师门的私淑弟子。他学习马派艺术纯属偶然。1938年,他在新新戏院看了一次马连良、郝寿臣、张君秋、马富禄、叶盛兰等人合作演出的京剧《串龙珠》后,对马派艺术产生钟情。这出戏原名《反徐州》,为晋剧本。1938年丁果仙把剧本赠给了马连良,由吴幼荪执笔,改编成京剧。
从此,每当马连良演出,他都追奋斗目标去看,买不到坐票,站着也要把戏看完。回来后以又探微求奥,苦苦揣摩,然而这种耳闻心记的观摩终是收效甚微。他曾托人走门路,欲以师徒之礼拜在马连良门下,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对此,梁益鸣深感遗憾,但也成了他掌握马派艺术的动力。
他不惜重金聘请对马派艺术研究有素的专家给自己授课,向马先生的师友以及早年与马先生合作过的鼓师、琴师和演员们,如萧长华、姜妙香、于连泉、郝寿臣、侯喜瑞、李慕良、马富禄、刘连荣、赵荣琛、叶盛兰、迟金声、刘雪涛等人求教,甚至那些年纪比自己小,艺龄比自己短的马派弟子,他也登门求教。这种广师博求、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使梁益鸣从剧目演出到表演风韵等,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马派艺术的精髓。
勤能补拙,熟能生巧。梁益鸣在自己钻研马派艺术的刻苦实践中,发明了一种唯他自己才能识别的记录符号。数年之后,他除了学到《借东风》、《空城计》、《春秋笔》、《清风亭》、《十道本》、《将相和》、《淮河营》、《四进士》、《苏武牧羊》、《十老安刘》、《龙凤呈祥》、《打渔杀家》、《六出祁山》、《胭脂宝摺》等一系列马派剧目外,就连马连良先生早在年经常演出的而后来久辍舞台的《南天门》、《火牛阵》、《骂王朗》、《淮安府》、《朱砂痣》、《武乡侯》、《四郎探母》、《游龙戏凤》、《舍命全交》、《二堂教子》等,他也通过各种间接渠道记录了下来,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融合吸收,在天桥实践演出。
这种师其意而不泥其迹的学习方法收效甚好,他终于赢得了“天桥马连良”的美誉。
自从1942年春,以梁益鸣为团长,张宝华、王益禄为副团长的鸣华京剧团在天桥天乐园正式建团开始,营业始终不衰。到解放初期,参加这个班社的主要演员,除梁、张、王三人外,还有著名花脸景荣庆、著名小生姚玉刚、著名武丑谷春章等人。
他们都是身怀绝技,各具特色的“大梁”演员。按说这些人完全有能力单独挑班,可他们反而屈身天桥来傍梁益鸣,而且不计名利得失。这一方面是由于党的“三改”政策(改戏、改制、改人)的感召和演员思想觉悟提高的结果,另方面梁益鸣为人忠厚,也是吸引他们共同合作的重要因素。
梁益鸣常对人说,他的戏班内能有这么多名家来参加,他本人真是深感于衷,为此他从内心尊重他们,凡事都与他们共同商量,并一道制定了各项供班众遵循的规章制度,如财务收支公开、艺术管理民主、各人的工薪都由群众进行评议、演出所需物资归集体统一购买等等。这些都让大家感到心悦诚服,可行可赞。而鸣华京剧团也就是现在风雷京剧团的前身。
金诚所至,金石为开。1959年由于张梦庚的帮助,梁益鸣终于实现了拜马连良为师的夙愿。
马连良先生的戏风、戏德梁益鸣上有耳闻并为之倾倒。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马连良先生不为台湾当局高薪邀请所动高风亮节,毅然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到内地和那不避艰险主动赴朝参加慰问志愿军演出的行动,那种平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虚怀若谷、授业无私等优秀品质更令梁益鸣心悦诚服,仰慕之极。
1959年6月,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梦庚深知梁益鸣存于心中多年的心事,决定亲自出面为之斡旋。张梦庚向马连良老先生讲述了梁益鸣私淑马派艺术的感人事迹和梁益鸣的夙志。马连良先生颇受感动,但又想到自己桃李遍及全国,授业传艺日无暇给;且梁益鸣已过不惑之年,艺臻佳境,收下这个弟子该当如何施教,深感棘手。但马连良先生还是被梁益鸣多年来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最终慨然应允了。
梁益鸣得知这个消息后,顿感喜出望外。那天下午,便在张梦庚的陪同下拜谒了马连良先生,同时还商讨了有关拜师事宜。6月3日,由梁益鸣的师兄弟们和鸣华京剧团的同仁操持,在北京前门饭店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文艺界在京的专家名流数百人出席祝贺。
梅兰芳、萧长华等艺术大师还讲了话。59岁的老师收了个45岁的门徒,也一时在文坛被传为佳话。从此,马连良先生倾心尽力向梁益鸣传授马派艺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梁益鸣演出的马派剧目,基本上都经过了教师认真的点拔和调理,使梁益鸣在艺术成就上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
马先生久闻梁益鸣是天桥地区的“马连良”,也知道他会戏很多,自己的一些代表剧目他几无不能,而且久踞天桥颇有声誉,因此,对他的施教方法就得因材而制宜,就得有别于他人。马先生没有采用逐句教诲的方式,而是先看演出,后指疵点,找出要害,然后再传授妙谛。
从这时起,梁益鸣每有演出,马先生几都亲临剧场观看,每看一戏也要言简意赅地去后台指出不足,传授真谛,或者讲述自己对角色的理解与体会等。这样一年多时间,梁益鸣原先所演的马派剧目,基本上都经过了老师认真点拨和调理,从而使他艺术方面收到了层楼更上的难得教益,也使他对马师诲人不倦,传业无私的高贵情操,更了解、更钦佩和更加尊仰爱戴了。
这真是“岂知灌顶有醍醐,能使清凉头不热”。
说起梁益鸣对马老师的尊仰,可以列举下面数例以资源共享佐证。这也同时体现梁益鸣对尊师与重艺,二者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和见解。
上世纪50年代末,梁益鸣随团去东北演出,他听说当地出产的大苹果色香味美,营养丰富,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妻子儿女,而是苦口婆心教导他的马老师。回北京时,沉甸甸给老师带了几筐。60年代初,他随剧团去西北演出,听说当地特产鲜牛肉驰誉中外,而当时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导致供应紧张的大城市,却难得尝到一点肉腥儿,为此首先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家属和亲友,而是数月不知肉的马老师回京时鼓鼓囊囊带几包给老师。
乡下的亲戚给他分娩不久的妻子送来一只老母鸡,声明为滋补产妇身体。
他想,三年“自然灾害”城市居民食不果腹,老师尽管是社会名流,然能得到一只老母鸡也何等之难,于是征得妻子的同意给老师送了去。1964年夏天,64岁的马连良先生赶排现代戏《杜鹃山》,十分辛苦。
一天,梁益鸣听说老师患病在家,连忙冒着滂沱大雨,撑着雨伞到西单报子街马宅看望。由于鞋已被泥水浸透,梁益鸣进门时便轻轻把鞋脱在门外,赤脚而入。马连良先生十分感动,亲自从门外给他把鞋提了进来。
梁益鸣为我国京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曾是原宣武区政协委员、区人大代表,北京市文联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戏剧协会会员、理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们献身于京剧事业的演员,十年非常时期也收到迫害,他的工资一降再降,降到了60元。最后,干脆一次发给他半年的工资,轰出京剧团,成了一名走投无路的无业者。
1970年10月18日,梁益鸣在北京协和医院忍辱负垢离开了人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益鸣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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