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祖辛导演成都 侯祖辛:跟“摇滚”一起长大
“对我来说,他们不是摇滚明星,他们就是一帮特别敏感的叔叔们,看上去特别凶,但实际上特别温柔。”这是侯祖辛在回忆小时候父亲侯牧人的朋友们时的一句话。这句话生动地勾勒出20多年前中国摇滚乐手的形象,一群留着披肩长发的理想主义者,单纯而固执地希望摇滚乐能像把锐利的刀子,撕破现实的压抑和虚伪,但他们还不知道,在短暂夺目之后,表面坚硬的中国摇滚很快就宿命般地被汹涌而至的物质大潮吞噬。
在摇滚式微的今天,侯祖辛的纪录片《摇滚在20、40、60》既是对她父辈的致敬,也是对仍然坚持摇滚梦想的年轻人的激励,某种意义上提醒着我们—时代的变迁中,今天的流行乐除了浮华的娱乐,是否还应该保留一些人文精神。 —编者
第一季的《中国好声音》让许多人因歌唱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过去的一年中,那些一夜成名的好声音学员纷纷在音乐上崭露头角,捷报频传。
与他们相比,侯祖辛是个特例。
去年夏天,来北京参加纪录片交流项目的侯祖辛抽空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录制,意外获得了那英的转身成为“小二班”的一员。观众从此认识了舞台上这个唱着英文歌曲的长发女孩。但还是少有人知道,她是中国摇滚乐重要的代表人物侯牧人的女儿。
今年,身为美国排名第一的电影学府—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研究生的侯祖辛,带着摄影机再次回到故乡北京,这次她的使命不再是唱歌,而是拍摄她的毕业作品—一部向中国摇滚30年致敬的纪录片。
“如果摇滚是一个人,那么,我想找到他。20岁时,他一触即发,等着被听见。40岁时,他扛着大旗,站在巅峰,看呐喊的人群。60岁时,他历经坎坷,带着灿烂与悲伤,倔强而安静地活着。岁月流淌,有什么不曾改变,有什么一去不返。”伴随着侯祖辛静静的诉说,一幅怀抱吉他、充沛着热情的摇滚歌手群像浮现在画面上。
今年7月,侯祖辛将她拍摄的部分素材剪辑成一段7分多钟的预告片发布在自己的微博上,网友们跟帖惊呼,没想到这个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性情女孩,能够把片子拍得这样感人至深。在片中,侯祖辛选择了三个人物来代表不同时代的摇滚歌手,20岁的代表是好声音冠军梁博,40岁的代表是痛仰乐队主唱高虎,而60岁的代表,正是侯祖辛的父亲,中国第一代摇滚人侯牧人。
父亲的教诲,家庭的熏陶,让侯祖辛更加坚定了用影像为中国摇滚立传的艰难之路。
在录音棚里长大的女孩
侯祖辛生在北京帽儿胡同一所艺术家聚居的院落里,她的童年与其他同龄人不同,记忆中就是跟着父亲游走于京城的各大录音棚。“当时我三四岁,最爱吃的是录音棚的盒饭,困了就睡沙发上,给我披上的衣服都是一股子烟味。”
侯祖辛回忆道,那时父亲侯牧人天天去录音,自己好像个拖油瓶。她印象中的父亲长胡子,长头发,不修边幅,身边的那些人则是“走在街上会被人查身份证的,绝对不像好人”。在录音棚震耳的乐器声中,在脏兮兮的隔板中,侯祖辛慢慢长大。“多年后,我再回想起来才发现,我见证了很多经典的摇滚乐的诞生,见证了那个摇滚乐辉煌的年代。”
在那个时期,侯牧人推出了经典专辑《红色摇滚》,在摇滚圈影响很大。而生长在音乐圈中的侯祖辛对此并未有特别感受。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周围的朋友在听《红色摇滚》,不断哼着里面的旋律,而且认为是很酷的行为。她才觉得,老爸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她开始慢慢感受父亲与他们那一代人对摇滚从心底而来的热情,并有了将其记录下来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却一直拖了下来。
2009年,侯牧人被检查出脑梗。侯祖辛回忆,自己当时对着安贞医院的墙角哭了十几分钟,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天都塌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催促着自己,一定要将父亲和他们这一辈人的摇滚情结记录下来。“我就是一个小女孩的心态,对我来说,他们不是摇滚明星,他们就是一帮特别敏感的叔叔们,看上去特别凶,但实际上特别温柔。”侯祖辛希望自己的纪录片能够拥有不同的视角,带着自己对父辈的感觉,看待与自己生来相伴的摇滚乐。
在侯祖辛的预告片中有这样温馨的一幕,侯牧人因脑梗已显得表达迟缓,但得知女儿拍摄这部纪录片,他欣然坐在钢琴前,轻触琴键弹起了猫王的《Love me tender》,这正是侯祖辛在《中国好声音》中演唱的第一首歌曲,片中的侯祖辛随着父亲的琴声轻声附唱,进而父女合唱,侯祖辛将头枕在父亲肩上,脸上泛起幸福的味道。
这段视频被著名导演李少红转发,她在微博上说:“画面中的老侯我几乎不敢认!但是我相信世间一定有奇迹!摇滚就是奇迹!青春的奇迹!”
拍纪录片父亲成了“通行证”
侯祖辛的影片《摇滚在20、40、60》是她研究生毕业作品,她希望自己的这部作品摆脱传统的宏大叙事,而关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那些具有鲜活生命的摇滚个体,除了将父亲侯牧人作为60岁代表人物外,她还将镜头对准了目前摇滚乐坛当红乐队“痛仰”和她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战友梁博。
在片中,侯牧人讲述了自己16岁时插队经历,他讲到在船上看到流氓打架,那是他“阳光灿烂的日子”,当时心里就埋下了摇滚的种子。痛仰乐队主唱高虎露出双臂与胸口的文身,他说当时是希望“用外在的痛苦来缓解内心的压抑”。赛后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梁博,面对侯祖辛的镜头谈起《中国好声音》:“是节目的品牌把我们带火了,这和我的音乐有什么关系呢?没有。”
侯祖辛希望自己的影片不是在告诉观众摇滚是什么,而是能够展现出摇滚乐手真实的一面,以及“做音乐的人可以真实到什么地步”。她为此进行了大量的采访,一次她来到迷笛音乐学校采访一群90后的“小孩”,侯祖辛满怀质疑地看着面前稚嫩的采访对象,问:“你说你爱摇滚,爱到什么程度?你能为摇滚吃什么苦?”那个受访的小伙子想了想,说自己曾听前辈讲,在一个边远山村演出条件不好,冬天冷得甚至于去不成厕所,只好在地上铺一张报纸就地解决。
“拉大便在报纸上这件事我可以做,这个苦我可以吃。”小伙儿的天真与真诚逗得侯祖辛笑个不停。
侯祖辛选择这样的采访对象,也试图通过这些具体的人,反映他们身后大时代的背景。“我爸那个时代,"文革"、插队,改革开放,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梁博这个时代,信息爆炸、选秀节目,生活变得特别快,他们这个时候怎么沉下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去年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侯祖辛虽然在PK中败给梁博,但私底下两人却结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好声音之后,梁博拒绝了一切商演和宣传,淡出了娱乐圈,被媒体称为“最低调的冠军”。
侯祖辛评价梁博:“他是特别真诚的一个孩子,不爱说话,蔫蔫的。”在侯祖辛开始动了拍这部片子的想法时,梁博就是她的候选采访对象。“我觉得他是不一样的,特别沉得住气,在这个时代特别不容易。我跟他聊了我的想法,他也特别喜欢。”在采访中,梁博透露了自己正在筹备个人专辑“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做音乐的态度。”侯祖辛说,“我想听一首他写的歌,他死活都不给我听,说你就等着最后出专辑吧,把我气得。”
拍摄纪录片,最困难的是如何取得对方的信任,在镜头前表现出最真实的一面。在一路的拍摄中,父亲侯牧人成了侯祖辛的“通行证”。侯祖辛说,只要提起父亲,摇滚圈里没有人不表示敬仰之意,这让她感到十分自豪。一次她去采访痛仰乐队主唱高虎,跟许多想要采访他的记者挤在演出的后台,在演出开始前半小时,一名工作人员出来说道:“今天高虎说不接受任何采访”,便关门走了。
看到其他人悻悻离开,侯祖辛犯愁,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能不见一面啊。
她赶忙联系高虎的经纪人表明自己身份,马上获准进去见到了高虎。侯祖辛回忆,高虎见到她第一面就说:“你好,我是你的歌迷”。原来他看了《中国好声音》,侯祖辛被逗笑了。高虎接着说:“你父亲《红色摇滚》这盘带子,每首歌我都会。”初次见面两人就相谈甚欢,气场相合,高虎当即撂下一句话:“你这个项目我300%的支持你,100%为你爸爸,200%为你这个人。”随后乐队对她完全开放。
从好声音到好莱坞
让侯祖辛没想到的是,本来只是自己的一部毕业作品,现在随着自己想法的不断增添和采访范围的逐步扩大,成为一项大工程。她表示,目前影片的成本预计十多万,她将自己去年好声音结束后参加演出挣得的钱全部投了进去。自己既当导演又做制片,每见一个朋友都要推介自己的片子,她形容自己是“得了魔怔一样”。尽管如此,来自摇滚圈的鼓励和支持让她充满信心。许多朋友都觉得,这是特别值得做的事。
“现在虽然有很多拍摇滚的纪录片,但是这种视角,这种切入点没有。很多都是外行来拍摇滚,或者是摇滚青年来拍摇滚,对于我来讲,摇滚并不是信仰,摇滚就是我爸做的事,这样的情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反响越好的话,我就越觉得是不是我自己野心也可以大一点。”侯祖辛说。
侯祖辛的信心更来源于她的专业背景,她就读于美国排名第一的电影学院—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这里被称为好莱坞的后花园,为美国电影界培养了乔治·卢卡斯等一大批人才。侯祖辛这部作品的设想得到了美国的老师与同学的支持。
为了这部片子的拍摄,她专门采访了一部分美国人问他们对中国摇滚的印象,而他们基本没有了解。在看了侯祖辛的样片后,美国朋友惊讶于“中国的摇滚迷怎么这么疯狂!”侯祖辛的一名专业导师是三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获得者,他十分赞赏侯祖辛的设想,但同时也为她提供了宝贵意见。
“他告诉我,纪录片要当做电影拍,不能说一个镜头听对方说完就完事了,要想设计里面的故事,怎么样让它有意思。”侯祖辛说,直到她回国拍摄,她还不断与自己的老师们进行邮件沟通。
目前,侯祖辛的纪录片《摇滚在20、40、60》虽然还在拍摄采访中,但已经得到业内的关注。她的拍摄提案入围了台湾的一项电影提案大赛,影片也被选送代表中国参加华沙电影节的评选。忙碌中的侯祖辛已经开始畅想这部片子完成后的情境:“我希望办一个发布会,邀请所有被采访的摇滚人来看这部片子,这也是一个摇滚30年的大聚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