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洪堡大学理念 徐志国―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在很多人的眼里,五四运动在今日似乎并不值得再被提起,这个运动的许多方面受到了反思和批评。比如,它所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而我们现在认识到现代社会更恰当的问题应该是自由与秩序;它原来的目标是一种纯学术的不涉及政治的讨论,后来却以民粹主义的民众运动而告终;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攻击在当时促使人们反思传统观念,现在则被保守主义认为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肤浅表现;陈独秀明确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就是科学;鲁迅与毛泽东当时都拥护民主,可是他们所拥护的却是具有民粹色彩的直接民主。

    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五四时代的思想家对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认识确实有着许多简单化的错误。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有哪些思想经得起后代思想家的严格检验呢!在今天,最重要的不是去纠缠当时所提出的观点的是与非,而是去探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兴起发展的原因。

于是,我们的目光不得不投向五四运动的大本营,即由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北大。正是当时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无比优越的学术环境,才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可以说没有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也就没有五四与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来自于德国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t)。洪堡的理念集中体现为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教育与研究的结合,二是大学的独立与自由精神。

蔡元培曾三次赴德国留学,深受洪堡的大学理念的影响,回国以后,他婉辞了北洋政府所任命的浙江省长职务,就任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决心将北大由一个衙门式的充满官场习气的地方改造成一个承担着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建构使命的现代大学,开风气之先河地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他说: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此种理念,今人看来犹有过激之嫌,然而正是在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引下,北大一时学术名流云集。陈独秀、胡适、章士钊、李大钊、辜鸿铭、刘师培、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梁漱溟等悉在其中。

学校也创办了各种刊物,最著名的就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傅斯年等主编的《新潮》。学生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学术组织,整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等各种派别,几乎是无奇不有。各派相互论战,热闹非凡。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种办学理念之精髓就是可以让每个人认识到自我思想的局限性,而不至于过于独断,因为个人思想之自由与独立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斯图亚特・密尔说:“真理如果没有人反对,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人们常常只有半个真理,真理存在于两种相反的意见之间”。

现代政治文明如果放弃了对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培养,就非常容易陷入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而不自知。盲目的爱国主义甚至可能导致更大的灾祸。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我们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起点。

蔡元培关于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在北大持续下去。蔡元培本人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就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其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他对学生运动已经失去了控制,他在内心中是不希望学生过于参与政治运动的,除非迫不得已;另一方面北洋政府也不能再容忍他的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利用了一战期间中国南北政府的对立中所形成的势力均衡局势,以其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用人格独立支撑起了北大这个学术的独立王国,成就了五四运动时期北大的再也不曾有过的辉煌。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的辉煌生动地说明了学术自由对于一个现代大学是多么重要。然而,学术的繁荣仅靠人格力量的支撑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也是令人伤感的。现代大学的出路在于现代大学的制度建设。不过,现代大学是整个国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我们似乎可以说,没有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改革,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