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传简介平生 胡同文化—南吉祥胡同吴佩孚故居
阳光照暖了南吉祥胡同的每一座院门,老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口,他们所讲的陈年旧事远得可以上溯到六七十年前,其中竟也能寻到吴佩孚的影子。据一位姓张的老人回忆,1940年,也就是北京被日军占领时期内,不远处的什锦花园胡同有一次风光大葬。
当年,她的老伴也就十来岁,和街坊的几个孩子一起帮着出殡的队伍打白旗。纸扎的金童玉女、香车宝马付之一炬,深居简出的“孚威将军”被抬出了吴公馆,停灵在拈花寺里。
经过了直奉战争和北伐战争的双重打击后,吴佩孚失去了千军万马,1933年春天到达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时,随行的只剩下了几百名卫兵。有史料记载,那天,在京的直系旧部们早早就在火车站翘首以盼,希望吴佩孚“老骥伏杨”,能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重振旗鼓。吴佩孚的专车就这样满载希望地驶入什锦花园胡同,驶进堂皇的吴公馆。
只剩下空壳的“军舰” 当年,吴公馆的正门开在院墙东边,如今门被砖封起来,过道被改建成配电室,只有门楼瓦上的雕刻仍保存完好,精致得有些繁琐。
记者顺着院墙向西来到了吴公馆现在的大门,门前挂着东城区人事局的牌子,院子中间立着一座白色办公楼,被正午的太阳照着,有点儿晃眼。在这片钢筋水泥下不知能否找到当年的老地基,这里应该是吴公馆主体建筑的所在地。
据什锦花园的老住户回忆,文革以前,院里还保留着当年吴佩孚住过的二层小楼。 失意在北京的吴佩孚,经济方面全靠旧友故交来援助,据说是过得有些拮据,但气派不减当年,仍然维持着“八大处”的体制。
也就是说,什锦花园胡同23里曾经设有“军备处”、“总务处”、“副官处”等办公室,吴佩孚坐镇在二层小坐镇在二层小楼上,这“八大处”排兵布阵一样守护在他周围,再加上驻扎在不远处的几百名卫兵,这座花园般的公馆就如同停泊在京城里的一艘军舰,可攻可守。
走进23号的大门,巍巍一座吴公馆留下的只有前院一排倒座房和东西两个小跨院,当年铜墙铁壁的“军舰”只剩下空壳和两个小“船舱”了。
西跨院:报纸见证的改造 西跨院留着正房和倒座,院子中间搭了车棚,棚下挤挤插插停了几十辆自行车。据午休时仍在正房里伏案工作的徐先生介绍,解放后,吴公馆成了运输研究所,到了文革期间部委合并,23号院的办公人员猛增,不得不拆了前院的二层小楼,盖了今天的办公楼。
2000年前后,运输研究所搬走了,院子租给了东城区人事局。院西的墙脚下堆了几排瓦片。几块水泥板。
走过去俯身一看,水泥板上居然有字,是一张1974年的《人民日报》。当年,运输研究所大兴土木的时候,用《人民日报》铺地,在上面浇灌水泥,报纸也一起凝固在水泥里保存下来。 两次去吴公馆都觉得冷冷清清,这座藏在小巷深处的宅院现在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当年却是门庭若市,难得清静。
北上之前,吴佩孚多少有些“重整旧山河”的想法,政客们深知“孚威将军”的号召力,吴公馆前人喊车鸣,出入的净是“北洋遗老”,可惜吴佩孚的卫队很快就被张学良缴了械。
东跨院:还有几件原装古董
东跨院平安地避开了几个改建工程,是23号院内的“完璧”,院内的几件原装古董也都被放在这里。推拉式的单扇木门开在西墙上,门边“虚设”了两个残破的石鼓。推开门,顺着檐下的走廊来到院中。
一棵几盘几曲老拓树伸展枝条占了半个天空,蛇奔龙行得像一幅怀素狂草。树下放着两个高脚杯式的石鱼缸,壁上雕着狮子滚绣球,缸里放着几块五彩石头,春寒未了,几尾金鱼呆呆地不肯游动。鱼缸不远处摆着石桌石徽,桌边刻着十二生肖,石墩是新配的,没有磨损过的痕迹。
这些充满活力的石雕展现的是生活的另一面,不能东山再起的吴佩孚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什锦花园里;萌生出“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的念头。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占了北京,吴佩孚又一次深人险地,但这一次他能用来还击的只有赤手空拳。
日本人想借“孚威将军”以壮声势,一时间,说客踏破了吴公馆的门槛。吴佩孚却发誓“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
也就是为了这些誓言,他不肯去东交民巷动手术,死在什锦花园的小楼里。 对于吴佩孚的死,可谓众口一词,说他“大节凛然”保住了中国人的尊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破格追赐他陆军上将衔。
也是因为他的晚节,吴佩孚的故事才得以在什锦花园一带流传,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走在什锦花园胡同里还能听到白发老人在描述,当年的吴公馆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孚威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