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的女儿 许德珩之孙:祖父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

   其实,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祖父并不满意,他也从不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自居。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曾琦的信中写道:“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人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下手。”半年后,祖父登上博尔多 斯号邮船,赴法勤工俭学。

1963年10月20日,许德珩与婿邓稼先及孙辈在香山公园 (前排中为许进)

许进 口述 本刊记者 刘畅 整理

祖父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祖父许德珩是个传奇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却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他曾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始终不曾改变最爱的教师身份;他亲手创建了九三学社,连任九三学社第一至七届中 央主席,却又在89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纵观祖父的一生,五四运动是他事业的起点,北大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无论遭逢际遇如何,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他身上的五四风骨始终未变。为了民主与科学,他3次投笔从戎、3次被解聘、2次坐牢,在11所大学教过书,参加的社团或发起成立的社团有14个之多,参加有一定危险的政治活动10多次,出版著作 或译作11部。

今日再议祖父,并不想简单罗列一些奇闻趣事,而是希望能从祖父的经历和人生选择中,让读者领悟到那一代人身上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气节。

撕碎唯一被单写标语

1890年,祖父出生在江西九江。少年时期,祖父从家中看到梁启超、邹容、章太炎等人的进步书籍,受到改良、维新思想的影响。通过中学老师的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15年,祖父考入北京大学。祖父说,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座迂腐的封建学堂,很多学生为了毕业后能做官,趋奉于兼任教职的政府官僚。

直到 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他要求大学生“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先生辞退了不合格的教师,聘请了很多学有专长且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执教。

祖父刚刚入学的第一学期,他的父亲就突然病故了。失去生活来源,祖父的学业无法继续。幸好蔡元培校长帮助,给了祖父一份翻译工作,每个月有10块大洋的薪酬。对于那些富家子弟来说,10块大洋仅够他们应付一两天的开销,而祖父却能每月省出其中的5块大洋寄给他母亲,自己只在校门外简陋的饭铺里用火烧、素面充饥。

祖父说,他当时所有的家当就是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用来盖。1919年5月3日深夜,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的窗户里仍跳跃着微弱的烛光。烛光下,祖父把他仅有的这个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5月4日中午,全市3000多名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我祖父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集会后,他们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 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但是,同学们被中外军警阻挡在使馆区以外,交涉了两个多小时,仍不准他们进入。

无奈,大家推举出我祖父等4名学生作为代表,才得 以进入使馆区将《陈词》递交给美国使馆。面对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土地的现实,同学们义愤填膺。大家决定到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家,找卖国贼算账。

来到曹宅,看到大门紧闭,一些同学搭人梯钻窗跳了进去。当他们看到曹宅奢华的陈设,气愤的学生们用火柴点燃了曹汝霖卧室的罗帐,赵家楼随之燃起熊熊大火, 大批警察和士兵蜂拥而至。祖父招呼大家集中起来一起走,这样军警也奈何不得。

但当时秩序混乱,没人听他的指挥。祖父与几名走在后面的同学被捕。军警把他与易克嶷同学分别绑在一辆独轮手推车的两边,将他们推到京师警察厅关押起来。祖父第一次被这样非人地对待。他说在家乡,农民把家里养的猪送到集市上去卖,就是这样推去的。祖父认为他们肯定会被枪毙,大家相互鼓励“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后来,经蔡元培等北京7所高等院校校长联名保释和孙中山、林长民等社会名流的呼吁,5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被捕学生。蔡先生率领全校师生欢迎被释放的北大学生回校。看到尊敬的蔡校长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学们,祖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全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回忆起往事。这一次,我的姑父邓稼先忍不住问,您当年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还有两个月就能从北大毕业了,却去参与五四运动,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脱口而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不做人上人,应做人中人

其实,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祖父并不满意,他也从不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自居。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曾琦的信中写道:“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人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下手。”半年后,祖父登上博尔多斯号邮船,赴法勤工俭学。

我的祖父和祖母便相识于法国。祖母劳君展是湖南人,1924年获得里昂大学硕士学位,进入巴黎大学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她认识了祖父。在蔡先生的撮合下,1925年,他们在巴黎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徐悲鸿、刘半农、严济慈等34人到场祝贺。

祖父一生最热爱的职业就是教书。上世纪20年代初,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登记表”时,他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填写了“劳动者教育”;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一栏填写的也是“教书”。

1927年1月,经蔡元培推荐,祖父结束了7年的旅欧勤工俭学,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因为课程受欢迎,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 不得不将课程安排在大礼堂讲授。后来,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的邀请,祖父到黄埔军校兼任政治教官。在广州发生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政变之 后,祖父经香港来到武汉,继续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传播社会主义知识。

1931年夏,在阔别12年之后,祖父回到母校担任社会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到各个大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因此被当局逮捕,经宋庆龄、蔡元 培等先生鼎力营救才被释放。出狱后,祖父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并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二·九”运动当天,祖父和祖母走在游行学生的队伍 中,与同学们一起迎着军警的大刀和高压水龙头昂首前进,身上的棉衣结了一层冰甲,同学们因此深受鼓舞。

祖父回到北大任教后,按理说,家里的经济状况应该是中上水准。然而祖母却说,家中时常经济紧张。当年社会动荡,不少青年学生经济困难,交不起学宿等费用, 还有一些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也迫切需要经费支持。只要知道这些人有困难,祖父总会伸手相助。

有的学生因为搞爱国运动而被迫离校或投身革命,只要找到祖父,他就会提供盘缠。这样一来,我们家当年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每次薪水发下来,祖父就先把钱分成5块或10块一摞,用纸包好,有人需要时,就拿出一摞。

祖母劳君展有时候也会提醒祖父:“到家里来拿钱的学生实在太多了。”而祖父却并不在意,他说:“我当年就是靠蔡元培先生的支持,才得以完成学业。今天我也有责任帮助和我一样的学生。”

我曾看到原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清扬在《我所参加的抗日救国活动》一文中提及,1936年2月28日,她来到东城遂安伯胡同许家,商谈在紧张形势下如何救国等 问题。在他家午饭后,北京大学突然来电话说,北大已被军警包围,逮捕了爱国学生和教授。

“许德珩听后非常紧张,因手中无现款,我给了他50元,他立即拿点随身用的东西就外出隐蔽了。”作为一个月收入数百元的大学教授,家中竟然没有什么现款,正如多年后祖父对我所说,“我和你奶奶把我们的收入用来搞抗日活 动,我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1948年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毕业典礼。胡适校长发表讲话,劝大家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要自我奋斗,争取做人上人。紧接着,祖父也发表讲 话,他对同学们说:“你们走入社会后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应该立志做人中人。”

后来,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我祖父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队伍。36年后,师生们再次相聚,老师已是耄耋老翁,学生也已年近花甲。大家共同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学生请老师为他们题字,祖父写道:“希望做社会主义的中坚分子,人民的勤务兵。”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掀起了人生观的大讨论,北大的学生来找祖父探讨人生问题。还记得年逾九旬的祖父为他们题写了:“心怀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 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身”几个字,勉励他们“不要冷一时,热一时,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一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服从中共中央的安排,离开了他的 母校,到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了“官”,但是在青年特别是北大的师生面前,他仍然是教师、校友和同事。

1990年,祖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

如何学习五四青年

我与祖父共同生活了30多年,祖父非常重视对子女的言传身教,经常会利用吃饭和休息间歇,向我们讲述他的经历和人生感悟。

祖父与祖母有两儿一女。我的大伯留在老家九江,姑姑许鹿希1953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在解剖学教研室任教,她的爱人是“两弹”元勋邓稼先;我的父 亲许中明1929年出生在上海,是广播电视事业的主要技术领导人之一。他们都遵循祖父的教导“做社会主义的中坚分子”。

我出生于1959年,还记得在我上小学时,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学校停课,无法上学。一天,祖父在天安门城楼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听到毛主席问他的一位亲属:“你读过杜甫的《北征》吗?你是学英语专业的,你知道英文中的知识分子怎么说吗?”对方一无所知。

祖父看到此情景,一回家就马上问我,并反复教我“知识分子”这个单词。后来,他找出一个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了“祖父给予进进小孙的抄诗词本”几个字,并亲笔把杜甫的五言长句《北征》抄在 上面,一句一句地讲给我听,要求我背下来。

他说,我们家的孩子不能不读古诗,这样,我未进小学,已经把《北征》背会了一半。后来,祖父用这个本子教会了我很多诗词,他让我在陆游的名字下面注明“南宋爱国诗人”;看到当时很多的领导干部被打倒,受批斗,他教我读曹植的《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看到一批竖子靠造反起家,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他教我读苏轼的《洗儿》:“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

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任教,祖父很欣慰,一再告诫我“既要教书,又要育人”。还记得一次在饭桌上,祖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地主年末请他家的私塾先生吃饭,大腹便便的地主指着他的肚子对这位骨瘦如柴的先生说:“我的肚子这里有海参,那里有鱼翅,你的肚子里有什么?”私塾先生自豪地回答:“满腹经纶”。

地主听闻后十分惭愧。讲过故事祖父反问我:“你的肚子里有什么?”我说:“兼而有之。”祖父听闻哈哈大笑,他说希望年轻人能继承五四运动的爱国传统,为国家富强而发奋读书。

祖父认为,学习五四青年,不要局限于了解当年谁放火烧了赵家楼,谁起草了《五四宣言》,而应该从五四青年的人生选择上得到启发。在大浪淘沙的100年中, 很多青年曾投入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运动中并光耀一时,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变得不激进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只有那些视国家的独立、民主、 富强高于自己生命的青年,才是中华民族的栋梁。(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