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代表作 中国教育报:冯骥才:从作家到文化遗产保护者

2015年7月,冯骥才调研蚌埠市古民居修复仓库。他说:“古民居的保护有上千种方法,不要轻易否定任何一种保护方法。”

每当盛夏时节,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整体会被爬山虎包围。院子里有一处人工湖,里面有很多锦鲤,冯骥才经常过来喂食,与鱼逗乐。

冯骥才先生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陈欣然(左)和禹跃昆(右)采访。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视觉中国供图) 

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我觉得我是被时代逼迫的,当然也是由衷的。我认为这是命运。

这些画都是我的心血,我喜欢我的画,谁都不知道我把这些画卖了是一种什么感受。

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村镇管理者的文化自觉,完全都没有,人们的眼里只有利益。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是需要文化自觉来改变的。

初次探访位于天津大学青年湖畔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给人的感觉与其说它是一个研究院,不如说它是一件艺术品。

斜向架空的建筑将一块方正土地分成南北两个楔形院落,一池浅水贯穿其间。如果恰逢盛夏时节,青砖铺就的庭院中,爬山虎爬满墙壁,花草树木自由生长,水池中锦鲤游来游去。走进楼内,艺术气息扑面而来,明代石狮子、宋代天神像、各类字画雕塑,以及从民间搜集的艺术品等,让人目不暇接。

在这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的腹地,有这样一方人文绿地,着实令人惊叹。

2001年,以冯骥才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从那时起,这位著名作家、画家、文化学者,便在天津大学校园里扎下了根,按照他对教育和文化的理解,一点一滴地为这座学院添砖加瓦、充实血肉。而他自己对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的理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开出绚烂繁花。

没有人文精神的教育是残缺的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成立于2001年,大楼于2005年建成,此时正值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全面铺开,研究院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遗产抢救的学术支撑与人才基地。

十多年的时间里,冯骥才将教育科研与文化遗产抢救结合起来,借助已有的平台和珍存,将学术研讨、教育讲坛与各种文化艺术展演相结合成研究院特有的活动方式。与此同时,一大批学术研讨成果也在这里问世,如论文集《鉴别草根》《田野的经验》《教育的灵魂》等,这些成果有的记录了非遗的抢救与保护,有的收录了教育家的思想与高见,具有很高的价值。

2006年考入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王坤,在冯骥才门下攻读硕士、博士,并最终成为研究院的一名教师。由于研究方向是年画,她也多次跟随先生赴河南滑县等地进行年画方面的田野调查。王坤说:“在这一过程中,我从先生身上学到最多的是对文化的关切与敬畏,以及文化责任感与担当。”

在王坤看来,冯骥才对学生们最大的影响是精神上的引领,他对很多文化现象的思考都深深地影响着大家的行与思。他认为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思想、眼界,而不是知识,因此学生们都努力去理解他对文化的独到见解,学着像他那样,在浮躁的社会中沉下心来做纯粹的、无功利色彩的学术研究。

对于教育,冯骥才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教育必须要解决一个人素质的核心问题,即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的教育,是残缺的、无灵魂的教育。任何知识如果只有专业目标,没有人类高尚的追求目标和文明准则,非但不能造福社会,往往还会助纣为虐,化为灾难。

反过来,自觉而良好的人文精神的教育,则可以促使一个人心清目远、承担责任、心灵充实、情感丰富而健康。“教育要想更多的办法,让孩子从小就有文化的情感和情怀,这是建设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的根本。下一代的内心自信了、强大了,国家才能自信、强大。”

他想为学生们点亮人文精神的那盏灯,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因此,他提出学院的博物馆化。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要由教研部和博物馆部组成,二者分别承担文化的研究教育和文化的保存功能,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教研内容包括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民间美术研究、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口述史研究等。教研部内设有三个国字号的文化研究中心,即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这三个中心既是全国性专项的研究机构,又是研究生们进行学习和实践的学术基地。自2002年以来已有近30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这里学习、工作并完成学业。

藏品丰富和多彩多姿的博物馆是研究院的一大特色。目前,大楼内外陈放了数千件文化珍存,诸多藏品为罕世珍品。此外,研究院还建立了众多的博物馆,包括年画剪纸厅、雕塑厅、民间画工厅、花样生活厅、蓝印花布厅、木活字厅和百花厅等;大树画馆陈列了冯骥才几十年来在绘画、文学和文化遗产抢救方面的成果;大树书屋为研究院的图书馆,藏书22类凡10万册,皆来自他的个人积累;精致高雅的北洋美术馆是举办各种艺术与文化展览的场所。

之所以选择在一所以理工见长的大学里建一个人文艺术学院,是因为冯骥才看中了理工科大学的“实验室”制度。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他会采取实验室的办法,把某个项目放在一个空间里,让老师和学生共同去研究它,一起去作考察。学生也会在这一过程中找到感兴趣的点,最后慢慢走到学术研究的中心。

把一个问题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去看,会获得不一样的感受。因此,他对学生的期望是“挚爱真善美,关切天地人”。他希望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要在大学期间把视野打开,拥有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

2001年研究院刚成立时,冯骥才就立下了约定:要在这驰名中外的理工科大学的腹地,开辟出一块纯净的人文绿地。经过十多年的倾心努力,他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文化疼痛了,你要先疼痛”

大多数人脑海中的冯骥才,是一位著名作家。《挑山工》《泥人张》《维也纳生活圆舞曲》……这些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优秀篇章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近些年,冯骥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中。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古城区的历史资料留存、中国古村落的保护……为了留下这些宝贝,他去各地进行田野调查;为了得到支持,他多次与政府部门沟通;为了筹集保护工作所需资金,他拍卖自己心爱的画作。纵然遇到诸多阻碍与坎坷,他依然矢志不渝、痴心不改。

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两次对文化遗产无意识的保护,是促使他投身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重要原因——一次是保护江南古镇周庄的迷楼不被拆掉,一次是捐资修缮宁波的贺知章祠堂。自那以后,他找到了一个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式,那就是卖画。

1994年的一天,冯骥才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天津要进行旧城改造。天津城有600年的历史,老城区的文物非常密集。旧城改造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当时开发商的规划是将老城铲平,建一个“龙城”。这样一来,老城里很多珍贵的东西都将不复存在。

冯骥才急了。作为当时的天津文联主席,他找到摄影家协会主席说:“咱们组织一个纯民间活动,请摄影家采风,我掏钱。”钱从哪里来呢?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卖字卖画,这是从周庄和宁波留下的“老法子”。

历时两年多,摄影家们将整个天津老城里里外外考察了一番,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编成大型画集《旧城遗韵》。而冯骥才则整天忙着画画、写字,再将书画作品拍卖出去——所有的活动经费全部由他个人承担。

老城开拆之前,冯骥才找到当时的天津市副市长王德惠,建议保留一栋房子建一座老城博物馆,由他来号召老百姓捐东西。家具、生活物品、照片、资料、书信文献等,都可以捐。“只要老百姓捐了东西,就会惦记这里,他的感情跟老城就不会分开。

”他的建议得到了王德惠的支持。短短几个月内,博物馆就收了几千件老百姓捐的东西,老城博物馆就这样建起来了。如今,这座博物馆依然伫立在老城的十字街上,向世人诉说着天津老城600年的悠悠历史。

“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我觉得我是被时代逼迫的,当然也是由衷的。我认为这是命运。到2000年的时候,我和文化遗产保护已经融为一体,就是说从情感上、使命上,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天职去做,不知不觉地反而把小说创作放下了。”冯骥才说。

从一开始的自发行动,到后来的主动投入,冯骥才觉得离不开他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场。作家的立场,不仅是一个思想的立场,而且还带着一份浓厚的情感。“作为一名作家,仅仅把文化作为关切对象是不够的,你所要关切的文化是人的文化,你所关切的是人,是人对城市的一种自豪、人的一种最珍贵的历史记忆、人的一种乡土的情感。当文化疼痛的时候,你要先疼痛;你疼痛的时候,老百姓才会跟你有心灵的呼应。”他说。

要将民间文化“一网打尽”

2001年,中国文联找到冯骥才,让他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对民间文化情有独钟的冯骥才答应了,并决定到各省去看看,深入了解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木版年画、剪纸、皮影、民间戏剧、民间文学、民间的手工艺和作坊。

但下去一看他才知道,很多民间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正处于全面濒危的状态,可谓风雨飘摇:他从小就知道河北保定白沟的玩具特别好,可到了白沟一问,当地人基本上没听说过,只知道卖皮包。在郑州的商代古城,古城土墙上到处都是小贩在摆摊卖东西。

他情不自禁想要做一件事,这件事比抢救天津老城重要得多。他提出,要对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作一个地毯式的调查,并提出一个概念,叫“一网打尽”。

2002年,通过两会上的提案,他倡议并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从此,冯骥才走上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之路。

在山西大同,他多次实地考察当地的雕塑及造像艺术;在闽西土楼前,他跟当地人聊天搜集土楼资料;在扬州剪纸博物馆,他记录当地剪纸花样和技艺;在江南周庄,他调查活态的纸马铺;在浙东乡村,他见到了从未见过的福字砖;他还在各地进行演讲,唤醒民众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在河南的文化普查中,他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画乡——滑县。入村这天正赶上冷雨浇头,一行人吃尽了苦头,但还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进去了。经过数月努力,他将滑县年画独特的历史、文化、技艺与习俗写进了《豫北古画乡发现记》。

在湘中花瑶的村寨里有位老村长,上世纪大炼钢铁时曾保护了寨中上百株参天古树,被人称作“古树保护神”。冯骥才对老人说:“我给您点烟,您是我师傅。”

开展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没有经费怎么办?冯骥才还是老办法,成立基金会,卖自己的画。

在苏州的那次义卖,很多朋友都来支持,画很快就卖光了。冯骥才问卖了多少钱,他们说300多万元。他说,“好,我现场捐献”,就在大厅里把这钱全部捐出。

拍卖结束后,人群散去,他对摄影师说:“我在屋子中间站着,你给我照一张相,我跟我的画合张影。”“这些画都是我的心血,我喜欢我的画,谁都不知道我把这些画卖了是一种什么感受。”冯骥才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有一种悲壮感。

在民间文化抢救过程中,冯骥才提出了“把书桌搬到田野”的主张,并写了三篇文章《到民间去!》《思想与行动》和《文化责任感》,表达了他们这代文化人的学术观。

有理想的人永远年轻

自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一开始,古村落便是工作重点。这些年来,由于城镇化脚步加快,古村落消失加剧,情况危急。

2002年起,冯骥才带领团队走遍大江南北寻访各地古村落,河北、山西、四川、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每到一处,他都走村串乡,记载、调研,寻求保护的途径。

他发起召开多次会议、论坛,为古村落保护工作鼓与呼。“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为古村落保护发出了强音,中国传统村落高峰论坛凝聚众人智慧探讨古村落何去何从,2016年的慈溪会议为“古村落十大雷同”亮起红灯……

他还在各种场合上强力发声,让弱势的文化发出震耳的强音。在东南大学演讲时,年轻学子们对保护古村落这一话题兴趣之大,令他非常振奋。

在冯骥才的奔走与呼吁下,多个国家部委联合启动了“留住乡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还组织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培训班”。一座座古村落得到发现与保护,在历经岁月洗礼后重新焕发出盎然生机。

这些年,冯骥才又有了新的担忧。

有些古村落刚刚被抢救下来,新一轮的破坏就来了。村子有了旅游价值、品牌价值,政府就把村子买下,把民居装修起来做景点,开辟商业街。冯骥才说:“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村镇管理者的文化自觉,完全都没有,人们的眼里只有利益。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是需要文化自觉来改变的。”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先要自觉,这是文化人的天职;然后要把它喊出来,使之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的自觉;最后,要形成一个地方的自觉,这样才能把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下去。

冯骥才先生已经76岁了,但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年轻的灵魂。

他对他所热爱的一切事物都怀有高远的理想,充满着不竭的热情,甚至有着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孤勇。他将自己奋斗的四个领域——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称为“四驾马车”,作为“驾车人”,他每件事都倾尽全力。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年他一直笔耕不辍,因为在他看来,作家的名字是留在自己的作品里的。与早年不同,他从纯文学创作渐渐投身于非虚构创作,从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开始,他相继创作了《抢救老街》《地狱一步到天堂》《泰山挑山工纪事》等非虚构文学作品,着重关注民间文化,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近些年他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峰,出版了个人口述史系列的《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旋涡》。这四本书可以说是他五十年精神的历史。

2018年,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此前他曾经先后四次获得该奖。他笑言,文学奖其实是属于年轻人的,他这个年纪获奖,一方面对他是一种鼓励和安慰,让他觉得“这老头还行,还能接着写”,另一方面感觉跟读者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一首英文小诗里写道:“有理想的人永远年轻。没有理想的人即使年轻,他的灵魂也爬满了皱纹。”冯骥才用自己的思考与行动,深刻诠释了“有理想的人永远年轻”这句话的真谛。

76岁的冯骥才,依然有理想,依然在路上。

■记者手记

一个人的自然生长

禹跃昆

刚写稿时,竟不知给冯骥才先生挂上什么“名头”。因为他建树的领域太多,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民间文艺家、画家,甚至篮球运动员。思来想去,只有先生配得上他。

也许是因为丰富的经历和涉足领域之广,他的谈吐里,文化、艺术、教育,信手拈来;个人、国家、民族,不断切换。很多话更可从多角度来解读和理解。正所谓,“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

可能是因为融会贯通,所以他老成练达,身上散发出持重、沉稳、从容。遗产抢救、画作义卖、捐款捐物等事项,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显得波澜不惊。听者在他的从容中看到了勇往直前,沉稳中触摸到了激情四射,持重中感受到了义无反顾。

初看他身上,有矛盾的一面。

上世纪80年代,冯骥才写了很多批判传统文化沉疴的小说,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到了90年代,他则开始保护传统文化中的“正面”,成为民间文化抢救的先锋官。

后来他倾力推动古村落保护,引得社会全面关注,也引来了大量资本对古村古镇进行产业化改造,古村落在抢救之后,却迎来了第二次破坏。这让他很痛心。

这种种的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这恰恰是他对传统文化全面认识的自然深入,是一个人的自然生长,以及一个时代的自然变迁。

教育恰是如此。创新,应是在关注常识的基础上推进的;批判,更是在心怀良知的情怀下展开的。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对于常识的尊重,拾起对于良知的敬畏。

否则,就会如冯骥才先生所言,摆渡者反反复复选择彼岸,结果徘徊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