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之死

戴季陶还在“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控经济学的大家”、“控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

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2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

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12月14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

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了,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彼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台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经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把火烧光,片瓦无存。

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值得一提的是,“甘地”的名字是戴季陶翻译的,“甘地”原称摩诃塔摩,戴季陶把他介绍给国人时,取其名而译为“甘地”,以显示他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教人之宏愿,译得精当,沿用至今。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几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利104”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4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自1日到广州养病,得到李士梅医生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上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到别处踏熄。但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但睡不安。

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

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11个,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人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

2月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承受国民政府迁至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

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时原是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见新安排的3幢2楼19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是什么东西,偏有一班趋势的小人捧他,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话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的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2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卧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得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佛徒谓“吉祥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9点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

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抢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国民党举行第178次会议讨论戴季陶丧葬事宜,决定14日在广州东川路粤光制殓公司大殓。灵柩放在粤光公司左侧礼堂。蒋介石显然也受到震动,分布颁褒扬令,题写“痛失勋耆”四字,还自叹“故人零落,中夜唏嘘,悲从中来”,李宗仁也题了“精神不死”四个字,都挂在粤光公司的礼堂里。国民政府组成以行政院长孙科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薛岳、陈济棠等上千要员前去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