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张伯苓说的最意味深长的话?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天津也陷于战火中。7月29日凌晨,以南开大学为据点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8师一部,从八里台进攻海光寺日本兵营及日租界。下午,日军飞机重点轰炸天津重要设施及军事目标,驻守南开大学的第38师预备营被炸死百余名官兵(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津沽怒涛——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史话》,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被毁。
30日下午,日军百余名乘车携汽油至南开大学,到处放火,思源堂、芝琴楼、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日机继续轰炸南开》,载《申报》1937年7月31日第4版)
被毁后的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惨状
与此同时,南开中学、南开女中也在多次轰炸中被毁。私立南开大学是抗战开始后第一所毁于战火中的高等学校。据统计,包括房屋、地产、图书、仪器、标本、机器、家具等的损失,时值663万元法币。(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页)
南开大学被炸时,校长张伯苓不在天津。7月初,他作为著名教育家应邀赴江西庐山参加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商讨国是谈话会。7月16日,在第一次共同谈话会上,蒋介石向与会人士表达了对日抵抗到底的决心:“战争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如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土寸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与敌抗战到底。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版,第78页)7月20日,在教育组谈话会上,张伯苓率先提议:“我们应不分党派,团结在一起,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
”与会人士全体签名发表拥护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宣言。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随后,张伯苓赴南京。29日夜,张伯苓得知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悲痛欲绝。
30日晨,教育部长王世杰亲向张伯苓表示慰问并郑重表示:“大变敉平,政府必负责恢复该校旧有规模。”下午,张伯苓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现已在京成立南开办事处。”(《南开大学被炸毁各方深表痛愤》,载《申报》1937年7月31日第4版)
校长张伯苓
在抗战初期特殊的氛围中,南开大学作为战时中国一个惨痛的象征,引发了教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黄炎培著文称:“今敌人发于政治上的凶欲,有意毁灭南开大学,适足以证明被毁灭者不但在文化上有伟大贡献,致惹起敌人的嫉恨,并且它所养成的青年,他们的思想与能力是给民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敌人发生不容并立的感觉,致出于最残酷的一种手段。
”日军“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黄炎培:《吊南开大学》,载《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7月30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胡适及茅盾、郭沫若等文化界名流、上海各大学联合会纷纷致书电慰张伯苓。
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约见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会谈中,痛感办学心血被毁的张伯苓慷慨而言:“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
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页)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蒋介石。
蒋氏当时即明确地安慰张伯苓:“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蒋介石这番话,决不仅仅只是对老友张伯苓的安慰和对教育文化设施毁于战火的痛心,也极大提升了南开大学作为战时教育被毁标志性象征的意味,表达了国民政府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
此后,这番承诺成为张伯苓建设重庆南渝中学、重建南开大学的“护身符咒”,南开的命运及历史轨迹由此巨变。(王昊:《薪火相传:南开的学人与学术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6页)
摘自李秉谦《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