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小凯与林毅夫之争

评杨小凯与林毅夫之争刘正山原创

2008-10-0316:49

投票投票人标签:后发劣势林毅夫杨小凯模仿干中学制度创新:模仿与干中学的权衡 ——评杨小凯与林毅夫之争 刘正山 (《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NO31) 开始于2002年的林毅夫与杨小凯之间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至今仍未尘埃落定。

尽管当事人之一的杨小凯已经于2004年7月7日英年早逝。 这场争论源于杨小凯的一篇文章和两次演讲。1999年12月,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了一场演讲,介绍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

在演讲中,杨小凯教授阐述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的关系。他认为,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

在讲座进行的过程中和讲座结束后,参与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教授提出,用激进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宪政转型,但这种改革对经济的破坏是直接和立即的。

因此,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茅于轼教授认为,在现实的改革过程中,必须选择在现实情况下可行的改革办法,任何一个改革策略都是路径依赖的。但林毅夫、茅于轼等并未对宪政转轨论进行系统评论(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9年第47期)。

但这时只是“林杨之争”的萌芽。 此后,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JeffreySachs,WingThyeWooandXiaokaiYang,“EconomicReformsandConstitutionalTransition,”AnnalsofEconomicsandFinance,Vol.

1,No.2(Nov.2000),pp.

435-491),被译成中文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和6月号分三期连载。相关的论文在内地《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0月13日;《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7期等媒体发表或登载,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

2001年12月1日,杨小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后发劣势》的演讲。杨小凯教授提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

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这场演讲直接引发了杨小凯与林毅夫之间的争论。 2002年7月18日,林毅夫教授写了一篇回应文章《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林毅夫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

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

林毅夫还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 《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7月12日的一篇文章说,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论争,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平衡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

此后,伴随着杨小凯和林毅夫多回合的“公开论战”,互联网络上、现实生活的学术沙龙、各式论坛里可谓“刀光剑影”。

杨小凯逝世之后,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杨小凯教授追悼会上对这场争论是这样说的:“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有时相当尖刻,但是我们的友情并没有因为这些争论而受影响。

前年暑期,我的学生张鹏飞到莫纳什参加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夏令营之时,托他带了一封信,小凯看了很高兴。过去他多次邀请我到莫纳什访问,这几年我也几次邀请他再度到中心来讲学,如今病魔竟然已经夺他而去。

” 不过,杨小凯的逝世,并不意味着这场争论的结束。2008年4月16日的《国际融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专门谈及此次争论,并赞同杨小凯的观点;2008年4月22日的《南都周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亦对此次争论做了简要评论,也赞同杨小凯的观点。

而今看来,杨小凯与林毅夫之争,谁胜谁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我们以诸多启发和思考。特别是他们的争论触及一个经济学难题:制度内生还是外生? 不少学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对于“后发劣势”的不同观点反映了他们对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经济改革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