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和林毅夫 林毅夫: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2】

杨小凯追思会之后,林毅夫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特地带来一份长达一万两千字的未发表文稿,题目叫《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5天后,他又发来一个修改后的版本。“我觉得现在媒体和学界,并没有真正理解我和杨小凯在争论什么。”他解释道。

在此之前,杨小凯去世10周年当天,有财经媒体重发一篇题为《纪念杨小凯》的旧文,作者是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周其仁。许多人将周的这篇文章视为“理解杨小凯的一把钥匙”。

在文中,周其仁讲述了自己与杨小凯相交的几个片段。他1984年去蛇口考察时第一次遇到杨,然后是1987年,他接杨小凯回国做学术讲座,在路上,杨批评了北京当时能够参与决策研究的一些年轻学者知识不够,但因为靠近权力中心,显得自以为是。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天则所,听杨讲“后发劣势”。

在那次演讲里,杨小凯提到自己参观浦东的加工出口区,结果发现85%的企业里国有公司都占了一半以上的股份,连一些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都是政府在办。“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杨小凯的理论框架里,以双轨制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必然带来大量垄断,而这种制度环境将带来严重的腐败与收入分配上的巨大不公。

杨的讲述让周其仁觉得“有说服力”,“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让我们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我想说,小凯可能是很难安息的,因为他的工作、他探索的问题都不容易让他安息。”

2014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继续保持着令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腐败与贫富差距也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必须正视的病症。

许多人将这些现象与杨小凯有关“国家机会主义”的论述联系起来。张维迎认为,杨小凯在十几年以前的说法和思想之所以到现在仍被讨论,“或许就是因为他当年所担心的问题如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周其仁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写道,自己仍然保留着2004年《纪念杨小凯》一文中的判断,没有新的话要再说,“很多看法,要经受的检验期是很长的,多说也帮不了多少忙。”几天后,他又回复了另一封邮件,“其实,2013年后重提深改(深化改革),就是对你们关心问题的回答。”

显然,林毅夫注意到了这些学者对杨小凯观点的支持。采访中,他专注地听记者提问,身体前倾而不是靠在沙发背上。

“我不认为以现在出现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就能论证小凯所主张观点的正确性。”他以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作为反例,“他们就是模仿了制度,但今天回头去看,腐败也好,贫富差距也好,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更严重,但我们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啊。”

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很多人说我只要发展经济不提制度改革,这是又一个误解。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改革,我只是强调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审时度势地改革。因为改革政策的对和错是要看时机的。”

这个回答很容易让人想起周其仁的一次演讲——周说中国的计划经济满打满算也就20年的时间,但是改革这个计划经济,“从1978年到现在却已经30多年了”。

记者就此问林毅夫:“很多人认为改革往往是先改容易的,再改难的,如果一直拖下去,改革难道不会产生惰性吗?会不会想改也改不动了呢?”

“你觉得,8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现在的国企改革相比,哪一个更难?”他直接反问,“你不能说后面的改革就难,前面的就容易。1978年时从一机部到八机部有8个部长代表国有企业,改起来会比现在容易吗?1978年的农村改革容易吗?所有公社社长都是‘土皇帝’啊!所以,改革不是阻力大小问题,而是判断利弊的问题,当改革利大于弊的时候不就改了吗?”

“但是谁来衡量这个利弊?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而不是贻误时机?”记者追问。

“首先,学者对时机的把握就一定正确吗?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怎么能持续35年9.8%的高速增长?瞎猫碰死耗子,也只能碰一次吧。”林毅夫的回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国的经济奇迹,始终是他理论框架里最为重要的论据之一。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与杨小凯最根本的分歧所在。

“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还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

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周其仁曾专门解释过杨小凯的观点。

接受采访前,林毅夫正在参加一个闭门研讨会,主题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这一问题曾先后在日本、美国和现在的南欧国家爆发,如今它也是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挑战。

“相比于‘后发优势’带来的短期效果,杨小凯似乎更强调它的长期隐患乃至失败风险。你如何能证明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出现他所担心的情况?”记者问。

“所以我没有回答你提到的关于输赢的问题。”林毅夫稍微停顿了一下,用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起码在过去的这些年,小凯担心的事情还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