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生门之鬼 历史书写中的罗生门现象之二
除立场外,时代因素和思想因素也是值得考虑的。
“20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被全面否定,曾经提出洋务运动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学者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受到批判。到了80年代,则出现了一股研究洋务运动的热潮,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争论较大,但洋务派引进西方技术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收。”
洋务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之所以被全盘否定,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封修”,所以对于封建官僚的活动评价很低;而研究洋务运动的热潮之所以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出现,主要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且这一时期,由于“双百方针”的恢复,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解放,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肯定洋务运动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史观的不同,20世纪70年代,革命史观流行,洋务运动自然会遭到否定,80年代之后,现代化史观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故对洋务运动的正面评价也越来越多。除了上述两个史观之外,还有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社会史观、生态史观等等,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主流观点是鸦片战争,这是坚持革命史观所得出的结论,而学者许苏民就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明万历九年(1581年),他认为“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首要标志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开始转型过程中,1581年(明万历九年)具有关键性”,因为该年确立了“一条鞭法”。
这种观点就是坚持了内部取向史观; 而学者李殿元则依据全球史观,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在他看来,“历史学公认近代史应当指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各国近代史的开始••••••必然以资产阶级为主体”。
另外,占有资料的不同,也会影响对同一历史的认知,比如,对于商朝的王陵,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故很多方面前人无从知晓,但是随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人们占有了新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和空白,于是对商朝王陵、墓葬制度等有关情况,都有了新的了解。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占有同样的资料,如果研究视角或是方法不一样,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天下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以前有许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际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 这是李鸿章讲的一段话,对于这段史料,学者李细珠从人物研究的角度加以征引来证明张之洞从清流党到洋务派的转变过程。
而对于同样的史料,关晓红则从清季官制改革的角度将其解读为:“官制与吏治相互制约••••••纸上谈兵‘放言高论’容易,倘若体制不变,除弊兴利则困难重重。
”再例如,关于康有为“托古改制”,从政治角度考察的话,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这反映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如果换个视角,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托古改制”未尝不是康有为在文化上衔接东西、贯通古今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