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秘书是谁 宋庆龄女秘书刘一庸老家是宁陵县城郊乡
60多年前,从宁陵县城郊乡一个叫刘油坊的小村走出了一个年轻女性。后来,她凭着聪敏的才智成为宋庆龄的秘书。她叫刘一庸,是家乡人的骄傲。很多年来,家乡的亲人设法与她联系,但一直未能如愿。半个多世纪后的2014年,家乡的亲人终于有了她的消息,而她也从一位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变成了耄耋老人……
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寻亲
“表妹,俺大姑身体还好吧?俺全家可想她了……现在,咱刘油坊村变化可大了,年轻人都盖起了小楼,还买了汽车呢!” 9月18日,宁陵县城郊乡刘油坊村68岁的农妇韩书霞在电话中和大姑家的女儿拉家常。韩书霞口中的大姑,就是曾任宋庆龄秘书的刘一庸。
早在今年6月29日,远在上海的耄耋老人刘一庸就接到了韩书霞丈夫刘超群的电话。电话两端,双方亲人都是喜极而泣。“娘家侄子”刘超群65年后终于听到了姑姑刘一庸的声音。至此,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寻亲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
据资料记载,刘一庸,原名刘志允。1924年10月1日,刘一庸出生在宁陵县城郊乡刘油坊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刘裞辅(字天和)和母亲刘乔氏共生育6个子女,刘一庸排行老二。老大(刘一庸的大哥)刘志林,黄埔军校第14期学员。1949年,刘志林因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在家乡被人民政府枪决。刘志林和妻子郭荣青共养育了刘超伦(1950年成为志愿军战士)、刘凤真、刘超群、刘孝成4个孩子。按照辈分,刘一庸是刘超群的亲姑姑。
刘天和的二儿子刘志谦任职于北京《新青年》杂志社。三儿子刘志岩远赴四川以建筑手艺谋生。老五和老六刘志献(刘一庸的大妹)、刘志艳(刘一庸的二妹)在家务农。时光荏苒,如今刘超群也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刘一庸自小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早年曾在开封求学,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大前身)教育系。大学期间,追求革命进步的她秘密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10月,党组织把刘一庸调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先后担任福利站文化“小先生”、人事干事、人事秘书以及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1964年年底,宋庆龄的秘书张珏回家照顾父亲,宋庆龄急需一位秘书。1965年4月初,当宋庆龄前往中国福利基金会直属的国际和平保健医院视察工作时,就把目光停留在了时任保健院副院长的刘一庸的身上。经过进一步调查后得知,刘一庸刚与丈夫离婚不久,是个单身女子,正好符合宋庆龄选择秘书的重要标准。于是,刘一庸受中福会的委派,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
1967年5月,在获悉张珏将重返北京的消息后,刘一庸怀着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正式向宋庆龄提出了辞行返沪的要求。对此早有心理准备的宋庆龄,平静地望着刘一庸,久久一语不发。她虽没做过母亲,但她完全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刘秘书都到自己身边两年整了,还一次都没回过上海,也没与自己的骨肉见过面。尤其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她实在开不了口再挽留她了。
刘一庸是红着双眼离开宋庆龄的,临出门时,她安慰宋庆龄,如果首长有急需,只管吩咐,自己保证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
1969年,宋庆龄的荨麻疹发作得比以往更严重了。于是,报经国务院办公室同意,她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回上海治病。在家治病与休养期间,她按捺不住对刘一庸的思念,特地打电话邀请她到淮海中路的家中一起共进晚餐。
据刘家人回忆,因刘一庸早年与家庭决裂,所以跟娘家一直很少联系。又加之娘家的“阶级成分”不好,离开宁陵县后,刘一庸一直没有回来过。
一台缝纫机让亲人念念不忘
新中国成立后,刘家人想方设法和大姑刘一庸取得联系。但刘家人当时并不知道刘一庸的详细地址。后来从去上海的家乡人那里得知,刘一庸就职于上海国际和平保健医院。根据知情人提供的地址,刘家人让刘一庸的侄子刘超群给大姑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收到大姑的回信。
1965年前后,刘超群妻子韩书霞的娘家叔叔韩振友到上海出差。临行前,这位当教师的娘家叔叔问韩书霞家里缺什么,他出差回来可以捎回来。韩书霞对叔叔说,家里人口多,她和婆婆缝缝补补比较麻烦,需要捎台缝纫机。但韩振友在上海期间,买缝纫机颇费周折。最后,设法求到他的老同学刘一庸帮忙,才买到一台上海牌缝纫机。
两位老同学见面后,韩振友笑着问刘一庸:“你知道我给谁买的缝纫机吗?是给我的侄女,你的娘家侄媳妇韩书霞买的。”说完,两人哈哈大笑。最后,刘一庸为“娘家侄媳妇”付了缝纫机钱。
捎来缝纫机之后,刘超群和家人再次写信寄往上海,但遗憾的是还是没有回音。如今,近50年过去了,韩书霞还在使用这台缝纫机,念念不忘大姑的恩情。
1984年秋天,刘一庸小妹妹刘志艳的儿子宋会朝带着亲人的嘱托,从宁陵县火车站爬火车辗转到上海。但到上海后,只有12岁的宋会朝只知道大姨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过,茫茫人海,偌大的城市,寻亲谈何容易。最终无果而返。回到家一看,他的脚底板磨出几个血泡。寻亲期间,宋会朝晚上睡麦秸垛里,饿了到饭店找别人吃过的剩饭,虽说没有找到大姨妈,但他从不后悔。
多年来,上海的亲人一直是宁陵县“娘家人”的牵挂。今年年初,刘一庸小妹妹刘志艳的外孙高云光,从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特别年代的特别事,宋庆龄和她的秘书》。做过教师、爱好新闻写作的高云光,通过文章作者署名地址,设法与这篇文章的作者——苏州作家、曾采访过刘一庸的汤雄取得联系。汤老师听到刘一庸“娘家人”对刘一庸的思念之苦,颇为同情。
原来,汤雄曾采访过刘一庸,留着她家的通信方式,并出版了《宋庆龄和她的三个女佣》专著。但据汤雄介绍,刘老一直很低调,曾多次婉拒他的采访。
最后,汤老师将刘一庸小女儿的家庭电话给了高云光。从此,一段间隔了60多年的亲情终于有了续篇。
家乡巨变令老人感到欣慰
9月19日,宁陵县城郊乡刘油坊村68岁的村民刘超群坐在家中的轮椅上。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他的家人,都去田里收获庄稼了。
“大姑走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成年后,才不断听母亲说,远在上海有一个姑姑叫刘一庸,是宋庆龄的秘书。但由于家中‘阶级成分’问题,一直没有与大姑取得联系。但不管大姑在哪里,她的娘家在这里,她的根在这里。”刘超群对记者说。
刘油坊村村支书刘丰收告诉记者,多年来,刘一庸一直是他们家族的骄傲和自豪。解放前夕,刘家家族有多人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投身革命,涌现出多名抗战英雄和仁人志士。“刘超群的直系亲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因立功,如今都在外从政,唯有刘超群一个男性在家务农。”
“刘一庸20岁在开封读书时,就秘密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后在其表兄王建一(曾任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政委)的影响下投身革命事业。去上海读书后,再也没有回来。”刘丰收说。
刘超群的妻子韩书霞介绍说:“大姑去上海读书之前,曾经和刘楼乡腾营村郭姓人家结亲。后来在其公爹的支持下重新读书,去往上海后,和郭家人断了姻缘。”
“如今,大姑家里没有多少亲人。大姑的父亲——我的爷爷新中国成立后去了四川,另外组织了家庭。如今,爷爷已经离世。另外,大姑家中还有两个妹妹,再有就是我这个娘家侄子。”刘超群对记者说。
“刘老走时,刘油坊村只有一二百人,而且当时特别穷。现在,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丰收说。
刘家人还介绍说,刘老如今已经90岁高龄,身体还行,现居住在某疗养院,由已经退休的小女儿照顾她。家人与她小女儿沟通,间接告诉刘老,老家宁陵县发生了很大变化,刘油坊村到处是柏油路,现在有人口1000多。她的娘家侄孙刘顺心盖的是楼房,还买了小汽车,两个侄曾孙还考上了大学。刘老知道后,感觉特别欣慰。她说自己年纪大了,不能走动,有时间派女儿回宁陵老家看望亲人。(高云光对本文的采写也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