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日记 冯杰:钱大钧日记中的西安事变
南京政府瓦解新桂系把持的武汉政治分会后,蒋介石又让钱大钧办教育,专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时间不长,分校和南京本校合并,钱大钧告别军校,先后负责编练教导第三师、武汉要塞守备队和军政部补充兵,但这些部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陈诚、汤恩伯、俞济时的王牌主力。对于“徒作嫁衣”,钱大钧倒也想得开:“编练工作最为愉快,期间三次编成的新军,皆交他人率领,我虽有髀肉复生之感,但功不必自我。”
1934年春,钱大钧调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总司令名义上蒋介石自兼,副总司令李济深始终不到差。不久,张学良正式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全权负责相关事宜。钱大钧与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又在保定军校一起做过教员,张学良私下向蒋介石表示,总部人事将来略有改组,“勿调慕尹”。
往后的日子,钱大钧和张学良相处甚佳,比较能“玩”到一块。钱大钧解释说:“张学良调来东北军,大权独揽,我处此环境,惟有一本忠诚,为国服务,待人接物皆以和平为主,所以能无大龃龉。
”然而,当三省总部结束,张学良即将前往西安另组西北“剿匪”总部之时,钱大钧死活不愿意再跟着干了:“如再往就,则宵小之流将视余是张系人物,而在张系又视为蒋系,弄成非驴非马之形态。”原来有人说闲话,钱大钧快成张学良的干部了!蒋介石征求各方意见,改派晏道刚赴任西北“剿总”参谋长,所遗侍从室职务交由钱大钧接任。
1936年1月,侍从室扩大改组,升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作为蒋介石身旁最重要的幕僚组织,侍从室高度参与核心机密与种种内幕,其地位可与清代之军机处相比。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主管总务、军事参谋和警卫工作,他说:“自是凡细务,不须上闻委员长者,我皆随时妥慎处理,夜以继日,不辞劳瘁。
委员长往来各地,我皆扈从机要。委员长与军政长官之间,有不便面言之事,则皆由我来转达,我也必善为报告,务使事情圆满。”围绕“安内攘外”孰轻孰重问题,蒋介石与张学良的矛盾已经渐渐公开化,钱大钧私下沟通何柱国:“这事我俩必须努力挽回,共同负责,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分裂。”
性格温和的钱大钧看上去十分适合这份新工作,不过据秘书汪日章现身说法,侍从室里的侍卫长与第三组组长的职权往往难以划分,第三组组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堂侄,不甘心居于钱大钧之下,警卫工作犹如两个和尚抬水吃,总是出现不到位的情况。钱大钧虽是蒋介石的老部下,但考虑到疏不间亲,“也把警卫责任无形中推向蒋孝先,弄得两勿管账”。
短兵相接,华清池中弹负伤
陕西临潼华清池南依骊山,传说唐玄宗的爱妃杨玉环曾经在此沐浴,晚近成为名扬四海的游览胜地。1934年,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鉴于华清池日趋颓废,政府又缺乏资金,遂与西安的上海银行协议,借款两万元整修翻新,并全权委托中国旅行社经营。
1936年10月,蒋介石亲临陕西,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围剿”红军,因为事先听闻东北军不稳,特地将“行辕”设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的华清池。具体办公的地方名曰“五间厅”:一号房为钱大钧的办公室;二号房、三号房互相打通,为蒋介石的办公室和卧室;四号房为会议室;五号房为秘书室。
紧靠五间厅的一排房子名曰“三间厅”,是蒋孝先和侍卫官、卫士的住宿地方。五间厅西端尚有几间小厅,即为钱大钧与侍从医生、膳食人员的住地。
这一年的10月31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蒋在29日提前离开临潼,前往洛阳“避寿”。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蒋介石指示阎锡山攻击察西伪军,彻底粉碎其占领绥远的企图。受此鼓舞,张学良几次建议停止内战,援绥抗日,蒋介石认为“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是其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
绥远百灵庙为日军必争之地,蒋介石电令傅作义严密固守,妥善使用中央军增援的高射炮部队。蒋同时放心不下陕北“剿共”战事,决定再度进驻临潼镇摄。
钱大钧等人担心安全问题,都不赞成,建议派代表居中联络。蒋介石显得信心满满:“如果联共抗日,共军兵力不多,我们的实力就大大被日军消耗,这就实际上支援了共产党,我向东北军、西北军讲讲这些道理,他们会醒悟过来的。”
谁也未曾想到,张学良几次苦劝未果,终于横下一条心,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12月12日黎明,临潼突然响起枪声,钱大钧日记写得详细:“我于酣睡中被蒋孝先的随从唤醒,起初以为士兵不小心走火而已,旋闻枪声甚密,即披衣下床持枪出视,既至前面之台阶,见我便衣卫士数人正倚墙射击,侧面则已有穿戴灰布大衣黑皮领者,向委座住室又射又行,我不得而入,试图召集第二组来助,故而即向该组奔往觅人,既至温泉旁被火力所阻折回,我绕登台阶四五级折向左转,此时枪弹即由我背部射入,我伏地抬头观察,知我卫士还在抵抗。
我呼唤随从陈坦,但阶下判兵制止动作,我恐其再射,命陈坦不要过来,以免再遭枪击而致不可救也。旋阶下无人声,我登阶上指挥卫士,是时发现伤口流血不少,询问诸卫士均不知委座身在何处,心焦急甚,而判兵已冲至,天色渐明,我等即被俘。”事后清点统计,蒋介石的秘书、卫士合计十七人殒命华清池。
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参与指挥临潼捉蒋行动,倒地负伤的钱大钧仿佛看到了救星,拉住白的手说:“瑞麟,是怎么回事?”白谎称杨虎城部兵变,副司令派我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钱大钧如实回答:“我真不知道。
”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闻讯赶来,安慰说:“这是请委员长停止内战,领导抗日,钱主任受伤真是对不起,请安心疗养吧!”即刻派士兵扶持到前院,乘汽车送往西安。蒋孝先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他在北平担任宪兵团长时,弹压、迫害过不少东北籍爱国学生,平时为人又比较跋扈,结果就被拉到僻静处当场枪决,对外宣称死于流弹。
天亮后,张学良的卫队第二营官兵在距五间厅五百多米的骊山东麓半山腰的乱草丛中找到了蒋介石。
滞留西安,老同学照顾有加
当日8时许,钱大钧被送入位于西安新城大楼的绥靖公署,张学良作揖道歉,并说委员长安全,已在西安路上。邵力子同样蒙在鼓里,他提醒张学良赶紧医治伤者。片刻功夫,何柱国带着止血白药先至,随即吩咐副官回家取衣服供钱大钧更换。中午,绥署军医处长姗姗来迟,检查换药,始知“弹从肋骨间入,而由左肩出,未伤及骨与血管,伤势并不重,惟为时过久,流血颇多,需要静养时日”。
傍晚,何柱国又来探望,提出搬到他的家里去住,照顾养病两相皆宜。钱大钧推却说:“我在这里可与邵力子先生言谈,并不感到寂寞,再说住到你家里我怕连累你。”“无妨,已经得到副司令许可。”何柱国正说话间,张学良刚好进门,“还是柱国那里便利,彼处有一空房可居,这次的事情不必恨我,原谅我事先不能告诉你。
”钱大钧心平气和地说:“我岂敢恨你,不过如此一做大局如何收拾呢?我以前曾与你谈心,想要弥补你们两方缺陷,但深信你对委座充满善意,委座对你亦不恶,正因为委座信任你,所以带这么少的卫士到此,没想到你……我有愧职守,留下毕生遗憾,无以对长上,无以对国家。
”张学良也不辩解,只说南京派来的晏道刚和那些政工、特务毫无察觉,那才叫有愧职守,你好歹抗拒负伤,何必愧疚。钱大钧觉得多说无益,同意搬去何柱国家里养伤。
经过两日服药,钱大钧的伤口没有出现发炎、化脓症状。军医处长叮嘱道:“初时痰中带有血丝,乃肺部略受微伤所致,肺有弹性,子弹通过肺即紧缩,体强者可紧缩复原,弱者不复原即致病,体强亦以多休养为佳,否则一经劳动,不易复原。
”14日晚上,何柱国从外面带回消息,端纳已到西安。英国籍澳洲人端纳长期活跃于中国政坛,与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均有公私交谊,可见事态正朝着转圜的方向发展。得知端纳还要回南京和宋美龄再来西安,钱大钧写了一封平安信托其转交妻子:“生丽,我现住柱国兄家,柱国嫂招待我很周到,衣食住都很安适,可请勿念……”何柱国的夫人确实想得周到,上街买回《蜀山剑侠传》《武当奇侠传》等小说供钱大钧消遣。
在各方斡旋之下,西安事变最终以理性的方式走向和解。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宋美龄飞离西安,临上飞机前,蒋对张说:“你还是留下吧,你去后东北军无人统帅,再说这时候去南京你也诸多不便。”张学良坚持“好汉做事好汉当”,往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年轻、爱国、冲动的“少帅”从此遭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直到1990年总算恢复人身自由。
至此,西安气氛相对和缓,何柱国、钱大钧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秉烛夜谈,周、叶、钱三人其实早在黄埔建军、东征陈炯明时期就有过共事时光,再回首大家自然不会感到陌生。据钱大钧12月26日日记,“谈至午夜一时半始去,彼等系于15日乘飞机来,据云彼等主张统一,其方式极和平,不主张引起内战……
脱离险境,几家欢喜几家愁
西安事变除了蒋介石一度成为张、杨的“阶下囚”外,还有蒋百里、陈诚、蒋鼎文、陈继承、万耀煌、陈调元、卫立煌等一批中央军政大员暂时失去自由。起先,一干人统统被软禁在西京招待所大厅,心宽体胖的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情绪最为乐观,打趣地嚷嚷道:“我们被拘在此,想来大家都饿了,现在我身上还带有上等香烟,每支只卖五元钱,谁饿了就掏钱来买,现钱交易,概不赊欠,谁要说我抬高价格,我还不卖!
”许多人哈哈大笑,顿时驱散愁云。
蒋介石一走,患难与共十余日的南京要员亦将告别西安。身体恢复得不错,钱大钧前往仁寿里拜访诸友,众人返京在即,个个喜笑颜开,纷纷开起陈调元的玩笑。话说12月15日晚上,张学良出于好意,派人转移陈诚等人至西安城内的东北军地盘仁寿里居住。
大概便于清点人数,规定两个人坐一车,第一辆陈继承夫妇,第二辆万耀煌夫妇,陈调元想和陈继承坐一块,东北军副官怕乱套,硬是推他和陈继承的仆妈同乘。钱大钧听了笑得合不拢嘴,“精神反觉振作,伤口亦顿愈”。蒋百里后来口吟打油诗一首:“恭喜陈雪轩,意外结良缘,一凑成三对,同居竟十天,纷纷叫老西,件件卖铜钿,我是证婚者,媒钱要十千。”
12月26日,杨虎城晚宴欢送南京要员,钱大钧笑曰“朝为阶下囚,夕作座上客”,但转念想到“阶下囚”三个字,心头又不免泛起忧愁。原来12月4日,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临潼不久,张学良对钱大钧说,火车头发生过故障,我让司机将车开去西安进厂修理。
钱大钧与张学良早已相处习惯,当时根本没有多想,偏偏又未及时报备蒋介石。虽说火车头即便停在临潼,多半也于事无补,但终究是警卫工作的一大疏忽。离开西安之际,钱大钧小心翼翼收拾血衣,心底忐忑不安。
根据万耀煌日记,12月29日,蒋介石在官邸召集西安蒙难人员合影,得知晏道刚参加,颇为愤怒,大骂“不尽职责”,晏只好泱泱回避。钱大钧见此一幕,心里更加没底,拍照时远远站在第三排,没敢往前挤。
1937年2月10日,蒋介石到上海检查身体,正在家里养伤的钱大钧闻讯赶来,“委座适由医院检查归,未能下楼,由蒋夫人代见,谈甚久,余述在华清池经过,彼述赴陕情形”。从这则日记来看,蒋介石对钱大钧确有芥蒂,一时不愿单独见面。
或许宋美龄从中说了不少好话,14日,钱大钧在南京再见蒋介石,蒋态度和蔼,关心地询问枪伤是否痊愈,显然已不准备追究警卫疏忽之责。风平浪静之后,钱大钧对汪日章说:“幸亏当时挨了一枪,否则百口难辩,性命难保。”
光阴如梭,西安事变已经整整过去八十个年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其个人的巨大牺牲,加快促成了国共之间的妥协,为进行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钱大钧日记正是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