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著作 中共“高级叛徒”顾顺章:被杀前计划著作研究“人”
电视剧《红色摇篮》中的顾顺章 曲高位 饰(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8期,作者:散木,原题:《“特务大师”顾顺章的三本书》
顷读《同舟共进》2008年第4期,王彬彬先生《假如顾顺章没有被捕》一文,从“流氓”参加革命,到当年海上闻人顾顺章如何呼风唤雨、遽然叛变,乃至魂断秘室,端的是惊心动魄。可以对读的,想来应是王学泰先生那本《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虽说“游民”不同于“流氓”,但两者界限本来就很模糊(在中国古代,“流”、“游”相似,“民”、“氓”亦相通,因而“游民”、“流氓”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它们把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意识和观念中最恶劣的部分发展到了极致,如帮派意识、反社会性以及只讲敌我、利益,不讲是非等。
这种畸形的社会力量,恰恰是中国革命初期,也就是不成熟时期(这不仅指市民社会的阙如,中国革命的背景也没有西方革命所曾有过的充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所需要的,如反清起义时的“会党”,工人运动或军事斗争初期的“流氓”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实际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鉴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都是知识分子,于是大力发展和起用“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等,其中自然不能排除城市的“流氓”。
顾顺章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角色,本质上他根本没有什么信仰,也自然没有什么底线不可以逾越。那个时期中共开展的革命运动之所以会从高潮坠入低谷,此类人的坏事是一个很大原因,比如说顾顺章从“打狗队”队长变成一条最危险最凶狠的“狗”,就是明显的例子。
此后,“流氓”人物及“流氓”习气在革命队伍中仍继续存在甚至“通吃”的现象,也并没有完结,其中的历史教训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总结。
却说由顾顺章这个人,联系到曾在中国革命历程中产生过极其恶劣作用的叛徒,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笔者早就有心思写本《中共叛徒史》。至于这个心思由何而起,却是少年时得闻、得见(那时家中经常可以看到所谓“外调”人员威风凛凛的雄姿)名噪一时的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发起的“揪叛徒”的狂潮,以及北京政法学院和“首都红代会政法公社”等造反组织的“讨瞿”——讨伐“叛徒”瞿秋白,以及诸如此类的红色历史清算运动给予我的精神震撼。
后来研习历史,更知道“叛徒”的头衔常常是一场政治运动方便地赠予对手的一顶“桂冠”,比如陈独秀、胡风、丁玲、刘少奇、“六十一人案”……甚至“殃及池鱼”到死人的李秀成等。
叛徒们写的书或者回忆录,现在只能在“内部发行”的出版物中寻觅,有之,也是非常少的,比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由此又想起了顾顺章的几本书。
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的“高级叛徒”,几乎致中国革命于死地,后来他又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引发了叛徒狂潮(国民党从此改变对中共被捕者的对策,从一味的屠杀到诱惑和利用),他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功臣”。不过,叛徒毕竟是叛徒,在政治伦理上叛徒始终是遭人讨嫌的,即使是敌人也看不起“叛徒”,这就有顾顺章等的再怀“贰心”(拟组建所谓“新共产党”),以至被杀。
顾顺章叛变之后,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中统”和“军统”先后“办班”,就是所谓“特务训练班”,以他的资历,不能不说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曾担任中共中央“总行委”的主席团委员(1930年8月)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届三中、六届四中),地位显赫;又曾在苏联受过“契卡”的系统训练,是中共特别机构“特科”的元老和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中央军委特务科科长、特科第三科科长即“红队”队长等),他熟悉中共全部安全、保卫、情报、交通等的秘密运作方式和活动,知根知底,自然是“特务”中的“权威”了。
而且,由于他的叛变,也使得特科一些工作人员随同他一起叛变革命,倒向国民党,这也使得国民党特务组织和机构因之增添了一股“新鲜力量”——顾的办班、讲课当然不是仅止于嘴巴上讲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