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属于哪个战区 蒋介石的亲信战将汤恩伯

       汤恩伯是蒋介石同乡,虽没有位列 八大金刚(包括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诚、刘峙、张治中等黄埔军校教官以上组成),也不是蒋介石五大干蒋(“干将”陈诚、“忠将”顾祝同、“福将”刘峙、“飞将”蒋鼎文、“虎将”卫立煌),却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

汤恩伯是战地指挥官,很少进入统帅部中枢。一生经历大的征战不少,包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豫湘桂会战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淞沪杭大战。

抗日战争期间没有担任战区总指挥,基本都是在别人指挥下遂行战斗任务。

蒋介石重用汤恩伯,日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在回忆录中夸赞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夸过两个人,一个是何应钦,一个是汤恩伯,都是他的学生)。而台湾的国民党和大陆的共产党一直对其污名化,无论是回忆录还是历史文章,汤恩伯的形象基本是负面的。

徐州会战不救川军师长王铭章,统治河南时祸害百姓。豫中作战大溃败,与日本人私下勾搭。贪污腐化,出卖恩师陈仪。山东战场不救张灵甫,上海战场不战而逃。

一.步步高升的汤恩伯。

汤恩伯出身于浙军,在陈仪任师长的第一师当排长。1922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科和政治经济学。1924年在陈仪的保举下再次东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步兵科学习,比蒋介石到日本学军事晚16年。

回国后的汤恩伯从少校参谋做起,两年后升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少将教育长(校长蒋介石)。

1930年任中央军校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第二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师中将师长。此后参加剿共,并由江西一直攻下福州。1934年攻下中央苏区首都瑞金。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8月任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第20军团军团长兼第13军军长。

1938年3月率20军团参加徐州会战, 6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参加武汉会战。

1939年5月参加随枣会战。

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冬,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兼边区总司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

1941年参加豫南会战。

1944年4月在豫湘桂战役中出任黔桂边区总司令,大败。

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率部参加桂柳会战。9月抵上海,主持京沪地区日军受降。

1946年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兼南京警备司令。

1947年3月兼第1兵团司令官,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孟良崮战役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汤恩伯恩伯被撤职查办。7月代理陆军总司令。

1948年升任京沪警备总司令。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逃离战场,任国防部厦门指挥所主任,参与指挥金门战役,回台湾后任台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54年死于日本。

二.抗命不救滕县守军王铭章部。

1938年3月15日,日军一部抵滕县附近。军长孙震令川军第122师长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军团增援。王铬章所部是“草鞋加步枪”的川军子弟兵,“脚蹬破烂的草鞋,身着破旧的军装,肩背土制步枪,胸挂四川土造“麻花手榴弹””除了激情与宁死不屈的精神外,没有其它依仗。激战两天,122师守城部队已经展开肉搏战。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军长孙震要求援军汤恩伯部王仲廉军紧急前往增援,但汤恩伯借口机动作战,将部队迂回向滕县东北峰山以东地区开去。而指挥122师的22集团军也向进转移,致使滕县守军失去联络,完全陷入日军包围之中。王铭章及参谋长赵渭滨阵亡。

一种说法是,当时汤恩伯军不是绕道滕县,可挽救王铭章于水火。若从矶谷师团的背后出击,至少可减轻滕县守军的压力(此时汤恩伯军的正面只有日军一个大队)。汤恩伯为了保存实力,见死不救。

另一种说法是,汤恩伯将部队转移到外线,是为了形成对台儿庄的包围圈。汤恩伯的20军团是机动兵团而不是守御兵团,没有投入战斗的必要。意思是说汤恩伯不仅无过,而且是取得台儿庄大捷的功臣。按汤恩伯自传的说法是“奉命增援藤县,敌势甚凶,为避免我部精锐受损,思之再三,放弃增援”。

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后来的结果,而是过程。既然战区司令李宗仁动用机动兵团,命令汤恩伯驰援滕县,汤军不积极介入战斗是抗命,任何理由都没有说服力。徐州会战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指挥的是一个大杂烩军队,川军是临时加入的,其它杂牌军战斗力也不强。汤恩伯作为中央军主力,虽然录属于战区司令部,许多时候听蒋介石直接指挥,即使战场抗命也不会受到追究。

三.纵军祸害河南罄竹难书。

最恨汤恩伯的要数河南人,水旱“汤”蝗四大灾在抗战期间就在百姓中流传。然而在21世纪的后天, 汤恩伯却成了节食救灾,修堤防黄的功臣。更有甚者,把水旱“汤”蝗中的“汤”解释成蝗虫卵,这句话是一种农业谚语。 其实即使真的有这句谚语,在当时也是用“汤”寓意汤恩伯的。

陈毅有一首诗:《过黄泛区书所见》:一过黄泛区,水茫茫。陷泥过膝及腰腹,人马欲渡川无梁。二过黄泛区,草黄黄。芦花飞白,大好牧场。蒋匪兵来,人民隐藏。三过黄泛区,走跄踉。川原水洗,城社荒落,满目凄凉。内战罪魁,抗敌无能,不顾人民之死亡。四过黄泛区,走西华,过淮阳。从前灾星,水旱汤蝗。而今苛政,抽丁征粮。五过黄泛区,人民解放。土地改革,除暴安良。民主翻身,武装自强。气象一新,其乐洋洋。

1938年黄河决堤抗日不怪汤恩伯,此举使河南20个县被淹三十多万人死亡,六十多万人无家可归,而且造成了黄泛区。

问题是汤恩伯统治河南时,长期以贸易养军。从沦陷区倒卖物资,横行霸道。以抗日名义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不顾民众死活苛捐杂税。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且不说许多状告到了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面前,看看新闻媒体当时是如何报道的。

1943年1月17日,《大公报》派遣张高峰记者到中原地区去采访。寄回了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通讯。通讯中说:“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

‘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虽然《大公报》改题为《豫灾实录》,紧跟着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的述评,仍被勒令停刊3天以示惩戒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1943年2月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到洛阳,然后骑马到郑州。

眼前“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 “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河南的灾荒:“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

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

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

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外国记者白修德的话有佐证支持。

八年抗战,河南实征丁数近190万,高达全国第二位。河南在征收田赋方面位居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四川、湖南、江西、陕西等后方省份。河南省战前人口3500万,战后减至3000万。这种情况从正面讲是河南人民对抗战的贡献,从反面讲是不顾河南死活的盘剥。

1943年10月,河南灾情报告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派出两名官员去河南实查。当确知此事为真时,蒋介石同意拨2亿元纸币作为灾荒救济款,同时令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这笔所谓的救灾款只到帐了8000万,大部分存入银行,小部分发放下去时还要扣除农民往年的欠税款。

白修德在采访了一位国民党军官谈及国军的横征暴敛是战败原因时,这位军官的回答是:“百姓可以饿死,士兵不能饿死。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那么日本人就会来接管这个国家。

”如此说来,汤恩伯在河南的恶行是为了军队抗日,是为了国家大局。然而这种大局的结果是在日军发动豫南战役时,民众不仅不支持国军,还整团整营的缴械国军。这种民心向背又何不是大局!

四.对豫中会战大溃败负有重要责任。

这次大溃败从全局来看,国民党战略判断失误是主因,战术运用失当是次因。协同作战不力和抗战基础不牢加速了失败。

具体到战场上,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与汤恩伯不和,互不配合及准备不足是直接原因。

蒋鼎文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任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边区总司令及第31集团军总司令。

作战布署是,蒋鼎文指挥4个集团军(第4孙蔚如、第14刘茂恩、第36李家钰、第39集团军高树勋)及第40军,沿黄河南岸布联。汤恩伯指挥4个集团军(第15何柱国、第19陈大庆、第28李仙洲、第31集团军王仲廉)沿黄河南岸、西岸布防。

在蒋介石的军委会错误判断日军只是打通平汉铁路的战略目标情况下,国军布防部队没有做好打大仗的准备,更没有进行情报搜集。以至于日军大兵压境,汤恩伯仍认为是日军攻势如过去的“扫荡”。

直到日军渡河10日之后,汤恩伯连对面之敌是日军第37师团。正因为此,蒋介石在事后说 “将领怯馁无能一至于此,平时漫不经意,临战手足无措”

从兵力布署上,汤恩伯一直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部队一触即溃,加之地方百姓不仅不支援,而且添乱,寻机攻击国军散兵部队。

当日军进攻许昌时,蒋鼎文令汤恩伯“以第29军全部以第13军两师击灭密县之敌”。但汤恩伯的反击不仅没有奏效,反而被围,师长吕公良阵亡。

日军反手展开对汤恩伯的第13军攻歼。13军是汤恩伯的家底部队,汤恩伯急令第85军将登封防务移交刚到的第9军,迅速增援。至5月4日拂晓,第9军与第13军被日军分割,第9军更陷于包围之中。第9军和第13军分别突围,向洛阳西北地区转移,在遭受重大损失后退出战场。

1944年5月10日,日军发动攻战洛阳战役。外围新8军稍一接触即行南撤,刘戡兵团的暂4军也败退。此时的汤恩伯兵团早已溃退至伏牛山地区,洛阳陷于完全孤立。

防守洛阳的第15军及第94师共7个团的兵力,只坚守了8天就失守。

豫中会战仅30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并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战役企图。

第一战区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第一战区在战役结束后所作《会战之检讨》中说:“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

就汤恩伯而言,长期以贸易养军腐蚀了部队战斗力。《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中说汤恩伯的部队 “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连汤恩伯的副司令长官部总参议宋涛都说:我前线许多“部队都不战而退,望风披靡”。 欺压百姓,带来了恶果,许多部队被地方缴械。

汤恩伯与蒋鼎文的矛盾使“将帅不和”。许昌失守后,当日军转身打击集结在河南登封的13军时,黄河岸边十几军的国军眼看着日军追着打而不支援。明眼人都清楚,因为13军是汤恩伯的家底,打13军等于打汤恩伯。

此战结束后,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陈诚取代,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被撤职。直到1945年3月汤恩伯才被启用,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率部参加桂柳会战。

五.抗战期间与日本人私下勾搭。

什么叫亲信,能够参预机密事的才是真正的亲信。抗日期间蒋介石秘密与日本人来往在当时是最高机密,参预其中的有何应钦、戴笠和汤恩伯。

蒋介石抗战期间与日本人联系有几条渠道。一条是何应钦,此人利用曾经在日本留学结交的朋友,没有间断与日本联系。一条是军统局长戴笠,通过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缪斌是汪伪政权司法院副院长缪斌等与日军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今井武夫多方会谈,甚至直接与日本大本营联系。一条是宋子文,多次在香港等地会谈。

还有一条线是汤恩伯的亲信王文成。此人当时在汪伪政权任实业部次长,多次奉汤恩伯之命与冈村宁次联系。这一点在《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多次提及。而冈村宁次被定为战犯等审时,就是秘密住在王文成家里。汤恩伯拟逃亡日本到日本置业的经手人也是王文成(抗战结束后任上海市副主委)。

汤恩伯抗战时期与日军私下联络除与冈村宁次师生之谊外,不排除是蒋介石授意。

五.京沪杭战场弃部先逃。

解放战争时汤恩伯被委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指挥二十余万大军。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18日结束。而汤恩伯早已跑到停在吴淞口的军舰上指挥,还带走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19.8万两、银元146万元。

在台北主持的上海防卫战失败检讨会上,原第37军军长罗泽闿一方面指责汤恩伯对部下不能一碗水端平,下令各部队撤退时,惟独不通知他的37军,导致37军全部被歼,他和副军长王大钧等少数人化装成平民才死里逃生。另一方面说上海战役还没有结束就丢下部下不管逃跑,造成后来上海失守。

六.出卖恩师陈仪。

陈仪任浙江第一师师长时,汤恩伯是其手下排长,并安排他到日本学军事。汤恩伯因此拜陈仪为“恩师”,并改名“恩伯”。有消息称,汤恩伯豫中战役被撤职和1947年5月孟良崮战败被免职,能够东山再起,陈仪的游说起了很大作用。

1949年初,陈仪已与中共达成协议,筹备反蒋起义,企图策动汤恩伯跟随,以“北平方式”让京沪杭地区接受和平改编。不料陈仪的来信被身边特务偷看,为免杀身之祸,将陈仪的密信呈报给了蒋介石。导致陈仪被军统特务扣押,并于1950年6月18日被杀。

据说在审判陈仪时,汤恩伯作为证人出庭。声泪俱下的说:“我对犯人陈仪,确实是受恩深重,正图报不暇,何以会举报他?只因我忠党爱国情深,不敢因私废公……”。

此后,汤恩伯也晋见蒋介石,希望能保陈仪一条命。然而蒋介石杀陈仪决心已定,反将汤恩伯隔离反省一周。陈仪被执行后,汤恩伯在家中设立灵堂,跪拜祭奠。

七.归宿日本

早在上海防卫战时,汤恩伯就做了出逃日本的准备。因为他在日本留学两次,在日本有许多朋友。1949年5月从上海秘密将50万美元转汇到在日本的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处在日本东京近郊为汤恩伯买了一栋豪宅。

1950年2月2日,路透社从东京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通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因涉及到蒋介石的名誉,才查到是汤恩伯。

陈仪事件后,汤恩伯的政治生命基本完结。1950年3月,汤恩伯以召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由,决定去日本。上飞机时被蒋介石知道,强行拉下了飞机。

1954年5月,汤恩伯获批到日本治病。一个月后死在日本东京一家医院手术台上,终年56岁。据说蒋介石得知汤恩伯死了,只说了一句:“死了也好。”

    八.汤恩伯是战将。

历史人物不能用好人或坏人来评判,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难免存在偏差。

在冈村宁次的眼里,汤恩伯是国民党军中少有的战将。在更多人的眼里,汤恩伯不仅是常败将军,而且贪污腐化,祸害百姓。军纪涣散,吃空额。当然,在褒扬汤恩伯的文章中,这些属于为了抗战养活军队,或者为了大局无力顾及军纪。

无论后来怎样歧解蒋介石与汤恩伯的关系,他效忠蒋介石,蒋介石也器重他是事实。他的见死不救或者卖师求荣,也包括他与日本人的勾结,都有蒋介石的影子。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汤村汤恩伯故居,1998年被列为武义县文物保护单位,算是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尊重。

笔者认为汤恩伯论忠诚不如陈诚,论信任不如胡宗南,论战功不如顾祝同。他不具帅才,战将里面应有他一席之地。2015.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