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悲哀 从司徒雷登大使的悲剧看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
摘要:司徒雷登曾参与了中国五十多年历史的进程,他的成功和辉煌在一定程度上赢得过中国人民的尊敬,而他最后的无奈、失败和被时代抛弃又似乎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其功其过后人褒贬不一。司徒雷登大使的“悲剧”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本文试图阐释造成司徒雷登大使多重色彩乃至在中国最后带有“悲剧”性的原因。
关键词:司徒雷登大使悲剧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1904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华。1908年调南京金陵神学院讲授希腊文课,1919年奉调北京,负责筹办教会的燕京大学并担任校长。1946年7月升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被迫离任回国。
“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从杭州到金陵神学院,前后大约15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3年,他以一个失败的大使黯然别了他深爱的第二故土。”[1]
司徒雷登曾参与了中国五十多年历史的进程,他的成功和辉煌在一定程度上赢得过中国人民的尊敬,而他最后的无奈、失败和被时代抛弃又似乎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其功其过后人褒贬不一。司徒雷登大使的“悲剧”从一个侧面也揭示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那麽,造成司徒雷登大使多重色彩乃至在中国最后带有“悲剧”性的原因又何在呢?
一、亲蒋反共的政治立场
1946年6月24日刚过完70岁生日不久的司徒雷登在马歇尔就“国共两党
和谈”调停失败后,于7月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7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指出:“……司徒雷登以宗教徒的热忱、教育家的精神,来出任国共之间的调处工作,为马歇尔特使的强力助手,对于中国人民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实现民主的艰巨工作,必有相当的贡献。
”[2]司徒雷登自己则说:“马歇尔当初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3]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司徒雷登“选定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的人物是蒋介石。对他说来,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化身。……他自己说,自从1927年蒋介石‘抵制’中国‘苏维埃化’以来,他就对‘委员长和那位能干的夫人不由地产生了崇敬的心理。’”[4]“与对蒋先生的一往情深相比,司徒雷登对中共就显得恩恩怨怨、爱恨交加。
如同当时美国知识界的许多人一样,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持有鲜明的反对立场,更何况他又是一位传教士。”[5]所以,“无论从信仰、思想感情、政治立场和实际行动,司徒雷登对中国共产党持反对态度,是毫无疑问的。
”[6]又“因为他始终认为‘共产党问题’不是依靠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所以“调停”期间,他特别热衷于帮助蒋介石开成“国大”。
国共谈判破裂之后,他还建议,在马歇尔主持下改组国民党军队,给蒋以技术援助,派技术顾问,用援蒋来压共产党就范。1947年上半年,司徒雷登仍对蒋改组政府寄予希望,幻想这样就能“说服”中共放下武器,参加政府。
到1947年底、1948年初,更加积极为蒋说项,争取新的援助。[7]到8月间,蒋介石到牯岭召开改组国民党的内部会议,他还跟着上山。在“委员长……完全丧失人民信任”“深感痛心”之余,又最早提出要蒋介石让位于李宗仁的方案,但也只是“为反共而企图甩掉蒋”。[8]
马歇尔之所以请司徒雷登出山,是期望他在中国扶植“第三势力。1946年秋,当各民主党派联合抵制蒋介石单方决定召开的“国大”时,司徒雷登拉了张君迈等人去参加,从而分裂了民盟。在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司徒不但仍以“不便干涉内政”为借口拒绝帮助,而且建议民盟“光荣解散”。
为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又不惜牺牲了中间民主的力量。[9]司徒雷登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度得到的相当信任和好感并拥有的吸引力在三年中逐步丧失殆尽,剩余的时光随着内战的结局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内战期间,关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贪污腐化以及人民不满的情况,司徒雷登也有大量的报告并认为不能指望“委员长”能提供这样的领导。但在美国政府考虑“脱身”时,他的整个倾向却与之背道而驰。[10]这种矛盾丛生的心理应与其一贯的政治立场和反共意识形态无不有关。
二、浓郁深厚的中国“情节”
作为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和中国人一道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降生,在“五四”运动等历次学生运动中还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一边、甚至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抗战期间,由于他不肯与侵略者合作,被日本人囚禁在北京长达三年零八个月。
作为传教士的司徒雷登,曾以一个纯洁的基督徒充满爱心的精神,虔诚地履行着教义赋予的神圣使命,潜心修行,广布福音,救苦救难,对中国底层民众充满同情与关切;作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殚精竭虑,奔走呼号,筚路蓝缕,多方筹集办学经费,不惜违背教会意旨,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燕京大学在他的哺育下成为近现代中国一座著名学府,这座“全球最美的校园”一时英才辈出。
当南京即将解放时,司徒雷登却坚决不肯离开。在他的影响下,除了苏联使馆外,其他国家的使馆都选择留下来,而没有随同溃逃的国民党南迁广州。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很明显:国民党大势已去,正如他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做出的预言,蒋介石“将不可避免地被抛弃”。
他希望能与共产党直接接触,以便有机会讨论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在解放军打进南京的第三天,司徒雷登开始起草一份备忘录,提出关于承认中共的设想。一周后,他派人与中共联系,而中共方面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主任的正是曾在燕大读过书的黄华。
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希望能亲自去北京与周恩来面谈。1949年7月2日这天,他接到了国务卿艾奇逊来电,不仅不允许去北京,还要他必须于7月25日前回国。
司徒雷登不能违背命令,但他拒绝了让他去广州与国民党接触的指示,同时再次向国内提出去北京的请求。到了7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又电催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前离开中国。[11]司徒雷登不得不在这一天登上飞机,就此离开了他生活了55年的中国。
“尽管他骨子里不愿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但当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成大势所趋时,他又能以务实的态度敦促美国政府与共产党政权关系正常化。这些看似矛盾的表现,与他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密切相关。
”[12]“司徒雷登的悲剧在于: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情感。”[13]从这个层面来看,司徒雷登“也是他自己的幻想的牺牲品。”[14]
1955年8月1日,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原燕京大学他妻子的墓地旁。同时,他还多次叮嘱傅泾波,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给他留作纪念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物归原主”。[15]后来“五色花瓶物归原主”,“骨灰安葬”一事因种种原因终于在2008年11月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
三、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牺牲品
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要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远东秩序,希望中国不再发生内战,支持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要避免苏联主导中国政局。”[16]因此,“扶蒋和反共两个组成部分有一个微妙的演变过程。
1945年4、5月间,欧战结束时,扶蒋反共作为一项政策确定下来,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升级;1948年之后,对扶蒋日益不情愿,但是为了反共,不得不扶蒋;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考虑从这一政策中撤退,终未果。
”[17]其“上限”是不直接出兵与中共作战,其“下限”以反共为基点。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作为美国大使已七十岁高龄的司徒雷登倾尽心力,力图促成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组成联合政府,尽管他对蒋介石已经彻底失望,对共产党渐生好感,可是由于美国对中共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作为大使的他也不能越雷池半步。
美国的政策一开始就处于不可解决的悖论之中,一方面扶蒋反共;另一方面劝蒋与中共讲和组成亲美的联合政府。结果在貌似公允之中一步步偏袒国民党,从避战到助战到深深陷入,不能自拔。[18]司徒雷登也不例外,更不可能超越。
1949年8月,随着中国内战局势的急剧演变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及新中国的既将成立,美国国务院选择在司徒雷登返国途中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1944-1949年间的关系》又称“白皮书”,美国“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其二,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其三,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爱好者的形象。
”[19]“白皮书”出笼后,司徒雷登认为,白皮书“是1949年8月国务院在美中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问题上造成混乱认识的关键所在”。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白皮书中选登的许多他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和评论,将不可弥补地损坏他本人的形象和声誉,使得许多过去的老朋友与他反目成仇。”[20]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举动的确使得与中共中央接触失败的司徒雷登陷入一个极为尴尬的地步,并成了中美双方共同攻击的目标。白皮书发表后,毛泽东抓住这个反面“教材”,连续写了四篇评论,批判美国政府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政府的决裂。
最精彩的一篇是毛泽东挥动如椽之笔写下的《别了,司徒雷登》。“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21]这豪迈自信的语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使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把他视作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而倍加唾弃;与他有着十几年交情的蒋介石公开表示不欢迎他被派到台湾任‘大使’”。
[22]白皮书的发表也进一步促使中国民主人士支持中国政府“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司徒雷登在任期间,不仅未能完成他的外交使命——促成国共成立联合政府,而且被共产党视为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代言人。……司徒雷登从中国离开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23]司徒雷登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他又受到了美国右翼势力的攻击。
司徒雷登对中国始终以“救世主”自居,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面貌来“教育”、改造中国,把中国置于美国保护之下。[24] “他爱美国,但也确实对中国怀有很深感情,他曾这样表白过:‘我是为了中国,别无其他。’[25]作为外交家,他在国民党分崩离析、日薄西山之际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更好地维持美国的在华利益,虽然处心积虑地想促成国共和谈,挽救国民党的颓势,抑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但复杂动荡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争斗已经不再可能任由他个人意志甚至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所左右,只得黯然退场。
他最终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土崩瓦解,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全国性胜利。他无不伤感地说道:“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既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吸引力,也不是由于美苏两国的外部影响,而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由于国民党背弃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拒绝进行社会改革。
”[26]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司徒雷登大使短暂的外交生涯打上了悲剧的烙印,在美苏关系急剧走向对立、国共两党面临生死纷争之际,即使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其充其量也只是个“助手”而已。
“在全中国普天同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日子里,他向隅而泣,哀叹自己倾住了全部心血的事业付诸东流,哀叹自己的梦想在现实中破灭,最后凄然回国,郁郁以终。”[27]
司徒雷登的晚年是寂寞而悲伤的,脑血栓造成了他半身不遂与失语症。1962年9月19日,他因心脏病去世,终年86岁。香港校友会的挽联写道:“千万里外东方敷教,肩荷十架精神,为师、为学、为政,伟绩堪传万世;五十年来中国忆录,备载毕生抱负,立德、立言、立功,宏猷可遗千秋!”[28]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在司徒雷登心目中,中国是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在形成本世纪和下个世纪的历史上,他们将产生巨大的、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9]而今,历史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人们在感慨司徒雷登在中国发生的悲剧的同时,也不能不为他曾有过的远见卓识的夙愿终成现实深感欣慰吧。
参考文献:
[1]《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傅国涌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第289页。
[2][12][15][19][20][26] [28]《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304页;第421-422页;第418页;第395页;第404-405页;第407页;第418页。
[3][5]《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第77页;第60页。
[4][6][7][8][9][10] [14] [17][24][27]《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资中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10月第1版。第330-331页;第336页;第333页;第340页;第335页;第339页;第343页;第346页;第342页;第344页。
[11]《有关毛周邀请司徒北上的真相》,《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第119-125页。
[13]《司徒雷登传》,李跃森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90页。
[16]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2016年11月第3次印刷。第0557页。
[18]《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再版序言》Ⅱ,资中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10月第1版。
[2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第1385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九分册,中华书局,1989年5月版,第503页。
[23]欧阳哲生《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
[25] [29]《11个美国人与现代中国》,李庆余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2月第1版。第231页;第215页。
附 个人简介
陈世杰,男,汉族,1966年出生,中教高级。现为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教研室历史教研员,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