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文集pdf 余英时:恢复人类文明的元气
世界复杂得很,我们没有一定的理由悲观,也没有一定的理由乐观。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重要使命就是恢复文明的元气。
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从历史看二十世纪,套用狄更斯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二十世纪初是充满希望的时代。科学、民主、进化论这些主导性的思想传到中国,才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连串的变化。当时中国人深信社会必然不断进化,民主与科学都将在二十世纪中实现,多数人充满着新希望,这就是所谓的“最好的时代”。
经过百年,我们来看看结果如何。科学的确有伟大的成就,医疗发达让人类寿命延长,物质生活各方面都改进了。但是,科学也带来原子弹、细菌、对自然生态的大规模破坏。电脑是传播的革命,好处是把世界缩小了,但它同时也传播色情等不健康的事物。什么事都是两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以整个世界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屠杀、破坏、摧毁旧制度的时代。人类因为拥有科学和技术而变得狂妄自大,想把社会消灭,重新塑造文明。纳粹迫害犹太人、柬埔寨屠杀、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都不是无缘无故杀人,而是假借信念、进步、革命之名进行的,这就是人类的狂妄。
人类只掌握了不完整的知识,却自以为找到了历史的规律,妄想破旧立新。现在许多人开始质疑是不是真的有历史进化论。从这方面来看,二十世纪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清朝末年思想家章太炎认为“善进,恶也进”,善与恶同时进化。现在看起来,他的话比较有道理。人如果太相信自己,就会产生狂妄的心态。
经过二十世纪,我们知道世界不可能完美,完美只在上天堂的时候才有。人类要不断创造,不断一点一滴地改善社会,但旧的困难才去,新的困难又接踵而来,许多问题不停发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困难,没有什么进化论可以给予我们安慰。
二十世纪终结时的悲哀是理想主义消失了。世纪初有很多理想主义者对时代充满希望和理想精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可是今天所看到的是美好理想的破灭。
二十世纪,以理想主义开始,但以血腥、暴力告终。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力革命,短期内恢复不了。物质资源毁灭了还可以很快创造,文明秩序、伦理和道德这些精神资源没了,要经过几百年的培养才能出现。
下个世纪人类往什么方向走是没有答案的。我认为,中国的变化还没有尘埃落定,还在寻找当中。二十一世纪是不是会更好,我更不敢说。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冲突都会出现,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美国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冲突,种族恐怖主义不会消失。
文化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个人和群体间应该如何定位,是人类要面对的问题。
世界复杂得很,我们没有一定的理由悲观,也没有一定的理由乐观。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重要使命就是恢复文明的元气。二十世纪是大规模的破坏,下一个世纪必须步入重建文明秩序之路。
人不一定能从过去学到教训:慈禧太后镇压康梁改革,国民党也曾镇压民主,“四人帮”则更严厉地镇压民主与人权。
总之,民主与法治一天不建立,专制或极权的统治者便一天不会从历史上取得教训。
他们唯恐失去权力与既得利益,对历史不可能有真正的兴趣。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从历史上看到有益的教训,但却影响不了历史的进程。这是人类的悲剧。
作者介绍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潜山,当代华人世界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
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
余英时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他著作等身,凡数十种,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
本文来源:《书城杂志》2000年第1期
主编:潘冬晖 责编兼美编:王倩钰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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