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唐纪 毛主席为何将《资治通鉴》读了17遍?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包括随文加入的胡三省注),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后排印出来的。这个点校本一印再印,发行量很大。
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同一史书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1019~1086年),立志要写出一部内容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用,形式有简明扼要之长的通史。他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将自己编成的从战国到秦亡这一段历史的编年体《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得到英宗的赞赏和支持。
英宗鼓励他继续编下去,给他配备了几名得力助手,专门设置了书局,并赐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第二年(1067年),神宗继位,以其所编具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又新赐书名曰《资治通鉴》。
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终于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即司马光去世前两年,将编好的《资治通鉴》全书呈报宋神宗。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同年十月,宋神宗敕命将校定的《资治通鉴》书稿予以刻印。可以说,司马光倾其毕生精力,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部巨著。他在《进书表》中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实属记实之辞。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逐年记载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这1362年间发生的大事。除采用正史资料外,还博采杂史222种以上。书中记事,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详而不乱。因此,这部编年体史书,体大思精,不但史料充实,而且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明确具体,让人爱看,看了还想看,又很耐看,其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符定一对毛泽东十分器重,特地借给他一部《通鉴辑览》。毛泽东反复阅读,由此开始奠定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的兴趣。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毛泽东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让孟锦云终生难忘。
毛泽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并且送给他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在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孟锦云请教毛泽东说:
“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
“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孟锦云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孟锦云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讲到?”
毛泽东说:
“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
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说:“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孟锦云又说:“《资治通鉴》里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还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
孟锦云说:“那种皇帝当然好当,谁都能当。三岁就当皇帝,真是荒唐。”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打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孟锦云又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个问题:“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相互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
孟锦云说:“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
毛泽东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也感叹道:“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孟锦云说:“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什么事,很难预料。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说:“自宋朝才有了刻版印刷,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成就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孟锦云转了个话题:“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孟锦云:“‘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争吧?”
毛泽东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请教道:“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末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但毛泽东又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不离开秀才啊!”
最后,毛泽东总结性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抗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现在,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可以说,《资治通鉴》伴随毛泽东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