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资料 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

司马迁第一次漫游是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约20岁左右。此次,他从关中出发,先后漫游了江淮及黄河中下游各地。到达屈原流放的沅水、湘水时,在屈原投水而死的汩罗江上感慨凭吊;登临庐山、九嶷山、会稽山时,积极搜集有关帝舜、夏禹的传说;访问淮阴韩信故里时,得知韩信早年在家乡的许多故事;瞻仰曲阜孔子故乡时,得观保存下来的古代礼器文物;过徐州时,考察了楚汉相争的战场;在魏都大梁城中,见到了信陵君的遗迹。

由于亲临亲至,亲见亲闻,他后来撰写《五帝本纪》、《屈原列传》、《淮阴侯列传》、《越王勾践列传》、《信陵君列传》,以及描述楚汉战争等,均从民间获得了大量文献所不载的史料,这一点是《史记》成为不朽之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司马迁回到长安后,很快入仕为郎中,为他创造了第二次出游的机会,紧接着奉汉武帝之命,随军“西征巴蜀以南”,得以遍历西南边远地区,为撰写《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积累了丰富的宝贵资料。司马迁第三次漫游,当是元封元年(前110),扈从汉武帝到泰山封禅。

北出长城,登单于台,东经碣石而到辽西,遍历中国北部及东北部许多地区,对撰写《秦始皇本纪》、《武帝本纪》、《蒙恬列传》等大有帮助。司马迁在三次漫游中所取得的收获,全都反映在《史记》书中。

他通过书本所获得的史知识和理性认识,同亲自耳闻目睹所获得的直接材料和感性认识联系起来,二者结合成个有机的整体,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找到了空间上的坐标。通过这些空间座标,进入时间隧道,于是,脑海中出现了古代幕幕的往事,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场景。

其三,司马迁横遭李陵之祸,变为刑余之人,内心忧愤不平,只有通过纸笔把它倾诉出来,昭然于世。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时,已是38岁,立即着手整理司马谈留下的遗稿。不久,又奉汉武帝之命,参与制定新历法,至42岁时新历法制成,汉武帝下令实行,名为《太初历》,改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变为夏历以正月为岁首。

司马迁认为这一年,即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又是西汉新纪元的开始,大有作为的时刻到来了,正式动笔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因汉武帝指挥调动失误,致使将军李陵战败而降匈奴,汉武帝大怒,众人皆称李陵罪不可赦。

只有司马迁认为李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鞣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背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①。

司马迁所列举的事,件件是实情,所分析的因与果,也都合于情理。但是,汉武帝怀有私心,不愿罪及心爱的李夫人的兄弟李广利。李陵战败,主将李广利应承担主要责任,既然司马迁为李陵开脱,言下之意就应该追究李广利。

可是汉武帝不想这样做。于是,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所言诬罔无道,欲诋毁李广利而为李陵游说,下令处司马迁以腐刑。对此,司马迁悲愤至极,“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哀叹自己家贫,财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查言终于“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更重要的是司马迁亲身体会到了世态炎凉、官场的腐败与黑暗,决心用《史记》来揭露邪恶,伸张正义,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寄托。司马迁绝不是苟且偷生之辈。在汉武帝暴力摧残下,他并非没有想到死,但他深知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尚未完成,个人的荣辱事小,历史使命事大,所以顽强地活下来了,并用古人遭难而发愤的事迹鼓励自己。

他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髌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些不朽事迹,成为鼓舞司马迁完成《史记》撰写的巨大推动力量。特别是受刑之后,汉武帝以其为中书令,成为皇帝身边的近侍,相当于秘书角色。

然而此类官职,一向由宦官充任,因此,对司马迁更是一项经常性的刺激和侮辱,令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作为深通“士不可辱”道义的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以常人所不具备的非凡毅力,忍辱负重,在悲愤中完成了千秋大业,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大智大勇大义,为后世留下一部不朽的史学著作。

透过《史记》的纪事和描述,可以看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后,对社会和历史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和认识。因而在他的笔下,凡属真善美的事物则尽情颂扬,凡属假丑恶的人和事则无情鞭挞,使《史记》更多地表达了千百万人的愿望,具有强烈的人民性,更接近了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