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的故事熊杏林 【追忆】“中国核司令”程开甲与国防科大的往事
“她宣传了我们那一代人、我们核试验群体为国家强大、军队强大所做的一切,宣传了‘两弹一星’精神。代表了贵校科学求实的学风和教授水平。我和我们团队很感谢她。”——摘自程开甲院士给邓小刚校长、刘念光政委的信
得知程老驾鹤的消息,熊杏林泪流满面,这位老人,这位在戈壁滩隐姓埋名20多年、将毕生奉献给国防科技的老科学家,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熊杏林系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教授,研究程开甲院士18年,遍访了程老故人,踏遍了程老工作故地,出版发表了许多关于程老的著作与文章,与程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熊杏林作品
初见程老,是在2000年9月原总装备部召开的一次研讨会。当时,“两弹一星”表彰大会刚刚开过不久,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名字首度揭秘。谈及原子弹与戈壁滩时,82岁高龄的程老十分亢奋。“他心中那团深埋已久的火焰把我震撼了,我决定写他。”
然而,熊杏林的热情却“遇冷”了。程老认为核试验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事,只写他一个人,是绝对不妥的。另外,程老担心熊教授是搞历史的,而他是搞核物理的,两人不好沟通。
无巧不成书。不久,某出版社策划的《“两弹一星”元勋传》准备出版,其中撰写程老的部分,在报送程老审查时,被“枪毙”了,他说“这个人不是我,是一个大花脸。”紧急之下,熊杏林教授被紧急启用,就这样,熊杏林成了第一个聆听程先生讲述自己的故事、中国核试验故事的“圈外人”。
2002年程开甲在病房接受熊杏林的采访
在熊杏林的印象中,程老是一个生活和工作都非常严谨的科学家,采访工作也是严格地按照计划进行。“随着访谈的深入,我们的配合日益默契。到后来,尤其在谈到核武器研制和试验时,我们都深深体会到我们工作的重大价值。”
由于核试验事业的保密性,许多珍贵史料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而是封存在亲历者的记忆中,他们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活档案”。所以,熊杏林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对程老进行主体采访。之后,又采访了他的早期同事、领导、学生,还两次去了核试验基地,实地参观了程老在马兰工作、生活了20年的每一个角落,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在研究程老的18年中,我一直都在被感动、被教育着,我认为这是我一生所做的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熊杏林在家中采访程开甲
将人生价值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是程老给熊杏林最大的触动。在采访时任南京大学物理系党总支书记王承恩时,熊杏林了解到,当时南京大学的教授很少,学校把程开甲当作归国高级知识分子,给他定为二级教授。但他在填表时,执意不要二级,只肯领三级的薪金,他说:“国家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这份薪金够用了。”
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毅然回国,回国后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专业方向,一次次从零开始,甚至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几十年。每一次面临选择,程开甲都从未犹豫。程开甲曾对熊杏林说:“我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放弃自己熟悉的,前方的路会更加曲折、艰难,但‘两年规划’的紧迫性,我也是很清楚的。面对祖国的需要,我除了服从,我没有任何的选择,而且我一直很愉快。”
程开甲与他的小黑板
程老家中有一块黑板,这块黑板跟随着他从马兰到北京。随时辅助他的思考,记录他的科学灵感。有时半夜都要从床上爬起来写写算算,“他的大脑永远在思考。”熊杏林说。
直到病重,程老仍念念不忘罗布泊的时光,“在病房里,我把书中的插图翻开,让他一幅幅辨认图画。当看到两个场景,程老激动起来,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所用的铁塔,塔架上放的是原子弹,另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爆心。当时我明显感觉到,老人的眼神里释放出一种异样的光芒。他与我交流说:这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
核爆炸试验现场(左三位程开甲)
如今熊杏林还在继续为老一辈科学家的传承而奔走,她编写了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程开甲的故事》,读到它的孩子们说“程爷爷是一个与众不同、与其他爷爷不一样的爷爷。”而她也在期待,期待着程老的爱国精神、科学品格在下一代的头脑中留下记号,遇土生根、遇水发芽。
“21号任务”中的哈军工人:
那段难忘的科研时光
“我很早就与国防科大有联系,还在军事工程学院时期,我抓核试验攻关,学校是我依托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一、二次核试验,交给学校的任务,学校都完成得很好,记得当时有赵伊君等人。”——摘自程开甲院士给邓小刚校长、刘念光政委的信
1963年春,国防科委给“哈军工”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一是原子工程系核爆炸杀伤因素测试分析专业的45名学员提前于4月上旬毕业,参与核试验;二是迅速组织科研力量,完成代号为“21号任务”的绝密级科研攻关。
“21号任务”,正是程开甲确定的核试验“急需安排的研究题目”中关于“研制出能够准确测量原子弹爆炸后的光辐射和冲击波效应仪器”部分。对这项科研任务,“哈军工”党委高度重视,组成了由院长刘居英挂帅,技术部部长李焕、保卫部部长陈怡和原子工程系主任祝玉璋、科研处处长冉萍参加的5人领导小组,并在全院范围内选兵调将。3位理论基础厚实、有强烈创新精神的年轻讲师扛起了这一重大任务,他们是傅信礼、花栅、赵伊君。
就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协同会战打响了。上不可告父母,下不可告妻儿,傅信礼、花栅、赵伊君 “三位大将”一人领着一摊,开始了任务攻关。研究期间,大科学家程开甲的学术民主思想与作风令哈军工的科研人员深受感染,特别是程先生充分调动各合作单位和合作者积极性,联合攻关的工作方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八月试验”现场(右十三为刘居英、右四为张文峰、左三为赵伊君)
赵伊君记得,1963年10月,在一次综合性化爆模拟试验后,程开甲先生一改往日以批为主的讲话作风,对所有参试人员大大表扬了一番,让全体人员大受鼓舞。试验成功后,傅信礼、花栅、赵伊君等十余人在“哈军工”驻京办事处对面的饭店集体享用了一顿包子大餐。这是自领受研制任务以来,他们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北京模拟试验期间,傅信礼(左一)、花栅(左二)、张铭智(左三)、赵伊君(左四)在北京西山留影
如果说生产、设计、论证测试仪器阶段还算顺利,那么,在“死亡之海”罗布泊的日子更是对身心的双重考验。1964年4月,傅信礼、赵伊君、花栅等20余人带着“哈军工”研制的测试设备,与核试验技术研究所的人马一道,提前半年进入罗布泊核试验场,进行安装、调试和演练。
关于来到戈壁滩后的生活与工作,我们可以从《程开甲口述自传》中感受一二。
“首先,是风沙。五六月份的罗布泊地区,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吹来的狂风,经常在十级以上,整天吹得天昏地暗。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前的挡风玻璃和油漆全部打掉,风还经常将帐篷掀掉。
接下来,是高温。七、八月份酷暑炎热,地面被太阳晒得烫脚,地表温度在60-70°C,迎面吹来的风,像是在烤箱中烘烤,即使躲进帐篷,也犹如蒸笼一般。大家在‘烤箱’、暴晒中干活,没几天就要脱一层皮。
再次,是水。与我第一次进场区考察时相比,孔雀河的水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盐的浓度变大了,又涩又咸。喝了它,就拉肚子,严重的一天拉十几次,而当时孔雀河是场区唯一的水源。”
实际上,这半年中,参试人员测试设备,恶劣条件也在测试参试人员的意志。住帐篷,喝苦水,白天骄阳似火,夜里寒风刺骨,刨坑埋仪器,肩扛手提架设备。气候再恶劣、条件再艰苦、困难再大,他们都能正确对待。整个场区热火朝天,全体人员斗志昂扬。
人人都在期待着那一声震惊寰宇的春雷。
“哈军工”研制的冲击波压力自记仪
终于,1964年10月16日,一个被历史永远铭记的时刻,罗布泊上空升起了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哈军工”研制的仪器设备经受住了考验,准确无误地记录了有关数据。
“那一天,大家躲在距爆心80公里的工号里,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地等待那神圣瞬间的到来,就在那一闪光,一声巨响后,大家飞快跃出工号,乘车奔向自己的设备,记录终于拿到了,压力自记仪记录的曲线是如此理想,以至于有的专家看到与理论曲线十分吻合,用既怀疑又钦佩的目光审视着……”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试验成功
据了解,赵伊君等人先后参加了两次核试验任务,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立下功劳,而“21号任务”里的日子,也成为他们永生难忘的记忆。
程开甲与李传胪:
亦师亦友的情谊 醇厚绵长
“李传胪同志在科研工作中艰苦奋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作出重大成果,对科技发展方向有预见性、开创性、自力更生建立起脉冲功率,电子束源的设备,在国内首先作出虚阴极脉冲源,很是难能可贵。”——摘自程开甲院士为李传胪教授写的推荐信
程开甲院士为李传胪教授写的推荐信
在国防科大前沿交叉学院李传胪教授的书柜里,至今仍保存着一张分量沉甸甸的推荐信。这份成书于1993年4月的推荐意见由程开甲亲自撰写,工整有力的字体记录着当年程开甲院士推荐李传胪教授申报国防科工委光华科学基金一等奖的往事。
这段往事背后深藏的是程开甲院士与李传胪教授之间一段跨越多年时光亦师亦友的情谊。
现年87岁的李传胪教授,是我国著名电磁领域专家、国防科大高功率微波技术研究的创始人。他与恩师程开甲院士相识,已有40多年。
李传胪是在抗核加固专家组中认识程开甲的,彼时,程院士担任21基地师里面的副司令、国防科技委委员、抗核加固专家组组长。70年代末至整个八九十年代,因为高功率微波技术研究工作,李传胪教授多次得到程开甲院士的关心与指导。
程开甲院士赠与李传胪教授的九十五寿辰纪念册
1986年,学校召开强流相对论电子束加速器鉴定会,会前,李传胪想邀请程老先生前来学校做鉴定专家。“程开甲院士职位高,是大人物、大科学家,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教研室主任,能请得动他吗?”李传胪教授迟疑了,对着电话机犹豫不决。
“不试试怎么知道。”在爱人的鼓励下,李传胪教授忐忑地拨打了程开甲院士的电话。电话通了,李传胪教授说明了来意,没想到程开甲马上答应下来,爽快地说道,“很高兴能有机会去学习学习”。鉴定会当天,程开甲果然来了。
1991年,在程开甲院士主持的虚阴极高功率微波源鉴定会上,有专家对虚阴极产生机制和结果以及原来拟定的测试方法及结果提出了质疑。面对质疑,程开甲对李传胪团队所做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支持。好事多磨,经过全面细致的解释与加班加点的苦战测试,结果终于不负众望,通过了鉴定。
两年后的某天,程开甲院士与陈芳允院士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一同来到学校实验室,搞了次突击检查。他们随身携带计算器,亲自做起了电子元器件的效应实验。整个实验操作亲自上手,摆仪器、开示波器测量……就连李传胪上前帮忙检查实验效应物,也被他们拒绝。程开甲亲自拿起发烫的效应物,烫得直换手。“该!该!谁叫你不让我帮你拿。”李传胪开玩笑地说。
李传胪教授(左2)与学生一起拜访程开甲院士(右3)
程开甲对工作的严格要求,让李传胪记忆犹新。彼时,李传胪负责制定全国“八·五”高功率微波技术发展规划,在研讨会上,他向专家组逐项汇报和说明规划内容。程开甲当时是专家组成员。听取汇报过程中,他注意到一个数据指标提高了,“你们的数据指标是如何确定的?”他问。李传胪当场愣住了,急得满头是汗,仔细考虑了半个小时才开始讲解。在黑板上边演算边讲解,终于把问题讲解透彻。
八九十年代,科研条件艰苦,经费紧缺是高功率微波技术研究面临的“老大难”。程开甲几次为李传胪的研究项目雪中送炭。1992年4月,教研室需要购入研究仪器,可苦于经费不足。李传胪向程开甲反映了这一情况,程开甲二话没说,写报告给国防科工委的综合计划部申请科研经费补助。
机关看到报告后迅速拨批了100万,购入了一台矢量网络分析仪。从90年代到现在,这台“老家当”至今还存放在高功率微波技术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继续发挥着余热。李传胪感叹道:“我们的项目能顺利开展,离不开程院士的帮助与支持。”
程开甲缘何对李传胪所在的高功率微波技术研究队伍青眼有加?在一次新年会餐中,李传胪听到了答案。那个年代,教研室一穷二白,没钱发奖金加班费,吃团圆饭也是每个同志在家做好一个菜端到教研室来。那次会餐,程开甲院士和高万余秘书也来了。大家坐在一起,吃百家饭、尝百家菜、喝百家酒。程院士高兴地说,“你们这支队伍很不错。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干劲足、士气旺、非常团结。”
如今,虽然行动不便,退休后的李传胪教授依然“两点一线”,几乎每天往返于家与办公室之间。科研,是他最大的爱好。“我这辈子好运气,认识了程开甲、王淦昌这些泰斗科学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才能干了一些工作”。谈及这些亦师亦友的老领导、老师们,李传胪满怀感恩,过往的情谊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反因为岁月的发酵而醇厚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