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从来不提他老婆 陈晓卿自曝纪录片走红带来烦恼网友追问舌尖3
“我现在微博上都不敢说话,发一条,今天我儿子生日……下面就留言:别废话,《舌尖》3呢?发一条,今天我见了偶像谁谁谁……下面就留言:别废话,《舌尖》3呢?其实我是个挺丰富的人,我不是一辈子只有《舌尖》这一个事儿……”
陈晓卿说这话时,身不由己的无奈、被人催逼的焦虑、欲说还休的苦闷、自我解嘲的释放在他脸上变幻,每一幅定格都可以拿去做表情包。
很多人知道他,因为他是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可对于他,拍摄纪录片是工作,《舌尖》系列只是央视纪录频道的产品,是一个团队、很多人的集体智慧共同打造的,和频道其他类型化的纪录片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而《舌尖》的持续火爆带来的却是他不喜欢的应酬、忙碌和压力,而由此形成的话题、焦点和那些所谓的边界效应,都是他挺烦挺烦的事儿。
1.舌尖上的新年
陈晓卿工作的地方在北京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的44层,那个工作平面被黑色的钢筋柱粗暴地分割,像众多铠甲武士冷漠和轻蔑地层层站立。
他带着繁杂的事务和掩不住的疲累坐在你对面,掏出两部手机叠放在桌上,说采访后他还要开N个和他关联不大的会议。
交谈的过程里,两部手机不时交错响起,他和你说几句,按断一部手机的吵闹,再和你说几句,又拿起另外一部手机。
他因你的问题而产生出记忆被乱入的现实割裂成碎片,吃力地浮搁在远离地面的44层。
一会儿,平面的不同的格子里涌出一些人,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流去。
他匆忙起身,说声抱歉,“就这样吧,我要开会去了。”说着大步走过去,汇入那一小群人中,他本来高大魁梧的背影,走着走着就在那些钢筋构筑的宏大叙事中变小了。
想起他刚刚说,如果可能,他很想回到上世纪90年代,因为那时“可以用半年的时间只想一件事。”
这多少让人有些惆怅,再去看勉力射进大楼的阳光,就想文艺地替他接一句:“从前的日子过得慢……”
陈晓卿是个工作简历至今只有一行的人,他说算上实习,他将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30年。他学习和工作的简历可以简单清晰的枚举如下:1986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主修摄影,同年被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摄影美学,1989年毕业后进入中央电视台,担任《地方台30分钟》编导。
1991年开始拍摄纪录片。代表作品有《远在北京的家》《龙脊》《森林之歌》《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2》等。
在上高中时,他曾有过成为作家或诗人的梦想,而启发了这梦想的是他高中的一个语文老师,那时候他天天呆在老师家读老师的藏书,他爱上了文字,觉得那很美好,在抄下整本的《歌德诗选》时,他觉得自己似乎有了卖文为生的基因。
1982年,他考上了大学。因为个子高,眼睛好,被从他志愿填报的北广新闻编采专业调入了摄影专业,这让他非常失望。进了学校,他发现此间的少年对于文学艺术的所想所思,所谈所论和他全然不同,在和高中的老师写信哭诉过自己的孤独和失落后,他再不提文学二字,潜心摄影,“在专业上超过别人而有了成就感。”
“毕业就分去做纪录片了,刚开始是做《远在北京的家》这种社会题材的纪录片,再往后做伟人系列的,像《刘少奇》,做了很多;然后再往后我是做历史,像《森林之歌》,还有自然历史题材的东西。这几类纪录片的区别其实非常非常大,但是我都愿意去尝试,我都愿意去做。”
拍摄《远在北京的家》是在1992年,“找了22个第一次去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从过完春节她们离家起开始跟拍,一直拍到她们进入北京、在家政服务中心找到第一份工作,拍到一年后的春节,她们又回到农村的家里。摄制组是临时组建的,拍摄都在业余时间完成,经费很有限,出差只能坐火车,还常常自己往里贴钱,有时候还要把设备科的人灌醉了偷出摄像机去拍。
年三十晚上,无为人要煮红豆饭,做肉烧豆腐棍子,很香。但我们拍摄时间紧,没时间吃饭,也不能占老百姓便宜。摄制组的人盯着机器拍别人家团圆,自己抽空啃点儿方便面。那滋味!”
而拍摄《森林之歌》是他第一次接触自然类的纪录片,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不知道拍摄野生动植物的难度那么大。常常十多天不洗澡不刷牙一身动物味儿,才能接近那些要拍摄的动物。也曾说特别后悔:“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说三个字,我不干!如果在这上面加一个期限的话,那就是:永远!”
说归说,抱怨归抱怨,依然投入地勤奋地去拍片、去做事。号称只能靠做点纪录片养家糊口的他,是个肯下笨功夫做事的聪明人。
工作之外有个爱好,是吃,“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吃的。”
“第一次背着父母做凉拌菜,自己采的枸杞叶子,焯一下,放点简单作料,那时我还不到7岁。”他对吃的好奇心确实萌发得很早。
上大学,家里每个月只给他15块钱生活费,他会努力从中挤出两块钱,和同学搭伙找个地方打牙祭;有了工作,每月的工资几乎都用在吃上;而后,因为参与一些美食节目,吃了不少从未见过的“高级”菜,他称那一段吃的是虚荣心。2002年,他因制作一个大型系列谈话节目,认识了沈宏非和蔡澜。发现享受美食的过程也可以囊括许多体验和观念,甚至人生态度,从此产生了强烈兴趣,也写起了美食专栏。
“我在吃上一直没有禁忌,而且有很强的好奇心。直到现在,我还没发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要说偏爱,也是偏爱没吃过的食物,偏爱不重复的食物。”
对美食持续的热爱,书写美食和由此带来的对人生的思考,加上多年纪录片工作的积累,《舌尖上的中国》诞生仿佛是他之前所有一切叠加起的必然。
“一是在饮食上的积累,可能在拍电视里我最懂吃的,在懂美食的人里我最会做电视,而且我对食物的性状、描摹可能是在做电视美食的人里是最生动的。二是在做纪录片上的积淀。这种类型化的纪录片,我是2004年从《森林之歌》就开始做了。
《舌尖》是个工业化的产品,不是纯手工的,它需要各个工种的协调配合,它需要有很长的周期设置,不像以前拍片儿,端着机器就出去了。《舌尖》不是,它之前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做很多很长时间的调研,总之是积累到一定时间的一个产品吧。”他这样总结。
2011年,在一个访谈中,他说,“我完全有能力做一个非常好的美食节目,但我不想把唯一的爱好做成工作。”
那个访谈中,还是《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说:“陈晓卿的状态是我向往的境界——或一头扎进什么地方拍个纪录片,或约一帮老男人喝大酒,或写写博客回忆美食和故乡……”
2012年,《舌尖》第一季点燃的美食旋风横扫了整个中国。
2014年,《舌尖》第二季再创收视新高,超越同时段的热门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甚至成为了央视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纪录片之一。
他曾说,“如果真的让我做一个管理者,不是站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痛苦。”而作为央视纪录频道的节目运营部主任,现在,组织生产占用了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采购、筛选片子,每周光是播出前审片子就要28个小时。
“别聊电视了行么?人家说50岁知天命,我总觉得,现在我比以前更糊涂了。”50岁的陈晓卿说。
2015年的12月30日,他的新书《至味在人间》首发,而随后而来的许多日子,为新书的宣传,是一场又一场美食的谈天。
2016年元月7日,他称为是《舌尖》2S版的美食电影《舌尖上的新年》上映,他说,这是用一场盛宴,来作别记忆中的年。
问他,如果给他支配时间的自由,现在他最想做什么?
“睡觉!”他答。
“难道不是去吃美食?”
“睡觉,只想睡觉!吃是排第二位的。”他那张传说中只要一说起吃马上会神采焕发的脸上此时写满了困。
看来,这个已经从《舌尖》上开启的新年里,陈晓卿最没法照顾的就是自己的舌尖了。
2.最好吃的是人
“最好吃的是人”这是陈晓卿美食理论的核心,“去哪儿吃?吃什么?和什么人吃?”对于这三个吃的终极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一定是“和谁吃”。
“人间至味往往酝酿于人与人之间,最好吃的永远是人。”
在他的友谊里,饭搭子是最好吃的人的一种,“那是能吃得到一起的人。属于一叫就来,吃完了拱个手就走,饭间其实没有太多的交流,绝对不是相濡以沫,而是相忘于江湖。”
他还有些和吃有关的更深的友谊,要从 “老男人饭局”讲起。
“十年前,我有幸接触了一些有趣的人,这些人职业各自不同,却都很孤傲。他们因为英特网相识,每周少则一次,多则四五次聚餐,漫无边际地探讨人生到深夜。我因为粗通些饮食常识,并且对北京的美食分布比较熟悉,能够迅速找到性价比合适、同时风味相对独特的餐馆,被发展成他们当中的一员。这个后来被称为‘老男人饭局’的组织,成员非常固定,大都是六七十年代生人,我在里面算年长的。”
在老男人的饭局中,常来常往的人有张立宪(老六)、王小峰、罗永浩、杨葵、全勇先、王小山、牟森等,当时正是博客风行的年代,而饭局中的大多是那个时代的著名博主, “大家热络络地坐在一起,分享观点、态度、人生,有诉说、也有倾听,有默契也有共识。”“当然,饭桌上也是芸芸众生相,就像纪录片一样,主题永远都是爱与恨、生与死、欢聚与别离。”
饭局鼎盛的时期,默契到短信上一个问号、一个叹号,大家便各自出发,带着胃拎着酒,聚在一起。“其实最好吃的东西还是人嘛,你跟一帮没法说话的人一起吃,再好吃的东西,那也不好吃了。最好吃的东西肯定都是和你桌上的人的言谈笑语有关的。”陈晓卿说。
读库的老六说,“其实人生,不管你活得多么鲜艳、活到了什么所谓的精英,在中国的观念里,这些最终也就是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索性,这帮老男人,彼此找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感觉,就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大家凑一块儿叨吧叨,叨吧叨……”
这样的饭局简单坦诚毫无负担,格外让人留恋,因而,常常在彼此忏悔过聚得太勤喝得太多后,马上一个问号一个叹号就毫不犹豫奔去下一场饭局,沉醉不知归路。
后来,大家都忙了,越来越忙,如今已经走过10年的“老男人饭局”,不再有当年的火爆,日渐冷清直至日暮途穷。但这些人从陋巷到豪街,从小馆到旗舰,从故乡到他乡,从山野到江湖,共同吃过的成百上千场的局,让他们的情谊升华。
作家杨葵说,“和陈晓卿认识,是老六介绍的,在一个饭局上,一见如故。认识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吃饭、喝酒,老是几个老男人凑一起,固定一帮人相互损,个个都是人精,特好玩,不谈工作,每个人都觉得很轻松。这些人都太熟啦,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所以不像其他的饭局,见面就互相抬举,我们这儿说话狠,一般人可受不了,来了以后觉得暴受挤兑,都在互相挑毛病,所以这个老男人局不对路的人很难进来。”
他说陈晓卿文字:“可能因为他在央视,工作简历只有一行的缘故,文字里有浓郁的赵忠祥老师《动物世界》解说词的味道,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写作风格。我和他家乡离得很近,他写的东西里有很多故乡地理故乡美食的成分,看得无比亲切,很多细节上居然调动了我眼泪的储存。”
老六说:“但凡搭伙吃饭,最困难的是两个环节:定饭局地点、点菜,往往是大家谁也拿不出个准主意,一旦有人挺身而出,就成了话靶子。有了晓卿老师,这两个重担都被他一人扛之若饴。”因此,他称陈晓卿为饲养员,多年被他饲养的结果,就是“胖不欲生”。
三联生活周刊的王小峰说,“我第一次认识陈晓卿,是在航天桥的一家饭馆吃饭。当时在场的人(有八九个人)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肤色问题,是他在饭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自己黑(自黑的典故就是从他这里来的)。我当时觉得挺奇怪,一个人没事干嘛老毛黑自荐?比如他会讲很多跟自己肤色有关的笑话,‘我只能吃白巧克力,吃黑巧克力总咬自己的手’‘我做红烧肉从来不放老抽,把脸往前一凑,肉就变红了’‘如果你眼前一黑,不是大脑缺血,是我出现了’……因为他老在饭局上以黑为美,一来二去,他就黑名远扬……”
除了解释他自黑的来历,也不忘顺便挤兑他:“陈晓卿在北师大举办了《至味在人间》新书发布会。结束后,我们都去吃饭了,他还在给粉丝们签名,其实也就二十来个粉丝,他签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都快吃完了,陈晓卿才赶来。问他为什么来这么晚,他说自己的名字笔画比较多,签起来比较慢。实际上他每签完一个,都要跟粉丝促膝谈心几分钟,还要自拍合影,最后恋恋不舍跟粉丝话别——一个没红过的人,是多么享受这个时刻啊。”
于是陈晓卿这样的食材,在时间,在这些文化人不同的心境的发酵中成了不同的美食,他们细碎地写他,他的味道便在这些书写中渐渐丰沛,可吃好吃还有了余味,分出了越来越多层次。
除了朋友,最好吃的当然是和家人一起。
是童年潜伏下的记忆,“我相信,每个人的肠胃都有一扇门,而钥匙正是童年时期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无论你漂泊到哪里,或许那扇门早已残破不堪,但门上的密码锁仍然紧闭着,等待你童年味觉想象的唤醒。”
是至亲收藏的关爱,“个人的饮食偏好,尽管像胎记一样私密,但至亲永远知道它在哪里。”
是在老爸关爱里喝下的那碗汤,“我爸从小碗里擓了勺羊油辣子,放在我的碗里,橘红色的固体物在滚汤里慢慢融化扩散……肉是顺着动物肌理切的,一小片一小片薄如蝉翼,半透明得散落在汤的表面,我很小心地吃了一片,很有嚼劲儿,香而且回甜。进而喝汤,浓得像奶一样,非常鲜。苍天呀!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是老妈数完餐桌上的盘子碗,坐在自己旁边,“像当年摩挲猪头一样拨楞着我脑袋,‘哎呦,多了好多白头发呀!’”
所以,当有人让他推荐“味道好”的年夜饭的去处,他的回答永远是,家里。
只是,很多年了,他在家吃年夜饭的时候却很少,“1989年参加工作,一直到2003年,我没有在家过过一个春节。刚工作那几年的春节,我都在值班室值班接电话,订个盒饭就算了;后来轮到同事值班,我却在外地拍摄;再后来值班和拍摄都少了,却经常是同事加班没回家,我也不好意思走,就陪着他们,找个饭馆随便吃点。年夜饭的馆子每年换,一起吃饭的同事年年变……”
电影《舌尖上的新年》正把中国各地的美食和过年情感传递给观众,但他恰恰是个很少能回家乡过年的人。
猴年春节就要到来了,陈晓卿的年夜饭会在哪里吃呢?(周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