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生卒年月 陈伯达晚年感慨:“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晚年陈伯达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曾不胜感慨地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不仅仅是忏悔,经过监狱生活的陈伯达,确实思考了很多,也想透彻了很多。
在与周扬见面后,陈伯达曾将他的作品《求知难》托付给《读书》,于1982年第10期发表。不久,胡乔木也批示将其《认识的渐变与突变》发表于辽宁省《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2期)。允许尚在保外就医的“犯罪分子”公开发表学术文章(虽然署笔名),这似乎是“法外开恩”,但陈伯达不这样想。
他说,“在狱中写不涉及现时政治的学术文章而得到发表,在世界很多国家并不鲜见;解放前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判了刑,当然也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东方杂志》发表。”
对于周扬冒着风险与自己见面,陈伯达是心存感激的。由此他也产生了一些感想。他对儿子陈晓农说:“陈独秀被审判时,他早年留日时的同学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敢于为国民党的敌人陈独秀辩护,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独秀坐牢,胡适等还到狱中看他。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
笔者很关心,作为跟随毛泽东长达31年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到底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翻阅由其子陈晓农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里面记载了很多父子间坦诚直率的交谈,陈伯达不曾对毛泽东有半句非议。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天翻地覆的1970年代,还是在毛泽东已经逝世多年的1980年代,陈伯达都没有片言只语埋怨毛,虽然他有足够的理由倾倒肚子里的“苦水”。
1980年冬天,一纸起诉书送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手上时,这位76岁的老人哭了。他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直到那一刻,他还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
本文参阅了叶永烈《陈伯达传》、张希贤《陈布雷与陈伯达》、怀倩《陈伯达是怎样当上毛泽东秘书的》、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于光远《初识陈伯达》、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丁凯文《陈伯达与“文化大革命”》、 顾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杨波《我所了解的陈伯达》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邱会作回忆录》《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等书籍和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