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简介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昭明师法 穷原竟委

“文学史”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历史叙述方式出现在晚清,是西化思潮下的产物,是西方文学史模式直接影响的结果。

文学史作为学术研究范式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文学观念的建立、新研究方法的确立。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我们常见的文学史有着很大差异,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新旧融合的文学史建构理论

在《绪论》中,作者第一句话就提出了独特的文学史观念:“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谓文。”(第10页)不同于大多数文学史忽视对文学的定义(其实是采用了一般的认识),也与大多数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定义方式完全不同,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现实出发,从“文”说起,一开始就抓住了中国文学的本质。

(二) 独特的结构模式与叙述方式

《现代中国文学史》有着一套独特的结构方式,他将现代文学分为两大类,一为古文学,一为新文学,分上下两编叙之。古文学中分文、诗、词、曲四部分,文下分魏晋文、骈文、散文,诗分中晚唐诗、宋诗,词、曲叙说较为简单。

新文学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卷首又有《绪论》分论文学、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之概念、范畴,已如前述,此不具论。《绪论》之后复有《编首》,叙现代中国文学史之前的文学史概貌,分总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五部分,意在使现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史贯通观之,以察其变,给读者一个全面的认识和通观的理念,如先生所言:“现代文学者,近代文学之所发酵也。

近代文学者,又历古文学之所积渐也。明历古文学,始可与语近代;知近代文学,乃可与语现代。

”(《编首》,第47页)上下两编篇幅并不相称,上编叙古文学占全书三分之二,下编叙新文学只占三分之一,其中新民体、逻辑文所叙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真正叙写新文学的只有白话文一节,仅及胡适附以黄远庸、周树人、徐志摩等,而此时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这样的结构在现代文学史撰写中可谓空前,亦可称绝后,而先生长期被人误解亦以此。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哑泉,晚号老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夏历丁亥二月初二出生于江苏无锡城内连元街吴氏宅,与弟钱基厚孪生。钱氏为江南望族,可上溯至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王钱俶,代以文化传承自命。钱基博的一生都沉浸在传承传统文化,仁民济物、昌大学术的情怀之中,不曾改变。

钱基博的祖父钱维桢是前清贡生,父亲钱福炯秀才出身,故钱家确可称“家世儒者”。钱氏家教极严,据钱基博回忆:父祖耆公以家世儒者,约敕子弟,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宾客,通声气。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百度草创,未有纪纲,徒长嚣薄,无裨学问。而诫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学标高揭己,沾声名也。

钱基博先生学问广博,且能融旧学新知于一身,其文学史研究正体现了这种学术境界,是一生用力甚勤之处。除《现代中国文学史》和《明代文学》之外,先生还著有《中国文学史》,也是文学史名著。

《现代中国文学史》灌注了钱基博先生全副精力,他以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学术涵养和博通经史、精于集部之学的学术视野,撰写了一部充满争议的文学史,展现了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面貌。

相比之下,《明代文学》则驭重若轻,如成竹在胸,抉奥拣精,新见迭出,足见先生对明代文学的深刻认识。

从两部书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看,《现代中国文学史》足以获得超越文学之外的意义,充满着重构中国文化的学术理念和面向未来的学术精神,今天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明代文学》虽只具有学科内部的价值,但指出学术研究应由博学、体悟中来,而出之以精深简奥的方法,正是向上之路。本文简要评介了两部文学史,希望可以与大家共同体味先生由融通新旧,淹贯经史而构建“集部之学”的治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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