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的母亲 余隆:时光中的旋律
在世界著名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许多音乐艺术家的照片——莫里斯·拉威尔、理查·施特劳斯、夏尔·明希、尤金·奥曼迪、乔治·索尔蒂、詹姆斯·莱文、瓦莱里·捷吉耶夫、里卡多·夏伊、古斯塔夫·杜达梅尔……这些从浪漫派、印象派到当代的音乐艺术家们,每一个,都是爱乐者可以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并时时为其动人旋律而心神摇曳的音乐大师。
而在众多金发碧眼的大师中,手持指挥棒、正沉浸在动人乐曲里的中国指挥家余隆,不由得让走进乐团办公室的客人,对墙上这位与众多大师并肩而立的东方人,多了些关注,甚至敬意。身在其中,余隆的感受朴素而真挚,一如他坦诚的心声:“他们中很多都是我十分敬佩的大师,能与他们一起出现在那里,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其实,这不仅仅是余隆一个人的骄傲。
长 征
熟悉墙上那些艺术家的爱乐者都知道,这些音乐大师是世界音乐夜空里银光闪耀的群星,从阿尔卑斯山到落基山脉、从贝加尔湖边到亚马孙河畔,他们更是不同国度与民族的歌者和骄傲,当他们站上世界最高音乐舞台时,依然能从那些倾倒无数爱乐者的旋律中,听到自己从小就听到的母亲唱过的歌。
对余隆来说,那支歌,最早是从外祖父那儿听到的。
2014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还有几天即将上演本年度音乐季闭幕音乐会的中国爱乐乐团,与它的艺术总监余隆和它的乐迷一起,提前迎来了音乐季落幕时才有的欢乐、兴奋、满足而又依依不舍的高潮——余隆和郎朗、谭盾、文格洛夫、王健、陈其钢、艾莉森·巴尔松等世界著名音乐家,与中国爱乐乐团携手演出“余隆和他的朋友们”音乐会。
那一夜,北京大雨如注,观众们沉浸在保利剧院浪潮般起伏翻卷的动人旋律和忘情的掌声欢笑中,舞台上,那柔和的灯光如朝霞般灿烂。
即使是熟悉并喜爱余隆的乐迷,甚至他的朋友,或者余隆自己,也很难说清这是他执棒的第几场音乐会了。
50年前,余隆诞生在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冥冥中,已注定了他这一生与音乐的不解之缘。他的外祖父、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曾悉心指导两位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才俊何占豪、陈钢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而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则是余隆的人生和音乐的启蒙老师。
五十个春秋之后,余隆已是世界音乐舞台上成就斐然的中国音乐家,回望自己的人生和音乐道路,他的文字充满了怀念和感恩——
“每次到外祖父和外祖母墓前,眼前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心里充满对他们的深深感激。他们成就了我的一切。我对音乐的了解、感悟和热爱,更多地来自外祖父,我永远怀念在外祖父身边度过的那些美好、幸福的时光。我心目中的外祖父,是一位最慈祥的长者和耐心的、伟大的老师。”
28岁时,余隆指挥德国汉堡交响乐团,登上国际音乐舞台,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那时,他刚刚踏上重返祖国的音乐之路,出任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创办了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并连续三年担任指挥,开我国演出新年音乐会之先河。
翌年,余隆在海外录制了外祖父的交响曲《长征》,向自己心目中最伟大的老师致敬。对他来说,这一切,宛若他音乐长征的序曲。
创建并指挥一年一度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对余隆而言,只是他初出茅庐时的第一次远足,其卓越的指挥和艺术管理才能初露锋芒,他带领着无数中国乐迷登上了一个他们从未看见过的高地,大家已开始期待着跟随他攀上更高的山峰,去聆听更多动人的大地之歌。
许多音乐迷正是从北京新年音乐会这一别开生面的音乐演出方式开始认识余隆的。一位资深的音乐评论家二十多年后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他与几位同行相邀去听新年音乐会时,了解余隆的强烈愿望甚至超过了对啼声初试的新年音乐会的期待,大家兴奋地谈论着这位从未谋面,甚至连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的青年指挥家——他叫余隆,他才二十八岁,他指挥过汉堡交响乐团,他刚从德国归来……
北京新年音乐会开我国音乐舞台演出先河的喜悦,并未冲淡余隆对歌剧指挥的痴迷,新年音乐会的婉转旋律还余音袅袅,他却已翻开了连续五年为香港市政局指挥歌剧演出的人生乐章的新一页。
归国第六年,余隆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三十四个秋天,丁善德老人当年播撒在他心田中的音乐种子,在这个金色的季节结出了甜蜜的果实——余隆发起并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
兴奋地走进音乐厅的乐迷并不知道,这令人心神摇曳的音乐节,在那年春天还只是一个深藏在余隆心中的梦想。而此刻,聆听着那些曾经只在唱片上听过的国际著名乐团奏响的旋律,喜出望外的乐迷感觉仿佛是在做梦。
从北京国际音乐节初创至今一直担任艺术总监的余隆,将他卓越的指挥和艺术管理才能运用得炉火纯青。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为北京递给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
十多年来,柏林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柏林德意志歌剧院、威尼斯凤凰歌剧院、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等世界著名乐团和歌剧院,相继登上金秋时节的北京舞台。
余隆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台前幕后运筹帷幄的身影,是镌刻在中国和世界音乐史册上的一个又一个难忘的记忆瞬间——
他专程飞赴纽约,热情邀请年近八旬的世界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重访北京,与二十年前合作过的82岁的指挥大师李德伦共同成就了跨越二十载的世纪绝唱;
他指挥千名中外音乐家演出马勒的《第八(千人)交响曲》,完成了这部巨作历史性的中国首演;
他邀请德国纽伦堡歌剧院登上北京国际音乐节舞台,连续四个晚上演出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全剧,完成该剧问世一百多年后在中国的历史性首演;
他邀请青年钢琴家郎朗在第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奏十部钢琴协奏曲,而那一刻,纽约时报广场上的八个巨型屏幕正同时播放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精彩瞬间,许多行人驻足观看。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余隆曾绝无仅有地身着便装指挥国外乐团正式演出。
当时,日本指挥家大贺典雄指挥东京爱乐乐团在保利剧院演出,突然昏倒在指挥台上。正在剧场外的余隆一边奔向舞台,一边将手表、手机交给助手,待匆匆将大贺典雄送往医院,他便拿起指挥棒,对从未指挥过的这支乐团和台下的观众说:“乐曲在哪里中断,就从哪里开始!”
火 炬
新世纪的第一个夏季刚刚来临,中国爱乐乐团创建的消息如同沁人心脾的清风吹拂着无数爱乐者,虽然第一场音乐会要在半年后的岁末才会奏响,但无数急切的期待已像夏季的炎热一样令人焦灼。
虽然,中国爱乐乐团的乐手对余隆已不陌生,但当全体乐手报到的第一天,大家见到担任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的余隆与他的“传奇组合”、如今已担任中国爱乐乐团团长的李南结伴而来时,仍然感到惊讶,开了中国新年音乐会演出先河、创建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如今又创建并执掌中国爱乐乐团的余隆,竟然如此年轻而成熟。
那一年,李南44岁,余隆才36岁,未到不惑之年。
乐手们绝对想不到,十多年后,余隆将他执掌的中国爱乐乐团的一百张音乐会现场录音唱片呈献给爱乐者。包括一百零五场音乐会、二百一十三部作品的一百张唱片,不仅标志着余隆率领中国爱乐乐团进入了艺术发展的成熟期和稳定期,而且这无疑也是中国交响乐发展史上一座划时代的宏伟里程碑。
中国爱乐乐团横空出世的第二年,乐团便在余隆的率领下迈开了走向海外听众和国际音乐舞台的坚定脚步。从当年秋天赴台湾地区巡回演出,到翌年夏季赴波多黎各的卡萨尔斯音乐节演出和在圣何塞、洛杉矶等地进行美国西海岸巡演,再到秋天赴日本东京、神户、大阪和韩国汉城演出,中国爱乐乐团所到之处,深受欢迎,步履一次比一次更加自信。
而余隆,在率领中国爱乐乐团登上一个个新舞台的同时,又在人们期待而信任的目光中,将他的指挥棒放到了广州交响乐团的指挥台上。此时,他开始兼任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中国爱乐乐团迎来第三个生日时,余隆带领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再度开赴欧洲和非洲,在巴黎国家歌剧院、华沙国家大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巴黎香榭丽舍剧院、卢森堡音乐学院音乐厅、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开罗歌剧院、亚历山大音乐厅陆续演出,让不同国家的音乐爱好者领略了中国交响音乐的风采。
中国爱乐乐团迎来第五个音乐季时,在余隆的率领下,历时40多天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环球世界巡演,跨越北美和欧洲,这一壮举,在全亚洲交响乐团中亦属罕见。
也许,只有乐手们还记得那些辉煌背后平凡而感人的故事。当时,余隆“节外生枝”,率领乐团从意大利远赴斯洛文尼亚演出,越过国境的汽车让斯洛文尼亚的爱乐者第一次聆听到了来自中国的旋律。而远渡重洋甫抵意大利时,来机场接乐团的大巴却少了一辆,行李无法运输。为了让乐手们按时到酒店休息,余隆与几位乐团领导留在机场照看行李,直到六个小时后才与行李一起抵达酒店。
四年前的夏天,余隆指挥纽约爱乐乐团与上海交响乐团,在纽约中央公园为六万名观众演出露天音乐会,这次合作是历史悠久的纽约爱乐乐团第一次与外国交响乐团联袂在“夏季公园交响音乐会”上演出。
而令人忧虑不已的是,演出那天,天气预报说,纽约当地全天80%的时间里有雨。但音乐会开始前,雨竟然神奇地停了,而最后一首乐曲结束后,雨又重新飘落下来。第二天,《纽约时报》关于这场音乐会报道的题目是:让雨下吧!当然,在音乐之后……
2008年,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梵蒂冈为教宗本笃十六世及八千余名听众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教宗作为莫扎特音乐专家,听完余隆指挥的演出,祝贺演出成功时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深深地被你们的莫扎特所感动,你们演奏得太好了,太完美了!”
而音乐会开始前,余隆对教宗及八千余名听众的致辞,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梵蒂冈发言的人,其意义亦远胜过这场非凡的音乐会,英国《卫报》将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出称作中国与梵蒂冈借音乐外交进行的“破冰”之旅。
2009年,余隆在兼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之后,率领上海交响乐团在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圣地亚哥等北美十二座城市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巡演,《纽约时报》刊载专文介绍余隆的艺术成就,将他誉为“中国的赫伯特·冯·卡拉扬”。
翌年春天,余隆率上海交响乐团赴波兰参加第十四届贝多芬音乐节,并在华沙和罗兹两座城市演出,受到各界高度评价。2011年,他再次率中国爱乐乐团巡访美国西海岸十多个城市。
2012年中国春节期间,余隆指挥纽约爱乐乐团在纽约林肯中心的菲舍尔音乐厅,举行了首次中国新年音乐会,让走进这座世界音乐圣殿的爱乐者再一次领略了中国指挥家的艺术风采。
时隔二十六年,应北京国际音乐节邀请,享誉全球的柏林爱乐乐团再度来到北京,乐团音乐总监西蒙·拉特爵士坚持请余隆在全体音乐家面前致辞。余隆说,他青年时代的很多学习和工作经历都来自在现场听这个伟大乐团的排练,在柏林的求学,与其说是在课堂上学习指挥,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在柏林爱乐乐团的排练厅里。
余隆有幸听到朱利尼、莱因斯多夫和卡拉扬等著名指挥家与柏林爱乐乐团的富有教益的排练。在他内心深处,那些难忘的时刻犹如永不熄灭的火炬在燃烧并照亮着他,他希望也成为这样的火炬,燃烧着、照亮着更多人向往人类文明,渴望美好的心灵。
脊 梁
当年在德国求学期间,余隆就像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求学时代》中描写的那样,虽然生活清苦,但他始终有那个年龄段人敏感的内心和对身边事物的广泛热情,每天在图书馆念书,在咖啡馆里与哲学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画家聊天。
在随后十多年的指挥生涯中,余隆长期奔波于捷克、匈牙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地指挥演出歌剧和交响乐,积累了许多经验。而指挥歌剧,也从未因他长年指挥交响乐而疏离或忘却。
甚至,在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出音乐会歌剧《卡门》时,余隆还进行了他艺术创造的又一次尝试——他兼任了这部歌剧的导演。
余隆说:“世界上的大多数指挥家可能不会在演出歌剧时选择自己兼任导演,这不仅因为工作量会成倍增加,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指挥要跨入一个几乎是全新的领域,带来新的、有时可能是很大的风险,然而一旦成功,会有令人激动的效果,因为音乐和戏剧这两个庞大的领域,会因此而产生融合而统一的构思。”
余隆在音乐会歌剧《卡门》中付出的心血,让他的尝试获得成功,赢得了热烈反响。
余隆像一座音乐桥梁,将众多世界艺术大师的经典名作带给了中国的爱乐者,也将优秀的中国音乐艺术作品呈现在世界各国爱乐者的面前。细心的乐迷统计过,仅仅是他执掌的中国爱乐乐团,便与近五百位中外艺术家合作过。正是因为他率领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等艺术机构的委约,许多世界大师的委约作品才能在中国的音乐舞台上进行世界首演。
余隆指挥了由他和中国爱乐乐团委约叶小纲创作的中国版《大地之歌》的世界首演,并在全球多次巡演,这是中国作曲家与马勒《大地之歌》跨越时空的对话,创造了中国音乐的崭新历史。
因为在推动当今世界古典音乐事业发展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德国万宝龙文化基金会向余隆颁发了年度“万宝龙卓越艺术成就奖”,法国政府特别授予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政府向他颁发了“共和国骑士勋章”。
在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的赫伯特·冯·卡拉扬”的那年岁末,余隆开始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在庆祝建院七十周年大会上,授予他国内艺术大学首次颁发的“荣誉院士”称号。2013年,余隆荣膺国家级学术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最高艺术大奖“中华艺文奖”。
在恩师黄晓同教授的眼中,余隆是一个追求卓越的骑士。“余隆很有胆识和勇气,于困境中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我曾担心地提醒他‘统帅三军’‘垮台极易’,但他成功了,五周年、十周年,终于跻身世界之林,与国际接轨。
运作的效率和经验让他肩挑三个大团,他一跃从单一的音乐指挥成为乐团的建设者、创新者、开拓者,成为社会组织者型的新指挥家。他没有妄自菲薄,而是心存欣慰于众望之中。他成了中国当今指挥家中的脊梁柱。”
回望往昔的音乐岁月,余隆感慨颇深:“过去这些年间,我与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一起创造了很多堪称辉煌的业绩,足迹遍及许多国家。虽然,这一切也带给我成就感和满足感,但我更热爱的是赢得新的未来。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慨叹人生最美的瞬间不能驻足,既然如此,何不去创造和迎接新的美妙瞬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中国爱乐乐团年度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刚刚落幕,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逍遥音乐节”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乐团的身影——余隆带领中国爱乐乐团奏响了中外音乐经典的动人旋律。
夏去秋来,余隆参与创建、担任艺术总监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又在无数爱乐者期盼的目光中,第十七次拉开了金色的帷幕。
冬日初至,余隆又与格莱美主席尼尔·波特诺一起,登上了为奖掖中国年轻音乐人举办的音乐会舞台,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与美国国家录音与科学学会历史性地奏响了合作的序曲。
有人问,同时担任着五个乐团总监的余隆哪有时间读总谱,他每次在指挥台上指挥乐队奏响的旋律是如何深深地镌刻在其脑海中?余隆说:“当年卡拉扬被问及是否太忙,他回答:属于我个人的时间远比别人想象得多,旅途中有宝贵的平静,是读谱的理想时间。”
如果了解余隆在音乐之外的惜时如金,就不难想象他在宁静中读总谱时的从容。一次,一本艺术杂志与余隆约好去乐团拍摄封面照片,一上午的乐队排练,他心无旁骛,午间,他还有繁忙的公务,只好等到下午,下午排练中的短暂休息也不便叨扰。直到排练结束,余隆在指挥台前多站了几分钟,匆匆拍完照片,又走进了等待着他的乐团会议室。
在余隆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音乐大师李德伦写给他的一句源自古代先贤的话: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每每面壁读之,余隆常有所思,亦有所悟。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余隆把每一天都看做是人生乐章新的序曲,新的乐章,正在他不断地深思、跋涉和创造中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