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最接近哲学家 陈嘉映:“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的人”
在一个几乎所有准则都被确定、细化甚至量化的时代中,哲学似乎被注定了难以逃脱尴尬的处境,哪怕大家在吃饭时笑言“生活处处有哲学”。比如著名哲学家陈嘉映:“他的声音对这个时代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声音,但他被夺去了公共话语权。”
哲学之“用”与“无用”
什么是哲学?按陈嘉映的说法——以说理的方式达乎道,而道,“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的客体相通的这么一种状态吧,”他平静的回答。
2016 年青岛夏末的夜晚,在一场让作家许知远期待已久的智识交流结束后,他坦言自己面对陈嘉映时的紧张:“他知道的很多事情,我不理解,我不懂。”许知远向这位哲学家询问何为哲学、何为真、何为人生、何为时间……看似庞大驳杂,实则与我们休戚相关。
当许知远问哲学中,是否存在某种核心的东西时,陈嘉映在烟雾中沉思了片刻,会心一笑:“那我会说,求真吧。”他认为如果存在这种核心,那应当是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真的人格、真的自由意志,并尝试在真正是自己的和被胁迫的之间作出分野,也就是过真的生活。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的求真这么难以培养?”许知远继续问。
“在一个意义上来说,它不重要,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不求真更好。”陈嘉映回答,“真理是可能危害我们生存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真理?
陈嘉映一面看向远方,一面用哲人的回答来回应:“灵魂是我们生存的目的……我们要达到灵魂的高处,但是灵魂的高处是包含真理的……再简单的说,你们所讲的生存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棵橡树苗能长成橡树。”
“实际上应该倒过来,有真理的生活,应该过出它的好来。”陈嘉映从对大众更容易接受的角度来说。
70 年代 BBC 曾邀请哲学家通过电视节目与公众进行对话,《思想家》对此进行了汇编。
他也曾在自己的书中提到,“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在于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
“就是行之于途而应于心,”陈嘉映从容地说,“用中国人的话说,也就是活个明白。”
寻路之“道”
陈嘉映 1952 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6 岁随家人来到北京,作为新中国的近龄人,陈嘉映的成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也无法逃脱历史的潮流裹挟,不仅参加了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并且来到边远地区内蒙古突泉县永安公社插队,一待就是8年。由于地处边缘地带,业余生活匮乏,只能以书为伴,在这期间,陈嘉映研读了大量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其中包括黑格尔、休谟、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等西方著名哲人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其中包括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
陈嘉映说,他的哲学生涯就肇始于插队期间,得益于那个时期阅读的大量书籍。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考入北大哲学系,由他翻译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国内发行量超过 20 万册,震惊中外学者,他也被学界称为国内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
在谈到个人的成长经历同精神世界形成的联系时,陈嘉映不能不提父亲,“我父亲就是道德君子,他就是什么都按原则做事。”
他回忆一家人在饥饿的年代食不果腹,仍在父亲的影响下断然拒绝接受海外亲人的救济,和哥哥去邮局退回了物品。“不让资本主义嘲笑我们吧。”
他也半开玩笑的提到在二十几岁时展开的自我思辨,“觉得这道德也不是那么唯一的东西,我觉得听音乐,能高兴,能任性,这也挺重要的。” 他开心地笑起来,仿佛用一个玩笑就轻松的剪开了那个年代荒谬的死结。
或许对生理需求的压迫驱使了另一种更强烈的欲望——在精神世界找寻立足根基。他说对于阅读的需求同饥饿一样,源自于本能的动力驱使他饥不择食的读书。
1972 年对于陈嘉映个人(也对于那个时代)有着形而上的意义。那一年,林彪死亡后社会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街上有了小门面,鞋店、书店,陈嘉映的精神生活中,有了康德。
他在“康德”中看到新的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有一种极大的解放感,就是人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自由的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开始回暖,然后什么都变得特别好。”那是真正的人生的春天。
“道”常无名
从康德开始,陈嘉映走上了哲学之路。
但他一直认为哲学这个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他特别提及自己在国外屡次看到的一句话——“哲学是希腊的”。
这句话对他来讲意义重大,“希腊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进入中国。”
希腊精英分子的基本追求是 Arete (卓越),“這种生存的卓越,简单来说像太阳,”他如此比喻道。而正是这种对卓越的追求与现代人要求平民化之间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和张力。
“但是对卓越的追求的冲动,与来自心中对于平民化的追求冲动之间,形成了强烈张力。”
他用艺术家高更来说明:当时“中年”高更抛家弃子只身前往巴黎学画,利用女性作为模特后弃之不顾,但凡他所经之处他人的生活迎来的都是灾难,“从卓越的角度来讲他就是卓越”,他说,“这是高更,那如果你不是高更呢,我们就绝对否定你。”陈嘉映借此来说明现代人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
他认为,无论是当下的平民社会和以往的阶级社会,吸引民众的关注点和他们的精神诉求始终具有平庸性和娱乐性的特质,但以往的社会结构中,平民的观点被边缘化无法引起关注,而媒体的发展翻转了这种的权利的位置。“除非历史发生重大变革,否则我们的精神生活无法重建。”
“我很好奇在我们这样一个反智的社会情绪下,做一个爱智慧的人是什么感觉?”许志远问。
“你一定是很孤立的,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想自己的,干自己的,不怎么在意别人怎么想的。”
1993 年的北京,社会风潮由于一年前的南巡又发生了新的转变,躁动不安的金钱浪潮重新掀起了被压抑的社会情绪,人们争前恐后地挤入市场,许多优秀的哲学研究者也下海经商,而此时从美国回国的陈嘉映坚定了继续从事哲学的想法,正像他自己仍抱有的期望,“中国那么大,不会是所有人都不爱人文了,年轻人还会爱人文,就是少一点,慢一点。”
实用主义的暴力,也总是逼迫哲学家回答诸如“哲学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
陈嘉映提到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位领导曾问过他:“陈老师,你说说,哲学到底能为咱们国家做点什么,我来支持你们。”
陈嘉映回答:“我不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雅典做了什么,如果做过什么,就是我们还知道现在有雅典,而我的问题一般是反过来问,雅典能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做点什么?”
去年年底,陈嘉映出版了《何为良好生活》,这是一部有关“我该怎样生活”的通俗哲学读本,比作者以前的任何著作都更加接地气。陈嘉映从伦理学的角度对“我该怎样生活”这一问题展开探究。他认为,所谓良好生活,首要维度是有所作为,所有的德性都是在作为中体现出来的。
其中,德性也需要不断学习,以求自我与有德融合,最终实现自身。何为良好生活?如何培养德性?德性能带来好生活吗?有德之人就有福吗?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诚实思考。
“像您这样和哲学在一起几十年的哲学家,您还有困惑和恐惧吗?”有人发问。
“有吧,我觉得,”陈嘉映点头,“能不能达到没有太多恐惧和根本性的困惑?我觉得要培养一种跟不确定性安然相处的生活(心态)。”
“人生用不用安排,是随性还是有计划?”
“我个人属于很不安排,”他回答,“但是我也见过很安排的。但我觉得无论如何要生活得比较有意思。道德不道德,成功不成功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生活有意思······你要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进可攻退可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