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和同盟会 兴中会与同盟会之异同比较
摘 要:兴中会与同盟会都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起的革命组织,二者虽然都以“会”字结尾,但所涵盖的政治影响力却有所不同。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本文旨在厘清兴中会与同盟会的异同关系,进而明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思想的发展态势及其革命信念。
关键词:兴中会;同盟会;异同;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150-03
兴中会是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11月远赴夏威夷檀香山组建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初步形成。11年后,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新的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和政治纲领。从兴中会到同盟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思想得以广泛传播,革命信念愈加坚定,他们致力于推翻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一、兴中会与同盟会的相似之处
(一)组建背景
第一,兴中会与同盟会的发起地点虽然都不在中国本土,但发起原因都根源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的深化与社会矛盾的激化,这集中体现在革命组织建立前都爆发了一场重大战役,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
1894年,中国遭遇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民族危机——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明治维新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并将对外扩张和军国主义作为其基本国策,对中国发起蓄谋已久的冲击。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消极抗战,趋向议和,导致清军节节败退。
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更加迫切地要求变革腐朽落后的政治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曾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良主张。但李鸿章正忙于甲午海战前的练兵,孙中山求见无果,决心转而革命,远渡重洋来到夏威夷檀香山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1904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东北而直接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战争,清政府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肆意践踏却采取中立的态度,甚至不顾中国人民的安危,特地划出交战区让侵略者抢夺中国领土。
虽然日俄战争的爆发与同盟会的组建并无直接关联,但是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无能应对,充分暴露了清政府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这一事实。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而增强了革命信念,决心联合起来,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
第二,兴中会与同盟会成立之时,清王朝均进行了官方自救运动,即1861年的洋务运动和1901年的清末新政,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以革命手段终结满清政府统治。虽然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清末新政从制度层面决定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也的确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两次自救运动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当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触及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根本时,清政府决不会抛弃它封建专断的本质,而先进的器物和制度也绝不会在腐朽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花结果。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是看清了这一点,才没有被清王朝的小修小补所蒙蔽,决意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满清统治。
(二)革命前途
兴中会与同盟会的兴起,是适应中国国情发展的需要,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产物。二者都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新的共和政府为目的。甲午海战时,救亡图存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先生最早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最强音,要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并且“创立合众政府”,救国民于水火之中。
而清王朝在1901年签订了《辛丑条约》后,俨然成为“洋人的朝廷”,随后又爆发了丧权辱国的“日俄战争”,国内革命形势高涨。为了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先生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与兴中会一道组成中国同盟会,致力于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三)领导阶级
兴中会和同盟会都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组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洋务运动时期初步形成,甲午战败后获得发展,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中得以进一步壮大,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组织前提。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联络人,起到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他根据自身的海外侨居条件,在檀香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倾尽全力地动员华侨、筹集资金、策划起义。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流亡海外,却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考察各地的经济、政治制度,关注国内革命形势,联络各革命团体,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
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是兴中会和同盟会的主要动员对象,也是革命活动的资金赞助商、舆论宣传人和起义参与者。不论是当孙中山等人宣扬的革命理论被众人视为造反的革命初期,还是当武装起义频遭挫败之时,海外华侨都义无反顾地慷慨解囊、倾力相助。
例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的经费约为43 000港元,基本都来自于香港革命党人和檀香山华侨捐款,檀香山华侨捐赠13 000港元,占捐款总额的30.23%,香港同胞捐款占69.77%[1]。
(四)武装起义
兴中会和同盟会组建后,在各地纷纷建立分会,壮大组织力量并谋划武装起义,但多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例如,兴中会成立后,发起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发起了萍浏醴起义、黄花岗起义等等。它们大都因为缺乏严密的组织规划、提前告密泄露、财物补给不足、自身势力弱小、清政府的残酷镇压等原因而失败。
(五)组织缺陷
兴中会和同盟会成立前期都与改良派有过合作,并且与会党组织保持着联系,但同时也受到维新派和清政府的打击,革命力量发展缓慢。例如,孙中山先生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良,后期又企图拉拢李鸿章组建“独立政府”。他也曾提出与梁启超等维新派合作救国,不料维新派却借机发展保皇势力,革命派与改良派最终分道扬镳。
为了整顿兴中会,孙中山先生于1904年加入“洪门”,同盟会更是直接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组建成功的。而在兴中会的入会盟书中写有“倘有二心,神明鉴察”的字样,带有一定的封建宗教色彩。
革命组织成立后期,成分混杂,力量涣散。例如,兴中会成立后不久,主席刘祥就退会,在随后发起的广州起义中,骨干陆皓东惨遭杀害,1900年杨衢云也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而同盟会本身就是各革命团体的大融合,虽然革命党人都赞同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对具体革命行动意见不一,难免会有冲突和矛盾。
章炳麟在脱离同盟会后,就在《大共和立报》发刊词中说道:“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在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更是将黎元洪等旧军阀、旧军官纳入到同盟会组织内,组织成分鱼龙混杂。
兴中会和同盟会虽然都提出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核心的革命宗旨和政治纲领,但是都缺乏明确的反帝内容。由于当时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仍停留在感性阶段,对清政府的认识又太过于一刀切,过分注重革命排满,忽视了对汉族封建势力的清除。
这些都是没有认清革命对象的表现,因此也就不可能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舆论宣传和革命活动仅仅局限在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层面,最终导致武装起义孤立无援。
二、兴中会与同盟会的差异之处
兴中会是于1894年在夏威夷檀香山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初步形成;同盟会是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新的阶段。
(一)时间和地点
1894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日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孙中山先生在国内政治高压、改良无门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漂洋过海来到曾经两度游学的檀香山,在其胞兄孙眉的帮助下,动员当地华侨,组建兴中会。
经过多年的宣传活动,当地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兴中会的革命动态,并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对革命活动加以妨碍。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在北美各地大力宣扬保皇改良的观点,并成功动摇一部分革命党人加入保皇派,削弱了革命力量。1905年更是爆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抵制美货运动,美洲革命形势陷入低潮。
而在孙中山先生被迫流亡海外的过程中,他结识了日本朝野人士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和中国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等人。辛亥革命前我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其中留学日本达2万人,留学美国约800余人,留学欧洲有500多人[2]。
众多留日学生纷纷组建爱国团体,著书、办报,革命情绪高涨。孙中山先生也于1903年在日本东京创建青年军事学校,革命条件比较成熟,于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二)规模及历史地位
在兴中会成立之初,在中国封建势力鞭长莫及的华侨社会,赞同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人并不占多数。1894年成立之时仅有刘祥、何宽等20余位,到1895年间,入会者也只达120余人。革命的宣传工作也局限于广州及东南沿海一带,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民事迹考》一文中所载,兴中会会员286人中,271人为广东人,占94%。
1903年前后,孙中山通过对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分析以及对于革命活动经验的总结,深刻地认识到:单纯从军事上活动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大击保皇毒焰”,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使人人知所适从”。同时,从组织方面来说,“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需要“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为全国革命运动提供一个比较健全的领导核心[3]。
所以,同盟会组建的初衷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大联盟。这个大联盟并不是几个革命团体的简单合并,而是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起来,拥护同一个领导核心,遵守同一个政治纲领,使用同一个组织名称,策划革命活动。
故此,同盟会成立之初的入会人数就大大多于兴中会,它聚集了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革命团体的革命党人,并且突破一省一市的地域局限,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壮大自身势力。
(三)动员主力
兴中会时期,宣传、动员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侨。他们身居海外,心怀祖国,具有高度的民族荣誉感和国家危亡感。他们一部分是受到清王朝的追捕而被迫出逃,一部分是向往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而寻求真经,他们深知只有祖国强盛才能在海外扬眉吐气,免遭凌辱。于是他们倾囊相助,提供革命策源地、传扬革命思想,提供革命经费、参与武装起义。
同盟会时期,依靠和动员的主力是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孙中山先生在留欧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时,就发现留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积极,于是把动员主力对准留学生群体。尽管留学生的经济实力不如海外华侨,但是他们血气方刚,才思涌流,能够直接地参与到革命舆论的宣传和武装起义当中。
例如,留日学生邹容撰写了《革命军》,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等著作,成为革命思想的吹鼓手。又如,同盟会执行部庶务黄兴、司法部检事长宋教仁、评议部评议长汪精卫、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副部长廖仲恺及其夫人何香凝等人都是留日学生,并且大部分都直接参与了革命行动。
(四)革命活动及纲领
兴中会成立后并未认识到创办报纸的重要性,直到1900年才创办《中国日报》,以此来揭露保皇派的污蔑行径,革命舆论的传播也不到位。而同盟会成立后就创办了机关报《民报》,利用它传播革命思想,此外还有革命书籍在国内外广泛传播。
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为“三民主义”。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对兴中会革命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丰富和发展。从“创立合众政府”到“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虽然只有几字之差,但后者所涵盖的革命考量却格外深远。
从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可以看出,它的革命重点在于反满,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合众政府并未作过多地要求。而同盟会的政纲则明确地指出了革命的出路和目的何在,那就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终结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进行社会改良。
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相较于兴中会的革命宗旨而言,前者具有更强地革命性,它不仅描绘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并且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必要性,试图将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时推进。
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其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4]
(五)起义成果
兴中会组织和领导的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而同盟会成立后所发起武装起义大都也失败了,但最终迎来了武昌首义的胜利。虽然武昌首义的直接发起者是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但是它们都是在同盟会的推动下联合起来的,并且服从同盟会决策。不能因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和宋教仁没有赶到起义现场,就抹杀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前后的作用。武昌首义成功后,各地纷纷响应,最终将清王朝限于土崩瓦解之中,最终覆灭了封建专制。
三、评价与小结
兴中会和同盟会都是适应中国革命情势发展的需要,由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组建的革命组织,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和领导人。虽然二者的成立地点都在海外,但革命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救本土的国民于水火之中,革命目标具有一致性。
兴中会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在驱满层面是一脉相承的,但对于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同盟会比兴中会描绘地更为明确。可惜的是,碍于革命时代和主观思想的局限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法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与西方先进文明区别对待,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尚停留在感性层面,缺乏明确的反帝思想,这是二者最大的缺陷。
此外,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是这两个革命组织的主要动员对象和依靠群体,但却都忽视了以农民阶层为代表的广大群众,因而丧失了革命实践的主力支援,由于革命方法的缺失和后期组织力量的涣散,武装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
尽管兴中会和同盟会实际上都并未将反帝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但在推翻满清政府和创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两个层面,二者都有所建树。兴中会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下,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宣告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为救国救民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同盟会在清王朝成为“洋人的朝廷”之后,以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立宪派进行辩论,警醒了仍被清王朝所蒙骗的中国志士,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明确了革命救国的必要性。
故此,兴中会和同盟会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两块举足轻重的里程碑。决不可因其缺乏明确的反帝纲领和不彻底的反封建性,就磨灭其历史意义,忽视其历史地位,将其局限性无限放大。
参考文献:
[1]张应龙.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153.
[2]许睢宁.近代留学人员与辛亥革命[J].中国统一战线,2011(10):51.
[3]高中华,孙新,张健.辛亥革命全纪录[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2:195.
[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