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国民党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改组的政治学检讨

本文摘自:《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02期,作者:李玉

从同盟会成立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党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不论对政党自身,还是中国政治走向,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这一变革历程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在将历史事实大致厘清之后,笔者不揣谫陋,拟对国民党早期历程通考察,进行综合检讨,错舛之处,尚祈读者教正。

一、从同盟到改组前的国民党:均非"政党本身含义上的那种政治党派"

作为中国国民党"元祖"的中国同盟会,虽然在中国政党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但若从组织与运作方面剖析,则存在明显缺陷。史实表明,中国同盟会虽然颁布了明确的革命纲领,制定了组织规章,成立过各级领导机构,但受限于历史环境,实际上并没有表现出政党的完整形态。

作为该党中央的东京本部,几度名存实亡,该党领袖孙中山的权威多次受到严重挑战;同盟会虽然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但其基层组织的重心在海外,在国内则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同盟会未能建立起近代政党必要的通讯(沟通)机制,组织联系十分薄弱。维系同盟会的精神因素虽然不能排除党纲、党义,但更主要的是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的感召。民众被动员起来参加同盟会发动的革命运动,"与其说是一个党证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感情问题,与其说是组织的问题,不如说是忠诚的问题。

而且由于运动的松散"的组合方式,它往往是非常脆弱的"。同盟会内部因于宗派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与分裂不断增加,这些分裂对中国革命进程不能说是坏事,但对于政党组织而言,则是其凝聚力不强的写照。

可以这样说,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产生了广泛号召力的泛政党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名义下进行活动的团体,认同的是其主导的革命排满目标与民主共和理想。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盟会是一个胜利了的革命组织,而并不能算一个有效的、成功的政党。

辛亥革命之后,公开政治面目的中国同盟会虽然受到革命成功后有利形势的激发,政治地位一度扶摇直上,尤其是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政府中的优势,使同盟会会员的身价倍增,被"视为奇货可居"。同盟会也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左右政坛的"独一无二之大党"。

但随着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而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政治现实和国内其他政党的迅速壮大",同盟会不得不扩充组织,与其他五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共进会、蒙藏联合会)合并为国民党,以适应政党竞争的需要。

民元国民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较之同盟会大为改变,其政党功能亦不同于前。不过,就组织建设与党纪规范方面而言,国民党较之此前的同盟会不仅未有实质性的改进,甚至有所倒退。"不择手段吸收异党分子","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彻",是国民党党势扩张的总体写照。

正因为国民党本身由多党合并而成,且又广纳党员,所以其势力"磅礴于海内外",仿佛进入了政治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国民党的"政党内阁"、"议会政治"梦想,最后破灭于军事强权。政党政治和军事失败的教训,改变了孙中山的办党理念,中华革命党应时而生。

在党员素质与组织建设方面,中华革命党较之国民党大为易辙。但此举对该党功能与作为的影响并未持续多久,袁世凯死后,失去革命对象的该党,党务长期停滞。中华革命党与中国同盟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政党只是革命活动的一面旗帜,一个精神家园。中华革命党人的重军事、重行政而轻党务的倾向,在该党改组为中国民党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内依然十分明显。

如果以政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来判断,则可以看出,从中国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其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其实没有根本性变化。结构———功能主义强调分析一个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系,其功能又包括"输入的"和"输出的"。

例如在著名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设计中,政治系统"输入的"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聚集"和"政治通讯",其"输出的"功能包括"规则制定"、"规则运用"和"规则裁决"。

虽然这一模式是针对一般政治体系而设计的,但对我们研究中国国民党不无指导意义。从中国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这一以革命为主要目标的政治体系在"输入"方面,基本上未有根本性变化。从治党理念上来说,"三民主义"或"二民主义"昭示的只是一种奋斗目标或革命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同政党或政党精英人物的现实动机是不尽一致的。

同盟会的真正凝聚力在于革命排满,建立共和制度。民初国民党的主要目标在于"以政治手腕制胜","宋案"发生后,则演进为议会斗争与武力抗袁两条道路。

中华革命党的核心理念即在"倒袁"。就是中国国民党的成立,也只是一种团结进步政治力量,推进护法运动的应时之举。这就是说,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成立,在理念输入方面,基本上包括两个部分,一种是理想性的,即孙中山构建的、虽然间有改进,但未有实质变化的三民主义(中华革命党时期为"二民主义")理论,另一种是现实性的,即为继续完成未尽的革命事业而适时制定的革命策略。

其政治理念的中心是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理论来源主要是孙中山等人对中国革命之经验教训的总结。政党的反馈决策系统基本上是独立循环的,其政治激发因素未有根本变化。还有,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初期,扩大政党的社会影响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政治输出的辐射范围十分有限:同盟会与中华革命党的影响主要在海外,民初国民党虽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组织,但政治辐射力度不强。

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也并未将扩大政治辐射范围列为工作重点。该党"热衷于打仗,渐渐脱离了群众",乃至直到改组前,"在北方,群众对国民党一无所知。华中地区对这个党的了解也不多"。

组织联络与控制成效,亦是检验一个政党运作效能的重要方面。从同盟会到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历次所颁党章虽然不乏对各级党部建制与运作的规定,但地方组织并未得到中央党部的紧密控制,涣散与无序是基层组织的普遍写照。

例如同盟会会员"在填写盟书以后,就很少再受组织的约束。如果不是担任同盟会的职员,或者自己积极参与同盟会的活动,一般没有固定的组织生活,也不受什么组织纪律的限制。许多人所谓是同盟会的会员,其实只是指他们历史上曾履行手续,参加同盟会,而不是指他们以后一直还和同盟会的组织保持着联系"。

由于"同盟会员之间的联系很薄弱,信息不通",缺乏纪律严明、自上而下的组织链接,因此,同盟会本部"甚至连地方革命活动家中的最坚定分子也不能完全控制"。

民初国民党不仅上层"鱼龙杂处,真伪不分"。基层党部更是凌乱无序,许多组织吸收党员"简直是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何组织沟通与约束呢?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时,非常希望在组织控制方面,"要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体一志,无有差贰"。

该党不仅实施了填写誓约、加盖指模和庄重宣誓等入党仪式和约束党员办法,而且由孙中山直接任命了740余名党务重要职员。

但实际效果也不太理想,据孙中山自己说:"派人回内地组织机关,但此事每易生不统一之弊,港地现有数十机关,各不相谋,半系逞头角者所为,而由外洋热心同志所派回者,亦居其半(由美洲回者最多)。

其始意本在联络疏通,乃机关告成,常与初意违反"。他叮嘱在南洋负责筹款的邓泽如:"请公等筹得(款项),切不宜直寄香港,盖香(港)机关林立,各不统一,然彼等口称必服从本部之命令也。倘南洋款直汇香港,则彼持以反对本部,而消灭革命党之主力耳。

如此行为,是无异间接为袁世凯之助也"。可见,中华革命党的"不统一之弊"依然较为严重。在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同样"既没有党的纪律,实际上也没有党的组织",乃至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眼中,将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来谈论",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从政党上层精英人物的构成来讲,从同盟会到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占据党内主导地位的是"一群对领袖孙中山抱有个人信仰的人的结合体,这一点对谁也不是秘密"。到国民党改组前,党内的同盟会员级"元老"人物,主要包括汪精卫、胡汉民、居正、田桐、谢持、林森、邓泽如、邹鲁、张继、冯自由、廖仲恺、李烈钧、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柏文蔚、彭素民、伍朝枢、叶楚伧、戴季陶、石瑛、石青阳、丁惟汾等,这群精英人物虽然可以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调整革命理念与策略,但其"思想资源"是单一的,不仅不可能对政党的发展路线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而且绝大多数会因于自己在革命阵营中的资历而形成维持自身既有地位与权益的历史惯性,最终结成抵拒国民党政治改革的派系。

再从政党在革命实践中的地位考察,从同盟会到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党权地位并不彰显。同盟会时期,党权从属于军权,作为中央机关的东京本部有名无实,真正的中枢机关是随着孙中山的军事行动而转移的。

民初国民党时期,政治境遇虽有所改变,但党权也并未独立,党的活动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议会选举而展开。民初国民党虽然声势强大,但实际上只是国民党旗帜下的政治精英的集合体,就政党而言,不仅制度建设散乱无序,更未彰显出党权的至高地位,作为一个独立社团的国民党的权利是微乎其微的。

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初期,执著于护法运动的孙中山,看重的是能够指挥军队和规划国是的"大元帅"、"总统"等职位,作为政党在很长时间只是一个政治招牌,设在上海的本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人才聚集点。

所有这些均反映了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早期,政党组织建设与党权构筑的严重不足。也正因为如此,有人甚至说,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前,"中国不存在政党本身含义上的那种政治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