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的嘴脸 王铭铭纪念邓正来 邓正来与他的江湖:来是正好 去是正好

编者按:在中国当代学术界,邓正来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睥睨权威,特立独行,曾长期流浪于正统体制外,历练出迥异于普通知识分子的侠气、豪气、义气甚至“匪气”。

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英雄”,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人。他为中国引入了哈耶克,并将学术触角伸及法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他还是中国少有的学术组织者,以特有的江湖豪气和包容,将天下英才尽聚旗下。

他在人生最后十年告别“小路”进入体制,并与之拉扯和纠缠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围绕邓正来的争论触及中国本土学术许多根本性问题和方向。学者王焱评价说:“他有点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那只老虎。”

“人生挥洒,抽烟喝酒,聚友论道,斗室有天下;学术征战,闯北走南,著书育人,一人胜千军”。

1990年代是邓正来人生的顶峰,他成为民间社会科学的旗手。

进入体制内是邓正来的发展策略之一,但也为他的江湖气和个性魅力套上了枷锁,跟体制的关系纠缠了他一生。

2013年2月4日,北京最低气温零下5度,万泉庄附近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邓正来追思会正在举行。

此时距离其逝世已有10天,相比庙堂之上的遗体告别仪式,江湖之下的这场追思更为真实。三十余人挤满了约50平米的小屋,张维迎、张曙光等十余位学者的名字引人注目。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邓正来起的作用非常巨大、独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的判断获得了普遍肯定。他们中,有的曾与邓正来一同创办独领风骚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下简称“季刊”)和《中国书评》,有的因在上边发表论文而声名鹊起,有的受其资助完成重要研究,有的则受此感召走上学术道路。

追思会上,学者张维迎这样总结邓正来的一生——“人生挥洒,抽烟喝酒,聚友论道,斗室有天下;学术征战,闯北走南,著书育人,一人胜千军”。

而在上海,复旦大学发布的官方讣告用59个字定义了邓正来的身份,包括一个罕见的称谓: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名片上空无一衔的“学术个体户”邓正来以无可替代的能量接过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大旗,成为一众学人心目中的新“学术英雄”。

体制赋予了邓正来头衔,进入体制的尝试却成为一道分水岭。从任教吉林大学,到创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组织者”邓正来由外而内,获得的评价渐趋多元。

相比体制给出的定论,伙伴们的结语或许更接近一个真实的邓正来:“跟体制的关系纠缠他一生。”

新旗帜

杨念群说,“老邓有点克里斯马(领袖气质)的味道。”他成为1990年代民间社会科学的代表。

邓正来曾经说过:“我最困难的时期并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是在九十年代初,因为当时做学问的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初识邓正来时,后者正在组织翻译中国第一部西方政治学百科全书——近千页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当时我就奇怪,这么大的项目,很难想象由个人来完成。”张小劲从此开始与邓正来密切合作,他在“老邓”身上发现的最大特点是:对事情的把握有天生的敏感。

张小劲记得,1992年“南巡讲话”后,大批学者先后下海;邓正来这时提出办杂志,既没钱也没人,听来未免荒诞。

张小劲被派去图书馆,借了一堆官办杂志回来,邓正来翻阅后,觉得现有杂志的质量很差,便拉了一堆圈内圈外的朋友,筹备季刊。

杨念群属于编委会核心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杂志从一开始就立志成为中国最好的社科刊物,既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也希望从学理角度梳理1980年代的社会科学遗产,提出学术规范化问题。

刊物选在香港出版,实际的编辑工作则在北京万泉庄一带的地下室里进行。

“三四间房,一到雨天就漏水,大家不定期去,没事会去附近小馆子喝个酒,还是八十年代的氛围。我们负责稿件的筛选,老邓拍板。”杨念群说,“老邓有点克里斯马(领袖气质)的味道。”

1980年代的“文化热”虽已消散,其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却一定程度上在延续。季刊出版的最初几年,无论编委还是作者,都不拿钱;季刊根本无需约稿,就有足够的稿源,“而且拿来的都是最好的东西”。

杂志从未公开出售,只放在万圣书园等书店售卖,却迅速成为当时民间公认的中国头号学术刊物。

“这种影响力有时大到超出常理,”徐友渔表示,“官方庞大体制内这么高级的学术建构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也相形见绌。”

北大教授王铭铭1994年回国,看到季刊及其姊妹刊物《中国书评》,惊讶于其国际水准,专门跑去编辑部一探究竟。后者此时已搬到了六郎庄一栋两层农民房中,不变的是邓正来的热情和锐气。不久,王铭铭就成了邓的作者。

凭借迅速扩张的影响力,刊物成为了一代学者的舞台,对接了林毅夫等一批归国学者的国际化标准。

国内学者在此崭露头角的也不少。2011年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曾发表近2万字的文章,是为其代表作的先声;为此,张小劲还专门去南京见了尚有点孤僻的高华,后者的名字随着文章刊发而渐为人知。

季刊还举办各种民间性质的研讨会,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正是在会议上脱颖而出,季刊提供的硬卧车票对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可谓难能可贵。

归根结底,徐友渔认为,邓正来和他创办的季刊呼应了时代和知识分子的转型。一是他将自1980年代末逐渐流散的活跃分子重新聚集,成为“一杆旗帜”;二是迎合了知识界从美学等人文领域向更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的转变。

“季刊的文章,探讨的都是现实问题,把社会科学推到了前沿位置,邓正来可以说是1990年代民间社会科学的代表,取代了上个十年李泽厚、刘再复的位置。”徐友渔评价。

在江湖

历史学者袁伟时回忆起1990年代初与邓下榻同一宾馆房间,听他滔滔不绝讲话,并不停吸他的二手烟,听他的国骂“三字经”。

1956年,邓正来出生于上海,上的小学聘了外教,直到中年回顾人生时,他都对此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即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用不同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看法的。”

随着“文革”爆发,1969年底,邓正来随父母进入四川,支援三线建设,14岁“走后门”,进入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童工,一干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