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张伯苓 冰火两重天:张伯苓去世后的两岸纷争
摘要:张伯苓去世后的新闻报道、纪念规格、遗嘱真伪、一生评价,国共两党都盖上明显的政治烙印,服务各自的政治立场。
作为“康梁时代的人”(周恩来语),张伯苓在两个政党、两个国号、两条道路、两个命运的决战中,无论生前逝后,无论主动被动,都备受关注。他去世后的新闻报道、纪念规格、遗嘱真伪、一生评价,国共两党都盖上明显的政治烙印,服务各自的政治立场。
首先,海内外报道冰火两重天。
大陆反应冷淡,只有《天津日报》于1951年2月26日刊载黄钰生代笔的遗嘱,题为“前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又刊载他三位儿子的一个79字“哀启”。其他大陆新闻媒体沉寂一片,无任何综述、评论、纪念,更谈不上深度报道。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也未公开披露。
海外却热乎不已。港台、美国等地报刊、通讯社深入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刊发专题纪念文章,称其“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
其次,纪念规格冰火两重天。
4月8日,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一个小型追悼会,未公开报道。大多数人仍在观望,怕受政治株连。与会者只有350人左右,无高层官员,“老年人多,青年人少,穿长袍、西服的多,穿干部服的少(约10人)”。
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杨石先、秘书长黄钰生、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文学院院长冯文潜、教务长吴大任、生物系主任萧采瑜、化学系主任邱宗岳、会计统计系主任丁洪范、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司徒月兰、经济学院教授袁贤能和杨学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等参加追悼会。
还好有周恩来领衔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同学们发起追悼会,周恩来校友领衔。出殡之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奉周总理之嘱托,送来花圈。”(黄钰生《关于张伯苓先生遗嘱的真象》)
追悼会结束后,天津市委统战部在送天津市委的一份报告中称,整个追悼会显得零落、寒伧,不热烈也不悲壮,会场显得很冷清,零零落落的,参加追悼会的人感觉这个会“规模小了些”。(周利成《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最后岁月》)
台湾当局的纪念格外隆重,而且比大陆办得更早。2月27日,蒋介石获悉张伯苓病逝,在日记中写下“痛悼无已”。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办追悼大会,蒋介石亲写挽联“守正不屈、多士所宗”以志哀悼。(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0卷,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3年版,第53、89页)公祭时,国民党政要集体出席,蒋介石亲致祭文。
第三,遗嘱的“真伪之争”。
张伯苓第二次中风后,不能说话,但听力可以,意识清醒。据甄光俊考证,经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按照张伯苓的口吻,和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清常逐句逐字地斟酌了一份遗嘱。
黄钰生来到张伯苓床前,放慢语速读代拟的遗嘱,每念完一段,张伯苓都点头同意。听完全篇,他挑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在场者有张伯苓夫人、儿子锡祚夫妇、儿子锡羊的爱人。锡羊的爱人还大声问张伯苓:“您说写得行不行?”张伯苓又一次挑起大拇指。因为当时张伯苓的手已不能握笔,这个遗嘱上没有张校长的签字。(甄光俊《张伯苓遗嘱真相》)
1976年,台湾南开校友编印《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出现伪造的《张校长伯苓先生遗嘱》。主要破绽有二:其一,张伯苓行伍出身,好用大白话,从来不用骈体,但“遗嘱”里有“惟始皇阴狠,秦廷终于覆亡;巢闯跳梁,沐猴宁能成事”之类骈体;其二,张伯苓1951年2月14日中风,八天后手已不能动作,伪造的“遗嘱”注明日期是“民国四十年二月二十二日”,竟然有张伯苓“签字”。
1980年春,民盟天津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小组访问黄钰生,核实此事。黄澄清:“我是张伯苓先生的学生、多年的同事,又是张校长遗嘱的起草人,我有责任说明事实真相。”
第四,两岸评价冰火两重天。
台湾南开校友纷纷以纪念集、悼文、传记和专著等,肯定张伯苓的办学功绩。此后,每逢张伯苓逢十诞辰,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
但他的名字在大陆有一段时间成了“忌语”,“张伯苓就像一颗流星,倏忽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创立的南开也面临一系列冲击和调整:校歌销声匿迹,紫白色的校色久违于校园,校训成了历史的陈迹;私立的天津南开中学、天津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均被收管,分别更名为天津市立第十五中学、第七女子中学和重庆市立第三中学;1952年院系调整,拥有文、理、工、商四学院的综合性南开大学,萎缩成仅有9个系的文理科大学;当年接收“敌产”而扩展的三处校园,又缩回旧有的八里台一块校址。
(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画传》)
南开大学各院系批判张伯苓的调门日益高涨,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
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司徒允《逝去的大学
张伯苓之后,再无南开》)
(【山水微言·241】。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30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